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叫杨米贵，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

外祖父是得癌症去世的。据当年诊病的医生说，此症乃长期心情郁闷所致。这话不假。

外祖父祖藉山西东水村。那是个四千余户、八千口人的大村庄，六岁那年姥爷、姥姥从山西老家搬到我们村居住的时侯，我去过。在我们印象中，山里的村子，都是十户一村，五户一屯，这么大的村庄，还没有见过。

上初一的时候，一天中午，我放学回来，看见母亲肩头一耸一耸，正在屋里抹眼泪。我问怎么回事，母亲沉默一会儿，才说：你姥爷被老家来的人带走了……我问为什么，沉吟半天，母亲才哽咽着说道：当年山里遭荒旱，我和你姥姥、姥爷来逃荒，为了让我逃条活命，你姥姥、姥爷把我送给你以前过世不久的姥姥、姥爷做养女——一家人失散以后，为了活命，你姥爷回家被迫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土匪兵……我一下子蒙了，怎么也不相信，像姥爷那样纯朴善良的人，怎么会是土匪呢！……自从姥爷五八年搬来居住以后，十几年一直给生产队喂牲口，每年都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奖状贴了满满一屋墙，我们不觉得它怎么样，可在外祖父的眼里，却比什么都金贵，常常站着一看就是半天……尤其是姥爷喂的那头大红牤子种，光光的毛，粗粗的腿，长长的角，浑身上下，绸缎似的，起明发亮，身体足有两吨重，配上系在长角上的那块大红布，赶集上会，街上一走，比过去皇上出宫还风光……半个月以后，姥爷被造反派押送回村里——听母亲说，姥爷因为受刑不过，在老家上过两回吊，没有死成，最后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回来了。从此，姥爷天天爬街，夜夜挨斗，甚至还被关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交代反革命罪行，从一个县劳动模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历史反革命……

一天傍晚，我放学回来，一进院子，就听见屋里传来姥爷呜呜的哭声，中间夹杂着“我冤枉、我冤枉”之类的訴说，进门一看，只见姥爷满脸是血，浑身是伤，双手磨破，膝盖磨烂，露出粼粼白骨，疼得我心儿直颤，身儿直抖，知道这是姥爷爬街时磨的，让人用脚踢的和用枪托子捣的……

我找毛孩去！我说着就往外走。毛孩是村干部。

你千万别去……母亲忙拦住我，越去找越较劲……

我没有去。哭着和姥姥、母亲一起把姥爷抬到炕上，让姥爷休息，因为明天天不亮姥爷还得起来扫街……

虽然没有去找村干部，但是我连夜写了一份申述材料交到公社，要求公社给姥爷平反。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平反”这个词，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没救了姥爷，我我自己也被揪上舞台，批斗了近一个月，骂我是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

尽管如此，我一直没有停止替姥爷向上申述。一年多过去了，历史不再疯狂，终于安静下来：虽然外祖父不再爬街，不再挨斗，不再被严刑拷打，但是每天天不亮还得起来扫街，打扫厕所，接受劳动改造，遇上公社召开万人大会，还得把外祖父他们请上舞台，表演一番，好让人们记住历史并没有忘记他们……又过了两年多，晴天一声霹雳，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本来外祖父大难过后，该有后福了，可是一天吃饭的时侯，觉得嗓子眼儿里一绊一绊的，咽不下去。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原来外祖父患了癌症，已经是晚期。我和母亲腿都软了，急得直想哭，外祖父却很平静，反过来劝我们，让我们别伤心……我们让外祖父住院治疗，外祖父不肯，最后还是跟我们回家了……只是外祖父对申述的事情念念不忘，几次问我怎么样了，上级有没有派人调查落实，因为，他告诉我，他虽然当过一年零六个月的土匪兵，却没干过任何坏事……相反，他一辈子受苦受难，任劳任怨，十几年一直是县劳动模范，有奖状为证……我无言以对，只说那些奖状我们给他保存着呢，用红牤子种头上那块大红布包得好好儿的……外祖父不言语了，只是时不时解开那块大红布，看着那些奖状……

我只好再去催申述的事：先找大队，后找公社，再找县里。可是人们听了我的陈述，似乎并不热心，只是不易察觉地淡然一笑，那眼神在说：不就是一点儿个人小事儿吗？太平常了……

几个月以后，外祖父去世了，临死也没看到给他平反，怀里还揣着用大红牤子种头上那块儿大红布包着的奖状，眼睛睁得大大的，嘴里好像喃喃着什么，谁也听不清，谁也不明白，只有我自己知道跟申述有关……

出殡那天，我们把外祖父用大红布包着的奖状焚化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像人们说的，那些东西焚化以后，外祖父在阴界才能收到……而外祖父，早在三四天前，就像这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飘飘忽忽，飞过蓝天，溶入无限，化为乌有，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

一年以后，地、富、反、坏、右全部摘帽平反。遗憾的是，倘若历史的脚步快些、再快些，兴许外祖父就不会死……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