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学骏对一个大故事家的怀念

寒风嗖嗖，冬雪初落。2009年12月26日凌晨，国际著名的河北省藁城市耿村大型民间故事讲述家靳正新去世了。村干部打来电话，我的头便轰隆一下，前不久见到这位八旬老人还硬朗，经常种菜卖菜，看样子足可以高寿九十以上的，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耿村这里有一个庞大的口头讲述群体，80年代以来已被命名为大中型故事家者有67人，一般讲述者还有200余人。台湾金荣华教授曾称之为“世界第一”，香港大公报也誉之为“中国故事第一村”。可是岁月不饶人，从80年代末靳言根老人过世，已经先后有王玉田、王仁礼、梁银兰、孙胜台、马小丑、曹美锡、靳言明、张才长等15人先后离去。我作为耿村故事普查主持者和“荣誉村民”，真被他们死怕了。虽然仍有50多位老中青年故事家健在，但骨干队伍毕竟缩小了，那种谈天说地、喜笑颜开的场面逊色了。所以我每次去村里见到老故事家们总是说，你们要好好地讲，好好地活着啊！我能够亲自为他们送行的，唯有1999年2月带人去耿村写春联，正赶上大故事家徐大汉去世，便与几位普查员前去吊唁，并告诉村干部，以后有故事家生病或去世要通个信儿，但他们认为我忙，没有轻易地报告这些噩耗。现在，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之一、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靳正新也溘然长逝，村里的电话便打来了。刹那间，我像看到一座口头文学的宫殿垮了大梁，又惋惜又可怕。

我连夜编出一副輓联：“八十高龄耿村多见生前非为奇，八百故事中国罕有逝后自成仙。”第二天上午，我约上石家庄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樊更喜，一起去耿村吊唁这位蹉跎一生的老人。先把輓联贴到灵棚里，然后我们郑重地三鞠躬，心里说：“老先生，你走好！到天国里去讲故事吧！”一晃一年已经过去。6月上旬我陪同美国圣约翰大学师生到耿村考察，9月下旬又去耿村迎接美国女娲故事代表团到来，两次见面仪式上都提到了靳正新，但少了这位最知名的大故事家便不圆满了。在梦中，我又总是看到幽默的靳老先生仍然在讲故事，没有生前那种度日艰难的愁容，也没有离开亲人和乡亲的悲哀。他是高兴地走的，也一直没有离开我们。

靳正新出生于1927年农历六月十六，那是个吉祥的日子。民间常说“有子无孙，不算有根”。爷爷对这个孙子寄托着无限希望，起名叫领群，意思是不要辈辈单传。但他再也没有领来一个兄弟，爷爷奶奶自然对他宠爱有加，真是要星星不给月亮。然而也常常不能满足爱孙的要求，就说我给你讲笑话吧。小领群一听就高兴起来，只要有笑话，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的。爷爷奶奶和母亲的故事，成为靳正新儿时最好的精神食粮。耿村农历一、六日是集市，靳家开着骡马店和饸饹铺。卢沟桥事变时，靳正新在上小学二年级，听说日本鬼子要学生读日本书、学日本话，便发誓不再上学，经常到自家店里帮忙，听客人们讲故事，日子过得也倒快活。不久父亲生病去世，又兵荒马乱的，两个店铺就关门了。14岁上，日伪军逼迫乡亲们去挖封锁沟，靳正新担土时不小心跌了一跤，被监工的伪军毒打了一顿。后来在村公所夜晚打更，听张老连讲了很多故事，不料被抓到炮楼里遭受酷刑，但他宁可被打死也绝不吐露八路军、游击队在哪里。三天的折磨使他一下子成熟起来，便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后来入了党，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北楼乡党委副书记，而且是村剧团的编写人，故事场上的一个主角。大跃进时期，他对当时极左的浮夸凤不满，上级便派他去修岗南水库，回来被罢官又遭受批斗，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这样他就连讲故事的权力都没有了。五年后平反，却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有多少故事仍然不敢公开讲。抑郁中，靳正新编顺口溜自勉自慰：“人在难处别发愁，愁出病来自己受。笑话就是好伙伴，穷讲穷念盼自由。”

改革开放后，靳正新才彻底挣脱了心灵的枷锁，成为一个文化上的自由人。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家中炕头，他的讲述曾经倾倒过多少村民，特别是青少年们都成了他的粉丝。1986年，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活动广泛开展起来。靳正新听儿子靳春利说了此事，他便催促春利去藁城县文联报矿。于是到1987年正月，我便代表省、地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去耿村考察，一进村就来到靳正新家。那时他虽年届花甲，却情绪高涨，很快招呼了王玉田、王仁礼、张才才、梁银兰等人来讲，形成了一个笑声不断、高潮迭起的故事会。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耿村有众多的故事讲述人和一些歌谣演唱者，有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口头文学的富矿，很可能是一个少见的“故事村”。于是在当地领导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追踪性的故事普查，先后进行了11次，动用130余人次，3200多个工作日，耗资40余万元。每次普查，我们都把靳正新当作采录重点，却总是无法把他的故事录完。问他到底能讲多少，他说可惜小时听来的故事忘了不少，现在少说也有一千个以上。

1989年，我与他座谈过一回，后在《耿村民间文学论稿》一书中列出他的故事储存量为1270个。2004年春，我们采录他的故事记载总数是807个（不包括重复的），而他小本子上记着830多个，这应当是最准确的数字。可惜后来没有实力再进行普查采录，让老人家带到坟墓里去了。在1991年的中国耿村国际学术会议上，靳正新大会上讲，小组会上讲，积极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显示了这位大故事家的文化风采。这中间，我和靳春利整理他的长故事《砂锅记》曾在多处发表，德国《东亚文学》杂志也选发了他的故事。我和宇文敏等人出资编辑出版了《靳正新故事百篇》，竟然获得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1998年12月，他进京出席“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命名仪式，讲了两个小笑话，受到与会者们的欢迎。回来又到我这里拿出证书展示，我们还一起照了相。耿村故事厅里挂着他多幅演讲图片，我还留着他与美国故事协会会长史密斯在一起的照片。这些都已经成为永久的纪念。

靳正新是耿村故事第一人，为该村故事能够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做出了贡献，也为自己成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而兴奋。不料在2009年这个严酷的冬夜，他只是迷迷糊糊从床上跌下来便病倒了，不久就离开了我们。病榻上，他让孩子们拿来自己的证书、照片看看摸摸，从微笑中显现出一丝快慰和满足，又无力地说：“我的故事，没法跟你们传讲了……”这便是一位著名民间故事家终生的遗憾，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一大遗憾。现在国家和省市县的非遗保护工程规划是有了，而靳正新的去世却又是一次警钟敲响：当前的抢救性保护任务太急切了。我们要树立文化的自觉，落实传承人的生活补贴，让更多的靳正新们活得好一点，多活几年，向后辈多传承一些。这是不能再耽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