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

小区院子中间有一小潭，小潭南端，建一传统式样的方亭，曰飞雨亭。说是“飞雨”，其实最多也只是能在这里享受一下烈日被阻隔的凉意，很少能有坐在其中静观风行雨飞的机会。由此常想那设计师经营这个小景的良苦用心，怕也是只能在善于想象者的脑子里去契合和印证。一日推婴儿车带了外孙偶坐亭中，与几个白发老者闲说台海局势和南海岛屿问题，揣测大陆夺岛是否会出现又一次国共合作。正说话间，忽见阴云四合，狂风骤起，大树摇曳，小草匍匐，大家都本能地眯了眼睛，谦卑地接受上苍这紧贴地面的强大呼吸。不多时，黄豆大的雨滴便纷纷坠落下来，在不断改变着方向的大风中划出一道道或左或右稍纵即逝的斜线，始信这名称起得并非全无道理。

雨气空茫而迷幻，很快就雾化了周边的一切，原本不远的小桥随之也被推出了一个很大的景深，并且很快把它装扮成了江南水乡的样子。而此刻，桥上正匆匆走过一对着装入时的少男少女，小小的伞盖显然容不下他们一高一低相拥前行的身躯，从雨雾中看去，既有时尚的浪漫，又不失古典韵味，甚至还有点淡淡的凄迷，让人看了既赏心悦目，又有一种隐隐的感动。

雨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雨水滋润大地，给世间的万物带来了无限活力和勃勃生机，但在我的印象里，下雨天总是和许多不祥的事物连在一起，不用说水灾，泥石流了，就是地震，车祸，也总是发生在下雨的天气里。不仅如此，在我的记忆里，雨天还总是和许许多多与这天气毫无关联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且总是下一场雨，就要把那些落满了尘土的陈年往事洗刷一次，以致这些往事竟能常洗常新，特别是十年文革中的那些往事，至今想来都历历在目。

记得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处都在“停课闹革命”，我们几个同学相约了去上街，以便更多地了解一下当时的“革命形势”。刚走上一条大街，天就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紧不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虽让人心烦却也无甚大碍。那时候，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心底都预埋着一种莫名的冲动，随时都想着到风口浪尖上去一展身手，去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一点小雨当然算不了什么。当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街口，正看见一辆辆大卡车呼啸而过，车上满载的人们手执长矛，胸护铁甲，就像一群群反扣了甲板的乌龟，让人联想到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时的一身装备。但在当时，谁也不觉得这装束有什么古怪，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这些看似从中世纪杀来的勇士，正将去赶赴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格斗。雨在唦唦唦地下着，昏暗的路灯光下，只听得咣当一声巨响，两辆挤满了人的大卡车猛然相撞，接踵而来的又是一辆接着一辆的连环相撞。马槽断裂，车上的人象被砸烂了木桶里的水一样，稀里哗啦地散落下来，接着便是一阵阵声嘶力竭的相互叫骂和噼里啪啦的金属碰撞。此刻，路两边围观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向后涌去，纷纷自行疏散，生怕从那里溅过来的将不再是雨水。我们几个同学也急忙手拉了手，慌里慌张钻进一个小巷，拐弯摸角回到了学校。

直到睡觉，外面的雨还在唦唦地下着，那一晚，我们几个谁也不想说话，也没有安安生生地睡个好觉。第二天，消息传来，方知那天确曾发生了这座城市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冲突，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在那天的雨幕中失去了生命。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当起了“逍遥派”，不想再多过问派系之间的是是非非，就像在雨水降落的云层之上，还飘零着自由的水滴。

离开了轰轰烈烈的精神折磨，我和另一个同学钻进了一间原来被规划为库房的一个小房间，学着那位先贤“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态度，在有限的空间里享受着“一统天下”的清净。这房间没有床铺，没有暖气，也没有派别之间永远也争吵不清的喧嚷，它紧靠着一个长年都紧锁门窗的图书馆，那里的宁静和宽广，让人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向往。经过忙忙碌碌两天的折腾，这里缺少的一切就都齐备了，搬来了床铺，生起了炉子，从此我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图书馆的编外警卫，享受着可以自由借阅任何书籍的特殊待遇。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们俩每天都象互相比赛一样拼命读书，象跟自己强壮的身体作对一样拼命熬夜，也象一团干燥的海绵偶然被风吹进了大海，拼命吮吸着那里用之不竭的水分。但是好景不长，不几天我们就被那无影无形的煤气给焖倒了。当我被人们抬到外面醒来的时候，已是下午时分，朦胧中看见梦境样深不可测的天上，正有雨水洒落下来，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就像失灵的变焦镜总是调不准焦距。浑身瘫软，脑袋像鐾了楔子一样剧痛，啊，多想让人抬到雨地里去清爽一下，可是谁也不让，宁肯任由那雨水白白浪费。

学校毕业后，作为最后一窝飞离窠巢的幼鸟，我张着还远未丰满的羽翼投进了森林。清爽的山风吹出了一个明净的世界，也吹去了多少昏暗的记忆。这里没有喧嚣，没有争斗，只有沁人心脾的山风卷起阵阵松涛，只有淳朴的山民一成不变的憨厚微笑。层层大山阻断了那场史无前例的狂澜，一切激烈的声息在这里都成了强弩之末。尽管如此，想象不到的事情还是不期而至。那天，一辆军绿色的212吉普在淅淅沥沥的细雨中开进了林场，不消半个小时，一个向来老实巴交的年轻职工就被绑缚起来，逮捕了去。当汽车在一直都不肯谢下的雨幕中渐渐消失，人们才在长时间的面面相觑中回过神来，终于明白自己身边的一个伙伴总是犯了什么大事。而当知道他被抓捕是由于犯有“现行反革命”的罪行之后，大家又回到了更深一层的面面相觑，谁也想从对方的脸上找到确切的答案，可是谁也找不到一点点答案。一年以后，那个坚信丈夫清白无辜并且发誓要等着丈夫归来的小女人，终于改弦更张，另投新巢了。而那个被抓走了的人，从此就再也没了音信。

又是一个阴雨天，我被调到了林业局所在的一个山区小镇，比于林场，这里显然要前沿许多，各种红色的牌匾在雨水中显得格外鲜亮，让人感知到前方的阵地已不太远。大字报几乎都没有了，但从那被雨水淋湿后披落下来的陈旧纸张上，还是能推断出这山沟里也曾有过剧烈的动荡。窄窄小街的灰色墙壁上，应景似地刷写着歪歪扭扭的大幅标语，显出一种虚张声势的苍白，由此也联想到困守在火线上的斗士们大概也都已筋疲力尽，弹尽粮绝，没什么心事再象堂吉诃德那样去挑战风车，挑战虚无了。

一九七六年，那应该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最不平常的年分之一。那一年，连绵不断的淫雨从开春起就一场接着一场，一直到了秋末也不肯消停，昏暗险恶的阴云一直盘踞在头顶，甚至连呼吸也感到困难。那一年，人们在混和着泪水的雨水中送走了三个伟人，送走了唐山大地震中数十万个鲜活的生命，也在雨水中迎来了一场罕见的陨石雨。许多人都说，天上那象雨点般密集地掉下来的石头，一定暗示着什么，或者预兆着什么，但究竟有什么暗示或是预兆，没有人能揣摩得透。

秋末冬初的一个黄昏，一连下了好几天的秋雨忽然停了下来，天上的云彩也像攥干了水的麻布样晾在天上，东一片西一片地杂乱摆放着，被落日的余辉勾勒出一道道紊乱的光边。接着便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鞭炮和锣鼓的声音，那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响，引得不少人都前来观望，一时间，那段距离有限的小街便象赶集一样热闹起来。小镇里几乎麻木了的人们突然间都兴奋了起来，象过年一样连夜摆酒放炮，庆祝那一母三公四只螃蟹终于落网。

没有人象往常那样再来追查“谣言”，也没有人对这传言表示疑惑，大约七八天后，这个消息终于得到了公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