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植于记忆中的大爷和大娘

北方人称大伯为大爷，称大爷的妻子为大娘或大妈。

我这里要说的是邻居的大爷和邻居的大娘——大爷和大娘也根本不是一家人。

那时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家与大爷家房挨房，是名符其实的邻居。大爷是一个身材不高且干瘦的小老头。听大爷说，他最早居住在齐齐哈尔市的一个名字听起来很晦涩难记的小地方，是后来迁居到农场这里的。大爷的妻子早亡，大爷一手拉扯大好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在我记忆中，大爷一直与他一个未成家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大爷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有结婚或是建房上梁的，大都要来找大爷给写写对联。特别是要过年的时候，大爷家更是热闹，来求大爷写对联的乡亲络绎不绝。大爷家的炕上搁满红纸，大爷架起老花镜，挥毫泼墨，一写就是两三天。大爷写毛笔字有自己的特点，盘腿坐在炕上，不用桌子，把红纸直接铺在炕上，身子前倾……通常，来求大爷写对联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时间或没有耐心等待的，向大爷交代好都要写贴在什么位置的对联，几幅对联，几张福字云云之后，就回去了，到大爷吩咐的时间来取。有时，大爷为了不致弄混或忘记，还会在红纸的背面写上谁家谁家几幅几幅分别是贴在哪里的。另一类是有时间的不着急的，可以帮大爷打打下手，比如裁裁红纸，比如将写完的拿到一边晾干，将晾干的对联收拾在一起。大爷一天到晚没有什么事，虽然白搭着功夫，白搭着墨汁（有时也会有人拿墨汁），而且有些累，但大爷却总是有求必应，乐意为之。

再说说大娘。大娘的家与我家的距离准确地说比邻居还要近——一幢房子里的东西屋。那时的大娘五六十岁的样子，清瘦，满脸细密的皱纹。大娘的家原来也在齐齐哈尔市地区，老伴不在后，来到作为知青下乡并扎根于农场的小儿子身边生活。那时我还在队里（那时叫连队）读小学，每天放学回来，只要遇到大娘，大娘都会以一脸慈爱的笑容和我打招呼：小二放学了——；有时还逗我：“大学生”回来了——

东西屋，门对门，中间一个大间的厨房一分为二共用；虽说一分为二，却一无遮拦，二无明确界限，这种每天都要近距离接触的关系远比一般意义上的邻居要微妙得多。相处的好，亲如一家；相处不好，大家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情况就很难想象了。而我家与大娘家这种居住关系之所以能延续十几年之久就很好地说明了问题。

大娘的儿媳我叫“二姐”。或许是因为二姐在队里有好几个直系表弟的原因，随着他们的叫法，队里有许多不及二姐年龄的人也都随着叫“二姐”，自然地，管大娘的儿子就都叫“二姐夫”。二姐虽然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但是在举止上有时却是有些讲究的。留在我印象里较深刻的是二姐吸烟时的姿态很有派头，一吸一呼之间都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二姐夫则为人内敛沉稳，不快且顿挫的语速里暗藏着幽默。二姐夫是队里的杀猪主力，经他的手一命呜呼的猪不计其数，特别是在每年的“杀冷（方言，意为入冬以后真正开始冷的时候）”之后，上门预约杀猪的人不断，有时一天要连杀几头。二姐夫好喝酒，但胃不济，常常在夜晚时能听见二姐夫在院子里啊啊的呕吐声。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闲暇时可供人们娱乐的方式很少，电视机在农村甚至还没出现，人们多以听听收音机打打牌看看书串门聊天为主。大爷除了时有为乡亲写对联外，还愿意看书和串门聊天。大爷串门，除了愿意来我家外很少去别人家。父亲因病而常年在家修养，母亲则常年在家做着家务照顾父亲。虽说父亲也时有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闲遛，但一般也仅限于从屋子到院子的距离。也就是说我家一般不会有铁锁把门的情况。所以大爷随时都可以来，随时来随时都可以和父母唠嗑，和也经常加入其中的大娘唠嗑。因为离得近，大爷有时一天之中要来上几次，就像天真的孩子找玩伴一样没有固定的规律。如果有哪一天不见大爷的踪影，那一定是大爷有特别的事情或是身体不舒服，父母和大娘都会念叨甚至前去探望究竟。大爷穿着朴素，甚至有些不修边幅，暖时披着一件蓝褂子，冷时披着一件黑棉袄，漫不经心慢条斯理优哉游哉地漫步于我们两家直线距离虽然很近却要绕过一段长长院墙的大弯之间。

现在想来，父母和大爷大娘抑或在光线有些暗的屋里或坐在炕沿上或坐在木凳上，抑或在头顶和煦阳光下的院子里或坐在低矮的墙头上或倚在高一些的土墙边，或聊家长里短或回忆过去的年月或开点无伤感情的玩笑，那专注的神情，那开怀的笑声，令人倍感温暖和怀念。

大爷酷爱读书，到大爷家，我会经常看到坐在炕里边的大爷，将腿伸展或蜷缩，背靠窗台，鼻梁上架着花镜，借着窗外涌进的明亮的光线，兴趣盎然入情入境地读用一手执在眼前的书卷。我对大爷厚厚的古书不感兴趣，唯独钟爱那一本本图文并茂的小人书（那时我们叫画本），和那一本本薄薄的小小字体的一则则古今中外故事的《故事会》。大爷家的炕的上方接近纸棚的墙上并排横担着两块一米多长的木板（那应该是用来搁置发酵酱块的地方），那上面堆着尽是大大小小的书，尽管书都很旧，尽管有的甚至已经缺页破损，但它们对我还是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力。大爷为什么会拥有那么多的书，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那时的我一心只想看书，只管看书，从未问过大爷。大爷知道我乐意看书，经常带我去他家里。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脱鞋上炕，翘起脚，从木板上拿下一摞摞大大小小的书，扔到炕上，任我挑选。——那是我极兴奋极贪婪的时刻。以至于我一直认为，我对书的热爱就是从那时被激发出来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家与大娘家建立起这样一种默契的关系：不论谁家做好吃的，都要给对方送上一小碗，或饺子，或面条，或好一些的炒菜等等。那时我家的生活水平要逊色于大娘家，所以吃大娘家的东西相对要多一些。一小碗东西，虽然不多，却蕴含了浓浓的情份在里面。记忆中，大娘曾在一个夏天里用茄子制作过一道有些特别的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新奇，我于屋里屋外的进进出出中注意了大娘的整个制作过程。首先将整只茄子以一定的厚度斜刀切片，但不彻底切断。切好后，将仍是整只茄子状的茄子以盐等各种作料腌制入味，再将入好味的茄子于油锅中煎制至熟即可。全部做好后，大娘夹了一小碗给我。记忆中那茄子的味道好吃但有些咸。若干年后，偶尔想起这道菜，我也曾依据记忆试着做一回。至于味道，我已没有印象。

那时候，人们大都住着土坯房，每年秋季收庄稼之前，都要用黄泥抹一遍墙。每次抹墙，大娘都要语重心长地给我传授经验：……要吃劲（大娘的口音有点特别。还有一句经典的，说“不知道”为“知不道”）抹，才结实……你大爷病了，年年都是我自己和泥，我自己抹……别人我不用……。大娘能干而倔强。

大娘跟父母和大爷谈起身边的小儿子——二姐夫：……可腼腆了，见生人就脸红……老师说这孩子太不出头……有回开六一运动会，老师点名让他上台讲话……老师在下面鼓励他……哎呀，你猜怎么着？——真成了……给老师乐得呀……说道这里时，大娘以两手拍着大腿，再现当年的喜悦。而这时的二姐夫，已是不惑之年的人了。

大娘是个极爱干净的人，每天把灶台和柴堆收拾得干干净净规规矩矩是大娘必做的工作。与大娘极爱干净的习惯相比，二姐则逊色得多。正因为如此，大娘背地里没少跟父母说二姐的不是。父母当然是劝慰大娘，时间长了，父母就开大娘的玩笑，说你这老太太，你没听人说吗，干净大了到老糊涂抓巴巴。大娘愤愤然，糊涂了爱抓啥抓啥，明白的时候该干净就得干净。

或许是大爷想鼓励我好好学习吧，一连几年大爷给我家写过同样的一张方联，大福字大小，也做福字功用贴在们的中央；但内容却有些深奥，是用“孔孟好学”四个字以上下左右四个方位巧妙地堆砌在一起的，其中取四个字相同的部分“子”居中而坐。因为有的字的部分是以繁体形式出现的，所以一般人是很难分辨清楚的。最初我还小，我不问，大爷也不做解释。大些时，有一次大爷指着这幅方联问我是否知道什么意思，我摇头。得到大爷的解释后，一有机会，我也会不失时机地考考旁人。

在我读中学的那一年，大爷走了。听父母说，因为给结婚的儿子腾地方，大爷就从南屋搬到北屋去了。住惯了宽敞明亮的大屋子，一下子搬进光线不好的小屋子，不但看书困难，心情也会有所郁结……那天，刚好我在家，但是我没有勇气去看大爷最后一眼，怀着忐忑而复杂的心情，我艰难地度过了那一天。

大爷走了，再逢过年，没人给写对联了。我拿起笔仿照大爷生前的模样试着写，仿照还留在墙上的大爷的字体写。掀开墙上门上一层层的纸，里面尽是大爷历年来所写的对联。看着这些字，常常我会沉思良久。

大爷走后的十几年后，风烛残年的大娘身体也每况愈下，直至重病不起。我最后见到大娘就是在这期间。那时，大娘坐在炕头上，后背倚着被，身上围着被，无力的身子由二姐扶着，目光呆滞下垂。我在大娘的眼前对着大娘连声呼唤，在二姐于大娘的耳边不断的提示声中，大娘终于缓缓地略微地抬起无神的眼，似乎明白眼前的人是谁，嘴里含混地说了一声我的名字……没有几日，大娘也走了。

我生命中的大爷和大娘。深植于我记忆中的大爷和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