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人常说孩提时代记忆是由朦胧期逐步走向旺盛期的。我五岁那年，也正属于记忆朦胧期阶段。一天，我在大街上玩耍，突然目睹一大群人，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呼喊着口号，推推搡搡簇拥着父亲走向一个搭建的台上，我以为是父亲被人欺负了，吓得大哭起来，一些好心人把我带回外婆家。后来随着岁月增长慢慢懂事了，才知道那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们原本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家庭，也由此一步步陷入灾难的深渊。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父亲人生中的一些往事常常会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萦徊，显现……

一

我的父亲姚敬隆，开化解放前夕，曾参加郑士魁组建的地方游击队，缴过国民党金村乡公所自卫队的枪。1949年5月4日，游击队迎接第二野战军16军48师144团的解放军解放开化。开化解放那天，母亲和父亲婚后四个多月，恰在外婆家，听人说大兵来了，和同居一屋比母亲大十多岁的阿姨，两人瑟瑟发抖的躲在床底.外婆家就住在荷花塘边，和国民党旧政府所在地仅一墙之隔，是县城集结中心.解放军官兵云集在荷花塘边活动.母亲因躲藏时慌张，房间门是虚掩的，一解放军战士用餐时推门看见母亲躲在床底下，忙打招呼：“小姑娘，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并招呼母亲和他们一起用餐。母亲见解放军和蔼可亲，就壮胆从床底下爬出。第二天，父亲参与丁慈带队的游击队员押送金村俘虏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到开化交接，母亲和父亲谈及此事，父亲哑然失笑，诙谐风趣的对母亲说：“你呀，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也不看看场面，只知钻床底.”

开化解放后，父亲本想和丁慈一起随解放军进藏，那时母亲已有身孕，外婆是无论如何也不让父亲赴藏.后来父亲到衢州三专署行政干校学习.为期两个月培训结束，行政干校领导考虑到江山开化土匪活动最为猖獗，动员18名优秀学员分配到开化工作，父亲是其中之一。

开化刚解放不久，国民党残留特务和土匪亡我之心不死，妄图颠覆新建立的革命政权，马金土匪头子汪成俊邀回开化探亲中央嫡系部队侍卫队长陈雄甫，请他绘制一张攻城军事图，当时的开化县是[小小开化县，三爿豆腐店，衙内打屁股，城外听得见。]加之城墙防御工事也并不复杂，陈雄甫是行伍出身，就毫不费力的绘制一张攻城军事图交于汪成俊。汪成俊即马上啰集土匪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攻打开化城。母亲回忆说：汪成俊攻打开化那天，母亲正从菖蒲东坞老家到开化外婆家，县城城门四面紧闭，不许来往行人进出，母亲和守城人员通报是父亲的家人，守城人员知我父亲也认识母亲，才被允许放进城来。而外婆却嗔怪母亲：“你早不来晩不来，偏这个要命的时候来，如果说他们[指汪匪]打进城来，首先要杀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守城部队和军管会工作人员经两三天的英勇激战，听说肖山岭背激烈的枪声像炒豆般的整整响了一天一夜，打退了土匪猖狂进攻，稳固了新政权。后来陈雄甫因提供攻城军事图，被政府镇压了。那天开公判会，母亲正抱着襁褓中的我姐去看热闹，一看是表兄，母亲忍俊不住哭了，父亲为此狠狠地批了母亲。

父亲衢州三专署行政干校回来后，组织上派他到长虹乡担任解放后第一任乡长。开化刚解放时，土匪活动猖獗，父亲和同事们白天在乡政府上班。下村走访，都是开动两条腿步行的，因那时候县里恐怕也找不到几辆自行车，乡下就更不必谈有自行车了。晚上为防土匪袭击，工作人员一长一短枪支埋伏在野外。建国前，工作人员实行的是供给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当时也就流行着这样的话：挎着盒子枪下乡，迈着两条腿走访，吃的是百家饭，睡得是乱坟岗。这就是当时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环境真实的写照吧。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开始后，父亲被组织上调到村头区，杨殿同时任区长，父亲任区秘书长兼法庭庭长，。当时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运动属非常时期，区一级人民政府握有生杀大权，现在的林山乡从花桥村以上包括菖蒲在内命名为同源乡，属村头区管辖范围，辖区内的审判工作自然而然非父亲莫属。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结束后，父亲调到县里，之后在县文教局、法院及农村政策调研组，县人委任职。二

父亲于1946年毕业于开化简师。十三岁时，父母双亡，和年迈的祖母，七岁的妹妹相依为命，一家人生活仅靠几亩田地出租维持生活。从小失去父母的父亲，学习用功，严于自律，学习成绩优秀，特别是他的国文成绩，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听说父亲12岁那年得了一场病，病了两个多月，后来学校要期末考试了，父亲是大伯把他背到开化的，结果还考了个第二名。父亲的聪颖好学，国文基础较好，这为他日后参加革命工作在写作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父亲在写作方面，善于调查研究，擅长收集题材，然后进行归纳分析、筛选。听母亲说，父亲在写古田山发现原始大森林一文，曾几次步行几十里，翻山越岭，深入基层访问老农，探询古田山原始大森林的基本概况。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省里的重视。苏庄也是那个时候开始通公路的，古田山成为伐木场时，当时还有“小火车”运输木材。父亲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不懈努力，在写作方面终于结出丰硕成果，他先后在《浙江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发表过诸多文章和新闻报道。据说父亲有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母亲还说父亲有一篇报告文学入选某大学为课外补充教材。据现已离退休的老干部回忆说：父亲当时发表的文章有：《林小苟的密植插秧法》《不法富农笑里藏刀》《若要好问三老古田山发现原始大森林》《人人拥护他》《一面褪了色的红旗》《农村确实购了过头粮》……父亲由此名声鹊起，被同事们尊称开化一支笔。遗憾的是这些文稿毕竟事隔多年，加之父亲本人已去世，档案也查找不到，离退休老干部年龄较大，全凭脑细胞的记忆里一点一滴挖掘出来。我清晰地记得《人民画报》当时刊登的舜山互助组社员激流放木排的一个画面，并有几百字文章，作者姚怀松，是我父亲的笔名。这份珍贵的文史资料，却被我们儿时愚顽地作拆纸游戏而毁掉，为此父亲大为恼火，出手打了我们。

三

父亲为人坦诚，敢于直言。一九五七年，一场政治厄运降临到父亲头上。父亲因发表过当时被认为言行过激的文章。例如：统购统销期间，如实报道农村有一些地方确实购了过头粮；如实报道农村有些地方农民还过着“辣椒当油炒，蕃薯当红枣，爬山过岭当棉袄”的困难生活，如实报道当时农村有些地方造林又开荒毁林，年年造林不见林的状况；报道一位全国劳模堕落的材料，题为“一面褪了色的红旗”。所谓的这些都被视为右派言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父亲划为右派后，组织上安排了两条路走，一是到林场接受劳动的改造；二是回农村，父亲选择了后者。常言道：人要衣锦还乡，不能落魄归田。1958年，父亲带着屈辱和无奈，携一家四口人，返回菖蒲东坞老家。父亲以往回家，村里人是夹道欢迎，而今天的回家人们是用诧异的眼神望着父亲，是同情？还是惋惜？不得而知。好在都是乡里乡亲，也不会有太多的鄙视，就这样我们在老家安居下来。说来也巧，那年正赶上老家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就这样维持了近一年时间。父亲也就在这一年里置办了一些做饭、粥瓢的工具，拜师学艺，干起了做饭、粥瓢的营生，挣了点钱，贴补家里日常开支。母亲闻悉县城附近几个村准备组建越剧团，缺少一个导戏的，就利用自己原在越剧团演过旦角的资本，前去应聘。说到母亲演戏，父亲和母亲曾有过一段因戏缘而结识的浪漫婚姻史。1947年，县里几户大户人家筹资创办越剧团，当时母亲正值妙龄少女，人又长得水灵，被越剧团选中，后扮演旦角戏演红。越剧团里包括母亲在内三个余姓，是扮演生.旦主角，母亲名月仙，越剧的越和月亮的月是谐音字，母亲也是唯一中得头彩的一个，因三人戏演得好，当时开化人就在传颂这么一句顺口溜：三个月仙赛过天上神仙。我父亲那时不到二十岁，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英俊少年。他简师毕业后，分到音坑明廉教了一年书，后又到菖蒲寺后垅小学任教。学校假期，父亲一次偶然的看戏，看见导戏的在排戏时强行叫母亲改唱一段戏词，母亲倔强不唱，导戏的大骂母亲。父亲年轻气盛，本对母亲就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的心理。于是就打抱不平，和导戏的理论起来，父亲就这样认识了母亲，后来就托媒到开化外婆家提亲。到了1948年，国民党开化县政府当局风声鹤唳，认为戏班子走南闯北，恐有共产党探子混在其内，命警察局把戏班一干人等抓起来审问。母亲是县城人，当天就由外婆保释出来，戏班被当局这一拆腾，就解散了。翌年元月，父亲和母亲结了婚。

1952年初，母亲被安排到菖蒲供销社担任出纳工作。后来又因我的出生，辞去了供销社工作，父亲责怪母亲草率辞职。若干年后父亲完全可以把母亲调县总社的。听母亲说，生我时前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一条龙往西南方向游去后又折回头。外公剖析这个梦，说太可惜了，龙要么盘着不动，要游不能折回。虽然是一个梦，但也印证了我和我们家庭所经历人生种种不幸和坎坷之命运。

父亲的烟瘾很重，我想可能和当年县里工作性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父亲在县农村政策调研组，将别是在县人委办公室任秘书长，长期和文字打交道，繁琐的公文撰写，还要整理典型材料向报社投稿，经常熬夜，为驱逐困乏，唯有寻求香烟刺激。当时父亲已有正常的工资收入和稿酬，烟瘾重无碍于影响一家人的生活。被错划右派到农村后，因从小就没参加过生产劳动，每天所挣的工分不及正常劳力的一半，年终核算时倒挂，一家人口粮都称不回来，吃饭都成了问题，哪来的钱买烟。无奈只好自己种点土烟，晒干后用榨油时的下脚油，涂在烟叶上压榨后切成烟丝。无下脚油时，干脆把烟叶搓碎放在烟斗里过烟瘾，日子就这样苦苦地熬煎着。后来生活实在熬不下去了，母亲也弃我父亲而去，带着我们兄弟下嫁他乡，父亲也就子然一身，过着形影相吊的日子。

四

或许是遗传基因的关系，我小时候读书也很聪明，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第一位，家里墙壁上各种奖状贴满。班里有几个调皮且又不会读书的同学，因嫉妒我学习成绩好，临放假时，把学校小便处砌的坑沿踢坏，并嫁祸于我。老师又偏听偏信，把我关了近两个小时，使我小小年纪就蒙受如此不白之冤。父亲对我的学习成绩持冷漠态度，没有因我学习成绩好而感到高兴。或许是家庭生活困难的因素，或许是父亲怀才不遇，前程渺茫，心灰意冷的关系，他并不想让我读书，长大了踏踏实实当个农民算啦。而当时学校里有位姓任的校长很看重我，劝我母亲无论如何要培养我读书，如生活确实困难，他愿意承担部分费用。后来好心的任校长调到开化北门小学担任校长，他还把我带到开化读了一年书。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就把我叫回，让我到生产队里放牛。我十五岁那年，父亲想让我跟邻村一个煎樟木油的师傅学艺，煎樟木油是个重体力活，当时我尚年小，加之资源匮乏，沒什么前景，也就没去学。然而，世事难料，就为此事造访，父亲由此埋下祸根。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的前期是“破四旧、立四新”，村里文革人员将悬挂在姚家宗祠[东山堂]上的一幅舜帝画像，〈据史记载，舜为黄帝八世孙，父名瞽瞍，母名握登，遂生舜于姚墟，以姚为姓〉，因舜帝是五帝之一，姚姓的后人引以为荣，凡有姚家宗祠几乎都挂舜帝画像。一幅是太祖宗画像，太祖宗是南宋嘉定年间【1213】，从马金姚家迁徏东坞定居的，迄今已有子孙几百，然而处于那个动乱岁月，后人们却不容忍祖先立于宗袔大堂，连同【东山堂】丨牌匾取下来一把大火焚之。父亲是个读书人，明白其中椽由，却不敢贸然说之，只是黙默的回到家中把两根柱子牛腿上，堂前条桌屏面上镌刻的一些人物画鸟雕像用小斧子劈除。我不解的问父亲：为什么好好的要把它劈掉？为什么人家家里也有不劈没关系？父亲叹了一口气说：老祖宗都保不牢了，我不把它们劈掉会带来麻烦的。我似乎明白了，毋庸罝疑，父亲是个戴帽之身，必须和旧文化彻底决裂。后来，村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看到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儿时同伴，戴着红卫兵袖章，神气十足地在我面前炫耀，说实在的，那滋味真不好受。红卫兵头头说我们是黑五类子女，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但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必须和家庭划清界线，属可以教育好子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那个动乱年代，像阴霾一样肆孽着家庭出身不好子女的心灵深处。也就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的熏陶下，我们开始对父亲冷漠起来，经常责怪父亲，不给好脸色，只要父亲一开口，不管对错与否，都要和他顶嘴，后来关在寺后垅批斗，甚至连饭都不给送。每逢想起我们当年的那种不孝举动，虽说是当时已扭曲变形的社会所造成，而却成了我们终生难以释怀的愧疚感，被无尽的纠集着、撕咬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两件事，对他打击最大。第一件事是父亲想让我学煎樟木油无端被连累的冤枉。煎油师傅文革期间被批斗，经不起逼供，就把自已煎樟木油颠倒黒白说成是【煎兵片】，胡乱攀咬，供出一些组织成员。所供成员出身好是能过关的，出身不好就大祸临头了。父亲由此蒙上不白之冤，原来特殊惠顾没有了，取而代之是无休止的批斗。虽然后经査实是子乌虚有荒唐事件，而父亲却为之吃尽了苦头。第二件事是区里的一次批斗会，一位土改斗争中被镇压的恶霸，其父和父亲在同一台上接受批斗，他嘲讽父亲说：你有今曰，我死也暝目了。父亲听后，不觉黯然神伤，触景生情。眼前的一幕仿佛回到了十八年前，那时候，父亲是法庭庭长，代表政府、代表人民在台上主持公判大会。那时候情形和眼下差不离，也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口号连天、震耳敋聋。所不同的是同一场地、同一情形，而却本未倒置，却和他们成了沆瀣一气的同类人，接受人民的批斗。前后映衬，父亲不禁感慨系之，感到屈辱无奈。

（五）

父亲对党是忠诚的，尽管他在政治生涯中受到打击，还念念不忘党对他的培育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运动中，自己手上镇压了那么多的反革命和恶霸，如果他们变天，那还有我存活的空间，说我错误我接受，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怎么接受得了！父亲也经常告诫我们只有跟党走，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党如同我们母亲，哪有子女受了委屈就不理母亲的道理。我十一岁那年，父亲挥毫写了一幅对联；“革命十载感党恩德，归农四春居之亦安。”我想这可能是父亲对参加革命工作十年的缅怀和回乡四年所抒发的感想而已。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屡遭批斗，虽说是满腹委屈，却忠心不渝，手指咬破用血写了“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毛主席”的血书，用碎玻璃在胸脯上刻了一个血淋淋的“忠”字。我那时已十七岁，亲眼目睹。父亲后来由于长期压抑和郁闷，已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经常神思恍惚，说话喃喃自语，举动让人匪夷所思。

一九六九年九月末的那天，天上布满乌云，显得很阴沉。父亲吃了晚饭，因在寺后垄小学集训，晚上是不准回家的，那时节秋尽冬已将临，晚上是有点冷的，父亲穿上原参加革命工作期间穿过的棉袄，棉袄已经很破旧了，露出一团团棉絮，但倒也可以御寒，临走时对我和弟弟说：“我十三岁时你们爷爷奶奶去世，今年你也十三岁了（指二弟），往后生活要靠你们兄弟俩相互照应。”父亲走到门外又踅回头对我们说：“不管怎样，你们一定要记住，听共产党的话，你们现在还小，以后的曰子或许会好起来的。”当时我和弟弟竞那么愚钝，父亲的这段话竟成了父子之间的最后诀别。或许是父子之间血浓于水的感应，那一夜我辗转反侧，竞未能入睡。

父亲一生命运坎坷多舛，年幼时父母双亡，年轻时正当事业有成，浙江日报社已函调父亲，却蒙受一场政治灾难。父亲最后踏上一条不归之路，是政治前途渺茫，家庭的支离破碎，生活上的穷愁潦倒，以及无休止的批斗导致的。他英年早逝，无可厚非对父亲本人及家庭来说是一个悲剧。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8年中央55号文件解决了右派政治问题，并妥善安排了工作。如若父亲在世，在政治待遇上，他是可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然而父亲已长眠在地下，无法享受党和政府给他的第二次政治生命。人生戏剧性的变化，谁也难以料到，就在父亲政治问题解决的第二天，之前我连当个民兵的资格都没有，却当上了民兵排长。几个月后，古田山采育场分配四个合同工名额给乡里，乡政府直接给我安排一个去古田山工作的名额。我的婚姻问题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机，先前由于我旳出身问题，婚谈是到处碰壁。父亲的政治问题一解决，意想不到竟有人主动上门和我联姻。后来，我和一位年轻貌美比我小十岁的姑娘【现在的妻子】结成伉俪。我们要发自肺腑感谢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英明决策赋予我们全家扬起新生活的风帆。一九八O年，我和弟弟沐浴了党的阳光温暖，相继落实政策招了工。之后，我努力工作，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县劳模，当上了供销社主任，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越过越美好。今年母亲八十寿诞，全家幸福四世同党，这一切，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