记再见二姐

再次见到二姐已相隔二十一个春秋，是千里迢迢异地而居见面不方便吗？不是。是姐弟之间闹过什么矛盾耿耿于怀吗？不是。只因为是同父异母，小时候没在一起生活过，感情不深。这次约见是想把一册装订精美的拙著《一粟文集》送给她。

下了公交车，跟随前来迎接的二姐曲折步行五分钟抵达隐蔽而幽静的省设计院宿舍楼，在她那宽敞、整洁、素雅的居室里落座，漫谈中谈的最多的是对父亲的看法。由于感受不同，二姐口口称“老头”表达了对父亲的“大不满”，而我完全可以理解她。

我对二姐说：“父亲的确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犯了错误，导致大姐当童工，你也受委屈了，你母亲贞洁守寡，生活艰难。我二十一年前就对你说过我是同情你的。但从大节上说，父亲是好人，连他的名字涂慰农都很有意味。他一生只管治病救人，甚至冬夜义诊，抗日战争期间淹留他乡，结交的朋友既有贫下中农，又有地主富农。他善待地下党员‘程嫂’，以至于徐州解放后不久，一身戎装的‘程嫂’登门叩谢。‘文革’前他把珍贵之物——郑板桥的大中堂墨竹，捐献给国家……”她聚精会神地静听着，机灵的大眼睛变得有些泪眼模糊。

我接着说：“他的夫权、父权意识及民族自尊心极强，因为我不给他磕头，他用擀面轴击打我的头，头上起个大疙瘩，而面轴子也断成两截。我相信您所说的，当年您母亲也必定受了不少委屈。最对不起您母亲的是：您母亲作揖苦求刀下留人才使得拒绝给鬼子兵鞠躬的父亲免遭杀身之祸，而父亲没能忠于爱情。”二姐夫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得看大节。”

我说：“二姐，你知道吗？父亲确有忏悔之心，他哼过京剧唱词‘将桶水泼在地下，我怎能把水再收回？’其声痛切……”

坚冰能破，金石可开。成见很深的二姐听着听着，慨然长叹曰：“是要看大节。”

她把我送到车站，我对她说：“父母把长寿基因传给了您，您如今健康幸福，为您高兴。《一粟文集》的最后一篇写到了父亲教我背悯农诗，细细品读吧，父亲还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