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永远怀念的人

他离开我们已经7年多了，按理说一个及其普通得平民百姓能饱经沧桑84载也算高寿了。再回顾他那离世时的安详，作为晚辈我们也该没什么可遗憾的了。但是每当看到现实中宣传各种先进典型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要将他与这些典型作一番比较。比的次数多了，在心中便有了“他就是我心中的孔繁森”的结论。说来也怪，这样一来，我那难受的心似乎也得到了安慰。

40年代，他告别了父母及中原的父老乡亲，走上了戎马生涯的革命道路。经历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新中国建立后，他本可以留在省城工作，但他却选择了和许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患难战友一道，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脱下正连级军服，扛起斧头，加入到了四川省森工大军的行列。来到了西藏与四川交界的原始森林中，为建设新中国伐木。在这里，除了要抵抗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外，还要时刻准备与土匪作战（有的土匪就是国民党残部）。要说这些土匪也够猖狂的，经常与民改工作队开展阵地战乃至袭击民改工作队。当时他担任的是森工武工队队长，一旦工作队遇到什么危险，武工队都会出面营救。而每当武工队一出面，土匪都会落荒而逃。

从他的摆谈中，我更深刻的理解了军人与战争的含义。武工队在当时完全把与土匪作战当成了一种对过去冲锋陷阵的复习。一说起那段历史，他就特别来精神。他对枪特别有感情，玩得也特好特娴熟。一支“20响”他可以将全部部件拆散，兜在衣服前襟内，绕300米的操场跑不到一圈便可把枪还原，还要打响。

根据工作的需要，他先后又更换过几个工作单位（都是森工系统）。60年代来到了他最后的工作地―――位于凉山、宜宾、乐山三地交界的大山深处的又一个森工局。先后担任过生产第一线的场长、房建队书记、职工医院院长等职。他的这些小官当得之清廉，说出来可能没有多少人相信。当房建队书记的那段时间，社会上正盛行做家具。好多家庭都添了新家具，他却没添一样。没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他却掌管着若干的建筑木材啊。不要说他开口，他就是能默许的话都自然会有人把家具给他送上门的。又说他当医院院长，家里连普通的感冒药和消毒用的酒精棉球都没有，就别说往家里拿那些贵重药品了。

他在职时，老伴本来是有多次由工人转为干部的机会的。可他硬是一次次地把指标让给了别人。为此他也没少受家人的埋怨。而老伴也因此工作到退休还是个工人。假如不是在他手下工作，转干的事早就搞定了。

要说他的工资就更难想象。自从部队下到地方后他该算是高收入了。所以每次调资，他都让，本该他调的他都不要，把指标让给工资低的同志。谁知在他离休没几年，好多当时的低工资就已经超过他的工资了。

他一生清贫，但本性善良。他最看不惯贪国家便宜的人，看不惯慷国家之慨的人。对小偷小摸国家财产的人，一旦被他发现，肯定会遭到一顿不留情面的批评。他虽然不留情面，但也不徇私情。所以尽管当时得罪了一些人，事后还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他没有文化，但对政策的理解很深刻，掌握的分寸很恰当。他看到农场的管教干部打犯人，他敢上去制止，并批评管教干部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之处。这在80年代中期有多少人敢这样做？何况他与别人又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两个不同单位的人你管得着吗？可他硬是这样做了。当然在“侵犯人权”叫得当当响的今天，能这样做的人肯定有，可毕竟时代不同了。见到他这种行为，我当时就想到了读小学时看过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管闲事的老头”。当然，这还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在我们国家有些相关法律还没出来以前，善良的人已经在践行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是离休干部，按国家政策其医药发票是实报。他执行得是不折不扣，他买药就只买治他的病的药，老伴病了要想他顺便买点，那叫没门。然而他却没想到，主管报帐的干部暗中利用他的名字不知多报了好多钱。

他的一生正直、俭朴，虽然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金钱和财富，但他的做人的高尚品德就是儿女一辈子也用不完的精神财富。在我们的心中，他是未被披露的先进典型。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