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忌语

连续三年以来的每个农历三月十八，都是我深切思念母亲和拷问人生的日子，并且这个日子必将在我以后的人生岁月里，毫无疑问地成为我感情纠结的定式，就如我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决意用成熟的铅字表达自己对母亲如丝如缕的思念。因为，在2008年的这一天里，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那个人永远地离我远去了。而之所以是农历，是因为自我记事起，我的父辈们就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向我潜移默化地灌输着这样一个思想：生老病死、红白喜事的记念都以农历计数，这是先人们遗留下来的亘古的习俗。

其实，我曾多次尝试用冼练、精准的文字表述母亲的人生，但终究感到黔驴技穷。因为母亲身上所遭遇的深重苦难和凝结着的深厚包容精神，是中国传统回族妇女命运的凝炼写照，它的深遂与博大不是几个文字所能表达的。

确切地讲，母亲走得那天是2008年的农历三月十八，也就是公历4月23日的凌晨两点，而前一天的4月22日，是我和未婚妻领取结婚证的日子，因为我们遵母亲的口唤，要在“5•1”这天走进婚姻的殿堂。

领回结婚证的那天傍晚，我把红艳艳的证书第一时间拿到已经住院的母亲的病床前，向她报喜。老太太把个证儿攥在手里，反复摩挲着我和妻子的照片，嘴里念叨着：“结婚的请帖在我床头的那个包里，你大哥买的，你现在就写吧！离你结婚的日子满打满算的也就七八天工夫了，还有好多事要忙……”

于是，我顺身扒在她的病床旁边，幸福十足地写着喜帖，落款是漂亮的行书：马志玉班凤莲。当时，我指给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她的名字：“这是爸的名字，马志玉，后边的是您的名字，班凤莲。”老太太乐开了花：“……快要死的人了，还上了喜帖！”

是呀！谁也没想到，在母亲的大名上了喜帖后的大约五个小时，她便心脏病突发，遵真主的口唤永远地去了。尽管有医生的及时抢救，但在生命的脆弱面前，人的努力显得是那么地卑微和徒劳。

按照穆斯林速葬的习俗，我们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举行了葬礼。

母亲的埋体要走了，她的儿女、孙子们排起了长长的队，来见她最后一面。这时候的我，嗓子哽咽着，泪水模糊了视线，脑子被母亲搅成了一团，想去又不敢去，不去又知道这是最后的一眼，是真正意义上与母亲的最后一面。我的内心激流澎湃，咆哮、呐喊着：“主啊！为什么不让母亲等到我迎娶新娘，却要在我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前夜和母亲分离，残忍地目送母亲走向那个世界？”

然而，这一眼确是要看的，尽管这是人间最看不得的一眼，理智与情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才知道它们是粘在一起的，根本掰不开，行为到了“生离死别”这个一生只能用一次的四个字上，思维是不听脑子指挥的。看一眼，看什么呢？看母亲穿着被麦加涔涔泉水浸泡过的大小套衫的一身素白？看母亲身体旁边夹裹着的，那些曾经是麦加克尔白天房上覆盖着的帷幔，被撕成的布条？看母亲走向那个世界，接受真主检验时肃穆的装束？我的大脑一片茫然，只有在心中默默祈祷，赶紧洗上大、小净，加入到站“者纳孜”的众人的行列里。

在将母亲速葬后的第二天，我回医院收拾当时匆忙运母亲回家时落下的东西时，在那张病床和墙角的夹隙里发现了一张鲜红的喜帖。打开它时，我的泪已夺眶而出，后来竟发现喜帖落款处的母亲的名字，被我的泪浸湿了，泛化成了一团墨晕，模糊了，看不清了，升腾了……如同母亲一样，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愧疚的自责。

母亲走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几乎都无法走出痛苦的记忆。

特别是我结婚的那天，新娘已经娶回了，我的心却是空落落的，整个身子俨然一副行尸走肉。我怅然地来到新房对面母亲曾经的住所，充盈的泪水流淌在心里，也模糊了我的视线，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

母亲曾经亲切的声音开始萦绕在我的耳边：

“那要是让您永远活着，您选您多少岁的时候？”

“就像你现在这样的，三十来岁。”母亲羡慕地回答。

“您三十来岁时，正是六十年代文革动荡的时候，那日子过得苦的，哪有现在好，一个不愁吃穿、儿孙满堂的幸福的老太太。”

“娃呀，那时候是日子过得苦，可是腿脚利索呀，哪像现在，都成‘病它妈’了，过去是日子穷，身子富裕。现在是日子富裕，可身子穷了。”

当时我就惊叹：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太竟说出了这么有哲理、有文采的话。

在母亲最后弥留的日子里我还曾半开玩笑地问她。

“如果您再活一次的话，您还会生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吗？”

而老太太回答得干脆利落：“生呀！不生就没你了，你是我在四十多岁时生的。现在你们姊妹几个多幸福，互相照应着，不像我，你爷爷、奶奶一生只生了我一个孩子，瞧我这一辈子，多孤单呀！”

“现在都独生子女，生那么多的，咋养活呀？”

“傻娃娃，真主造化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日子过，儿女是真主给的，要知道疼顾娃们呀！”

“那您怕死吗？”我继续追忆着曾经和母亲的谈话。

“怕呀！是个人就怕死的，害怕的是不知道到了那个世界，真主能否赦免我的罪过，虽然我是五件功课一样也没落下，可总有违拗主动地方呀！干了不少‘沽纳哈’（罪过）。”

“等您殁了，我要是想您了或是梦见您了，咋办？”

“想我了，或是睡觉梦见我了，就给我念个“索儿”，你会念呢，我给你教过的；要是忙，就出门散个‘乜提’。”

……

多么熟悉的声音，催生着我撕心裂肺的嚎啕，我在心里亲切地呼唤：“妈呀！您去哪里了？您是今天最重要的贵宾，您久久期盼的小儿媳要给您端上热气腾腾的盖碗茶，让您享受作为婆婆的尊贵和荣耀，让我来搀扶着您接受我们这对新人给您敬上的尊贵的“塞俩目”吧！

于是，我开始寻找母亲，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捕捉母亲曾经的影子，那些母亲用过的东西成了我追思的籍托。她的拐棍孤零零地倚在那张病床边，诉说着失落；那些装药的瓶瓶罐罐沮丧着脸，躺在床上的炕桌上，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主人的青睐了；洗手间的门也敞开着，表达着郁闷；最显眼的是那个坐便两旁土气的扶手，粗大、笨拙地扭曲着它的身子，本来就难看的样子更加怪诞了。可是难看怎么了？安全啊！好强的母亲拖着累赘的身子，蹒跚到坐便旁，抓住这个扶手时，总会幸福地念叨：“这东西比我的腿硬朗多了……”来家里探望母亲的人也常说这东西好，回去了也给家里的老人照样做一个，并且还要加上一句：“老人这个年纪，加上多年的老病，身体就像熟透的苹果，得小心捧着，有一点闪失，苹果就落了。”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大约三年里，总是备受病痛的折磨，亲戚、朋友一茬儿一茬儿地来家里或医院探望，母亲总是那么愧疚，像是老欠着大家什么似的。因为心脏病比较重了，又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大多时候不能平躺着，就在背后垫个被子，仰卧着；或是在前胸处放个炕桌，匍爬着。对来看望她的人说：“劳烦你们了，大忙的天……”这时候，可能突然头晕了，那是血糖高了，旁边的亲人就顺手从床边取个糖给她含在嘴里；或是突然胸闷、气喘了，那是是心脏病犯了，就连忙从炕桌上的药瓶里取颗硝酸甘油，给她压在舌下。慢慢地缓过来了，旁边的亲人也就跟着庆幸地舒一口气。有时候在路上碰上个熟人，总会听到对母亲的问候：“你妈——还——好吗？”但语气却是那么小心翼翼，问候得那么谨小慎微。

母亲走的时候是七十三岁，这真应了那句古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小鬼找上门。其实，七十三岁当口的母亲临走时神智都是清楚的，因为头脑没有问题，有病的是她的心脏和内分泌系统。

她是在六十岁的光景上患上糖尿病的，一直口服着降糖药，血压也偶尔有些高。终于，十年的富贵病史在老太太七十岁的时候把她送上了手术台——实施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也是在这次手术前的综合检查中发现，还算硬朗的老太太已经患上了心脏病。幸运的是，母亲的手术还算成功。但伤了“元气”的老太太的身体从此迅速恶化，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她的床头、桌子上到处是糖尿病药、心脏病药和高血压病药的瓶瓶罐罐，每月的医药费开支都在八九百元，每年还要住一两次医院。特别是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一年里，母亲连续大致间隔两三个月就要住一次医院，每次花费都在万把元，而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新农合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要三个儿子承担。为此，母亲很是愧疚：“娃们都没钱，我这个老婆子早死了干净，不要再拖累人了……”

是的，母亲不喜欢拖累人，即使是她的至亲的人，因为，她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

母亲说，她一生生了十二个孩子，八个都夭折了，小的活了两三个月，大的都十五岁了，但还是走了。而我们姊弟四个孩子，小的时候都是难缠的主，多病多灾，幸运的是终究活了下来。那年月，生活过得苦，偶尔发个烧，感个冒，母亲也不带我们去村上的卫生所，因为没钱，但有经验，我们一感冒，发烧，母亲就在我们的额头上、脖子上，掐几个红红的“伤”，或是给我们吃很酸的醋，然后捂上厚厚的被子……奇怪的很，经过母亲的一番折腾，我们就好了。我们这几个病了的孩子，享受着母亲的掐捏，体味着母亲的汗水，感冒、发烧一次，就长大一次。那时候，我们甚至盼着母亲也感个冒，发个烧，我们也可以像母亲给我们治病一样给她治病，可母亲从来不病。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母亲不病的时候是刚强的母亲，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我们；但病了，就是彻底地病倒，不是用掐捏、吃点醋和捂几床被子能够解决的，就像现在的母亲，连医院都感到头疼。因为医生说：“给老太太打针时用盐水，可以抑制糖尿病，但血压就高了；要用糖水，血压下去了，可血糖又高了……”

连医院都感到头疼的母亲不再刚强了，从不拖累人的母亲到临了，开始尽情地拖累着她的亲人。一个女儿，三个儿子，还有七八个孙子，轮番在医院里守候着母亲。那么高级的病床上躺着的母亲，身上插着各种仪器的导线，任由抢救室的白衣天使摆弄着。这哪像个要强的老太太？！倒水、吃药、喂饭，她的亲人簇拥在她的身边，不肯离去。不知道这样的母亲还能否称得上“幸福的老太太”。

医生和我们哥几个商量着要给母亲加个心脏监护仪，说是这样有助于随时了解母亲的心脏状况，便于及时采取抢救措施。

我直率地问：“上了监护仪，能多大程度治疗疾病？”

医生很为难：“只是便于了解病况，作为抢救的依据。”

“不上了！”我们几个母亲的子女踌躇了良久，终于做出了决定。我们的思想是，用仪器对抗生命，直到拼完最后一口气，母亲还有那个气力吗？救母亲还是安抚我们这些她的亲人呀！遵真主的口唤，让母亲安然地面对生命吧！

要走的母亲强撑着吃她的大儿媳为她特地做的饭菜——只用少量的植物油炒得清淡的素炒菠菜和胡萝卜，以及一碗擀得薄薄的清汤面旗子。而盛饭菜的饭盒是未婚妻提前拿来的嫁妆。母亲欣慰地说：“知足了，这饭吃得知足了，小儿媳妇还没过门，陪的饭盒我都用上了。”

母亲把死亡看得很淡定，但还是想多活。她多么热爱她曾经的穷日子和如今的富日子啊！她总夸现在的好生活：“这样的日子，活着哪有个够呀！可这么活着，干了多少沽纳哈（罪过）呀！拗要了多少回真主呀！但我还得撑住，撑到给小儿子把媳妇娶了，阿舍（我的未婚妻）说过，等她过门了，就用她家陪的热水器烧得水给我洗个‘吾素里’（大净）呢，等我享了这个福，我走了也值了……”

其实，在母亲这次住院前，我的未婚妻来家见过母亲两次面。

一次是订婚那天。因为母亲近来病得厉害，也急于见到未曾谋面的小儿媳，我在订婚仪式结束后，特意带着未婚妻前来向病榻上的母亲报喜。见面后，老太太把自己戴了多年的一副金耳环给了未婚妻，并叮嘱说：“这是你男人给我打的，5克的，我戴得时间长了，现在把它交给你，照你喜欢的样子，重新打个新的……”

另一次是我的新房装修完了，未婚妻家把些已经买好的嫁妆拉了过来。热热闹闹的两家人坐在了一起，母亲把我和未婚妻叫到跟前，商量着把我们的婚礼订在08年的“5•1”，因为，那天除了是节假日，还是她的母亲——我的姥姥的忌日。母亲的意思很明显：她要在这个日子里，让姥姥看着他的孙子迎娶新娘，同时，他也要坚持活着。一生不爱财、不贪命的母亲此时只贪命，却也只贪到能亲眼看着在她的母亲忌日那天，把自己的小儿媳妇娶进门。

可惜，命没有成全她的渴望，只让她看到我和妻子当天领回的红艳艳的结婚证，没能等到七天后我们的婚礼，这个由母亲亲自订的日子。然而，我相信：母亲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坚定地遵守着母亲的口唤，在她亲自订的日子里如期举办了婚礼，这也许就是前定——母亲的命里注定在她头七的那天里，和她的母亲——我的姥姥一起，在那个彼岸的世界里，一同看着我迎娶新娘。“七天”是复活的日子，尔萨圣人在受难后的第七天里复活了，母亲在她归真后的第七天里，我用我的婚礼为母亲庆祝了她的复活。所以我的婚礼办得简洁、素朴，没有大红大绿，也没有闹洞房。红白喜事结合得自然、和谐。

母亲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候曾说过，她的命真好，真主慈悯地恩养着她。因为她已经七十三岁了，这个岁数是她的父母没有的，她的父亲逝于五十多岁时逃难来疆的头一年里；而她的母亲归真于七十岁时的心力衰竭。她活过了她的父母，算是长寿了，就是现在无常了，也是心里乐的，遵主的口唤，高兴地走。就是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学上到了研究生，还没有个媳妇，让人走得不安心……

现在，母亲终于走了，放下了她心头那块久久的牵挂，永远地走了。

但她最后的生命质量是脆弱的。因为，病痛的折磨时刻萦绕在她的周围，死亡的恐惧时刻威胁着她的生命。但可怜的老太太始终用她坚强的信念，支撑着她的生命之树不倒，直到亲眼看到并亲手摩挲着我的结婚证时，才放下心来，才深切地感到，她终于可以安然地面对死亡了。于是，在她灵魂深处那座久久坚守的信念之堤决口、垮塌了，她的生命之旅遂就此终结了。

而处在她生命镜像中的我，在感情深处无法逃避地要为她人生最后时刻，被病痛折磨的生命透支埋单。因为，可以试想：如果不是我的晚婚留给母亲最后的那份牵挂，她可能比现在提前一到两年就归真了，她也就会完全地享受一个母亲尽责后的满足，而了无牵挂地走向彼岸世界的乐园。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是我让母亲在她的晚年饱受着病痛的蹂躏。我想我可能一生都要背负这份自责，这是一笔沉甸甸的亲情债，我时常在内心深处向母亲检讨：“我拿什么偿还你，我的母亲？”

“叮铃铃……”现在是中午十二点了，这是我特意定得手机闹钟，我要在这个点上匆忙地赶回四十公里外的大哥家，参加三点钟大哥在母亲三周年忌日这天的“索儿”。我决定就此搁笔，把对母亲的思念和追悼以及自责，深深埋进我的骨髓，藏进我的灵魂，并以此文算作我对母亲三周年忌日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