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头肉

上周去兴化出差，中午客户盛情招待。席间一荤菜冷盘食之不油不腻，如沪上年糕般筋道，却不粘牙，色暗红，不明何物，客户答曰：兴化特色猪头肉。不觉大为惊异：何日猪头肉已变如此婉约，并登上大雅之堂？

由此想起八年前在江阴周庄打工，时年三十而立，操作车床已有六七个年头。在当地一个家庭作坊式小厂里上班。生活忙碌，每天早七点到下午五点，中午只休息一个钟头。并一般每晚须加班到九点，但隔两晚可休息一晚。

现已记不起当时是我等不知法还是当地没有劳动法，想来应属后者。因现在我弟及姐夫一干人等尚在当地谋生，仍不知礼拜天为何物。而当地工业发达，名声响亮，GDP与粉尘齐升，官民捞钱干劲高涨不下，誓与环境共存亡。若强求礼拜休息什么的实属资源浪费，所以劳动法什么的在当地实在是无稽之谈。

都为生计所逼，辛苦不去言说。

惟那三天一轮不加班的一晚于我来说实在是大大恩惠，是晚必高高兴兴匆匆忙忙回家，进屋后必叫嚷：老婆，拿十块钱来，去买猪头肉喝酒！

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占地不低于五十亩的大院子，里面超市、小饭店、菜场、赌场、练歌厅、洗头房一应俱全——就是说吃喝嫖赌吹都齐了的意思，当然也有卖猪头肉的。

这个大院是当地政府为体现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视，在镇北郊一块荒地上所建，名曰“繖湖公寓”，集中安置外来务工人口。一个房间当时租金170元/月，价格虽贵了点，但比起当地出租户的条件稍好。并政府每晚必出动一些全副武装、威严无比的当时称之为联防队的执法人员，挨户搜查个体出租户，查到有外来人员居住的，立即采取哄、吓、罚、诱，如牧羊犬般悉数将你圈入该公寓。此举大获当地人拥戴，因为他们一直为我等这帮外来的野蛮、凶恶、偷盗、抢劫无所不为之徒而提心吊胆。当然也有个别出租户因为此断了财路而耿耿于怀。

这个大院里有两三家买猪头肉的，每到傍晚就各将自制的一个手推车推将出来，并排置于菜场门前。这几家都是四川人——这个院子里很大部分都是四川人。

我对麻辣川味的兴趣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

两三家的猪头肉都被我尝遍后，我开始认准其中一家。

这是一个四十五到五十左右的中年汉子，和其他卖猪头肉的少妇被猪头肉熏得油光皮嫩相比，显干瘪瘦削，还比一般四川人高半头。

买他的猪头肉差不多每次都要排队的。排队时我全部精力都被他切猪头肉的姿势所吸引。那时，我才真正领会到古龙小说中的人刀合一是一种什么状态——他的刀和他的身体一起上下挥动，就是说，他的手腕基本是不动的，以至于刀下去时他的身子就随之下挫，刀上来时身子随之还原，一上一下，如同木偶，或如同什么地方见过的说不出名字的舞蹈，再或如，跳神？

实际上你可能想象出来了，他的动作其实是笨拙的，对，他的动作绝对是笨拙的。但动作笨拙不代表出来的产品同样笨拙。他切出的猪头肉，薄如蝉冀，粉嫩白皙，晶莹剔透，用任何形容一个漂亮姑娘脸蛋的形容词来形容都不为过。

好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吸引力不是很大，因为我拿我一天工资的八分之一来买猪头肉不是看的，我是用来下酒的。好在，我至今都认为，我当初八分之一的工资从来都是物超所值。

他的佐料很花哨，用现在话来说，绝对重口味。

首先，他将切好的姑娘脸蛋一般的猪头肉用刀抄入一不锈钢深口盆内，然后再舞动着他的身姿开始加佐料。之所以说舞动，是因为这时他不是人刀合一而是人勺合一了——他用和切猪头肉同样的姿势用一个勺子从林林总总的罐罐当中或多或少的舀出些五颜六色的液体，最后加一把蒜泥、香菜还有黄瓜丝。再然后和不锈钢盆人盆合一的舞动着拌匀，出盆装袋，一手交钱一手交肉。

一路提着香味回家，老婆早已将一两个素菜炒好上桌，或有时酒也已斟好了。未及坐下，早已解开袋口捏起一块放入嘴中，麻辣生香，再啜上一口烧酒，其味无可言说。现在想起，每每还要干吞两口口水。

那会每有老乡、朋友上门喝酒，我那简陋的自制的小餐桌上总不会少了那个舞者的猪头

肉。

一直持续三年。

在第三年的九月份，同我一个厂的堂弟因家里有事辞工，老板不结工资——当地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定：要干必须干满一年，平时每个月发几百块钱生活费，到春节回家了才全部结清。中途不干工资是结不到的，就算结到也是不知打了多少折扣并要到春节才可领取的。劳动部门只为当地大小企业谋福利，这等小事是不屑管的。据我所知，现在仍是这样。

我自认为是老职工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老板总得看看我的面子吧。并当时我在厂里也是负责技术和生产的。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为我堂弟去叫不平，让老板看我的面子将工资结给他罢。

老板总归是老板，天下不黑的乌鸦到底是没有的，面孔一板，鼻孔朝上。我自以为是的那些功劳苦劳什么的都他妈的放在他的不屑表情里了。我自讨没趣，当即提出辞职。

辞职简单，工资就麻烦了！上门讨要几趟。老板老板娘的表情越来越不耐烦，比起有时看我中午吃饭时多夹了他们一块咸肉的表情还要难看。

我越发气不过，电话叫来几个老乡，切来点猪头肉喝酒，酒后骑上四部摩托车，风驰电掣奔那欠薪的黑乌鸦家而去。

到后，他家小孩说在医院呢那两口子（此处差点出口说成那狗男女）。

再到医院，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医院比安置外地人的所谓他妈的公寓小了好几倍！我那几个老乡没等我吩咐完——我还是比较怕事的，想吩咐他们吓唬吓唬也就算了。没等我说话呢，他们已经发现那对。。。了，上去就是耳光与腿脚同下，唾沫和骂声齐喷。那女人吓得哭天喊地，旁边医生要报警，被我那几个貌似凶神英勇无敌的老乡喝断。精彩的过程如同烟花般短暂，整个事件只不过十秒钟的时间吧，那个不可一世的老板已经抱头蹲在地上求饶“我给钱，我给钱啊！”

这时轮到我出场了：“什么时候给，何苦呢，啊？”

这时我的感觉我就像是《无间道》里卧底的陈道明——我的偶像就是陈道明，那几年我的发型和他的发型基本保持一致。

那边那个女人哀叫着：明天就给，你到厂里拿吧！

在第二天我将我和堂弟的工资拿到。这件事就此结束。

失业后我无所事事。我是做车床的，在那个镇上我的水平算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并还有点名气，在原来那个厂的工资比起当地做车床的平均工资水平高很多，再想要这么高的就难找了，低了心里又不平衡。

低迷了一段时间后，我之前的曾有过的一个非分之想冒出来，于是和老婆商量：我去报个电脑学习班罢，办公自动化和CAD绘图，学会了去上海找工作——要知道，上海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很大很让我向往。

我那老婆平时对我挺严厉，但对此等求上进的事情还是拎得清的，当即表示支持。

于是，我花了900元钱报名费，每周两次骑摩托车到二十几公里外的市里上课。那些课上得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样，用一句当今的话来形容：神马都似浮云，请注意，我这里用的“似”而非“是”。

学习班的课要上两个月，但实际上也就不到十节课，一节课两小时。就是说，我即将面对的1440个小时里，只有不到20个小时是有用的！其他的1420小时我都是茫然的，并我还得保证我的老婆孩子有饭吃有衣穿！

惶惑中，我的一个远房堂哥找到我。

他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是一个鳏夫，四十出头，前几年老婆因为家庭纠纷喝农药死了。他有一台农用三轮车，刚和一个不知是寡妇还是被人抛弃的一个大他好几岁的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凑到一起。两个人每天开着他的三轮车走村串户去收树。

我一直认为“收树”这个词是我们老家独有的说法，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

在我的苏北老家，每户的家前屋后、田头沟边都栽着一种称之为“意杨”的杨树。

这种树长得很快。

其实从我记事时起，家前屋后，田头沟边都应是栽着诸如桑树、槐树、柳树之类的杂树的。我小时候一直在这些树上树下窜来窜去——摘桑葚、抓知了、掏鸟窝等。而这些树从我记事时起一直就那么点粗那么点高，从不觉得它们在长大，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用处，稍微直一点粗一点的早砍了下来请木匠打成板凳、饭桌之类的了。

正因为这些伴我长它们不长的树没什么价值，在意杨这种不追肥也能长得飞快的树种引进时——我认为所谓引进只是一些个别的投机农户个人所为，因为当时乡镇领导们是不会有这种经济意识的。那段时间应该都在忙着抓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上，他们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一些人家超生然后再带领一些小分队要拆房子要抢粮食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让这些人家交点钱罚款了事。那时的乡镇创收应该只能靠这些。而我家因为我弟弟的出生也被列入小分队们的抄家对象，我们全家那两年基本上都在惊恐中度过，所以，我对此影响深刻，也因此对我弟弟来到这个世上耿耿于怀——抢走我的零食不说还让我无端受了那么多的惊吓！

这种意杨被一些投机的农户不知从哪里捡来些枝条插在田里后长成树苗，然后移栽，三五年即可成材。以至于栽的农户越来越多，那些不肯长的桑树槐树柳树什么的全部换栽成意杨只到绝迹。

再后来，凭空冒出许多木材加工厂。随之，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乡下人开始做起买树卖树的买卖。

这时，“收树”的人开始出现了——三五个人一伙，骑着自行车、条件好点的开着辆农用三轮车走村串户吆喝“哪家有树卖吊。。。”，这里有个“吊”是因为我们那土话后面都会拖着这个发音的。

他们将买来的树再卖给木材厂，我们称这些人就是“收树”的。

随着意杨业（当地政府这时已经将国策执行的比较彻底了，小分队也早已解散，所以精力转移到了意杨上，并将之当成了一项当地的支柱产业。我口齿不清，总会将意杨读成意淫）的蓬勃发展，收树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那段时间你在路上碰到最多的就是这些自行车后面别着把大拉锯和斧头、夹着捆粗绳的喊着“哪家有树卖吊”的人。

几年后，树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便宜，那些当初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木材加工厂也在当地一些相关部门的频频“关照”下相继关门大吉。

收树的营生开始惨淡。

但是，相当一部分收树人很执着，可能，这种营生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值得依赖或者说已经被他们当成一种专业性很高的职业了。

于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收树人的三轮车一路向南开去，雄赳赳的跨过了长江。

从此，在工业发达的江南宽阔大道上，经常一起奔跑着牛逼的奔驰宝马和我老家那些收树人发出突突噪音屁股冒着黑烟的农用三轮车。这种现象我在今天的上海还经常能看到。

当然，他们“哪家有树卖吊”的吆喝声已留在老家，只能操着半土不洋“请问你家的那棵树卖吗？”的洋泾浜普通话怯怯的挨家逐户询问。这里之所以问“那棵树”卖吗是因为江南这块遍地是黄金的土地上是不会有那么多空地给意杨繁殖的，有的只会是每家门前屋后一两颗作为装饰或点缀的水杉或雪松。

我这个远房堂哥就是跨过长江闯荡盛世江南的千百个收树人中的一员。他来找我是因为他也陷入了困境。

他和他的那个女人每天去转悠，因为那女人头脑不太正常，又傻又呆，所以只能靠他一个人。通常他们的做法是，到一个村上，将车停在村头不碍事的地方，女人看着，然后他上村收树，看谁家哪里冒出棵树头什么的就上门去问。那些当地人本就对外地人存着提防，看到外地人上门首先想到的不是偷就是抢，再看他鬼头鬼脑的，不放狗咬人就算对他客气了。所以他往往一天下来连一棵树枝都收不到。

我长得比较斯文——大家都这么说（当然还有很多人说我清秀、帅之类的），加上我有一部很长面子的铃木摩托车。所以他的意思是：你反正也没有班上，能否和我一块收树去？然后他向我分析了一下：你的长相不像坏人，上门去问人家应该不会引来多大反应更不会被当地的狗咬（事实证明我确实没被当地的狗咬过但却被当地的人下过黑手，这是后话），然后我们每天不开三轮车，改骑摩托车去收树，收到后先将钱付了，第二天再开三轮车带上家伙将树锯倒、裁短拉回。聚齐一整车就拉到无锡卖掉，钱除了油费剩下的我们平分。同时他还向我透露：这行的利润很可观的，如你蒙到了，一颗二十块钱买来的树可以卖到一百多块！

我一听就动心了，一颗小树的利润相当于我之前一天的工资，同比相当于可以让我下八顿酒的猪头肉啊！

当天下午就和他骑上摩托车去收树。

只到现在想起我那远房堂哥我仍然很佩服他，他像一个星探那样发现了我。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多么的独到：我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将收树人的坑、蒙、骗学会，并有过之而不不及。以至于和他一起去收树时基本不用他出面，我就能将一切摆平。

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意出奇的好。每到一个村上后，我像一个下乡视察的领导一样，两手叉腰往村头一站，有时甚至夸张的手搭凉棚，将村子前后远近露出来的树头都巡视一遍，感觉那些迎风招展的青枝绿叶在向我召唤，等我去付钱从它们的主人手里将其买来然后用汽油锯温柔的裁成整齐的一截一截，再装上我们那牛逼的三轮车将它们送到木材加工厂做成家具、门板、托板之类的对人类贡献终身的东西。

通常，我们收到的树都是些水杉，从杯口粗到盆口粗不等，我们主要是根据周长来计算价值。那段时间，我每天身上装着个卷尺，看到树就兴奋，首先第一件事是先目测一下估计有多粗，然后掏出卷尺在和我齐眉高的位置像电影《爱，神》里的小裁缝张震为巩俐量腰围一样充满爱欲的环一下那棵树的周长。再然后嘴里念念有词：这棵我可以出价十五块，但可以卖上八十块。

量完尺寸后我开始找这棵树的主人，很谦逊的同她们商量：大姐（我通常都找妇女或老太太，五十岁以下称之为大姐，以上称之为阿姨），您家屋后的那颗树卖么？我看留着也没什么用处，说不定哪天就拆迁了，你们这里好啊，经济发达，一拆迁就赔上百万的。这树拆迁了又不能带走，还不如卖几块钱打点酱油呢，当然我知道您也不差这几块钱，但总比丢了强啊。

我这招屡试不爽，因为当地人远比我们这些外地人知道钱不论大小多少都有其相对的价值，他们的一块钱有时候比一百块一万块甚至名声都重要——比如我之前碰到过一个当地的小老板任凭他老爸老妈吃稀饭也不会多给他们一块钱买两馒头的。

生意谈妥后，我们会在第二天天蒙蒙亮时将三轮车开来，堂哥把他的女人、我把我的老婆孩子都带上——因为，有时，收到的树很大，锯倒时要靠人用绳子拉，上车时要靠人抬，而我儿子只两岁，必须带在身边的。

下车后我们提着汽油锯（社会的进步总是让我们不知不觉，比如当初的大拉锯不知何时已经换成了汽油锯）、斧头、绳子等家伙来到已经属于我们的那棵树下。动手前我们一伙人都会深情的从上到下看一看再摸一摸，有时还会来个拥抱。但心里一般是窃喜的，毕竟，放倒它，就可以换成钱了。

因为大多业务上的工作由我解决了，技术上的工作一般就有堂哥来负责。

他开始干活：将长绳头上系上个砖头，拎在手上荡上两个来回然后扔上枝丫，让其利用重力从枝丫另一面坠下，再系上活结拉紧。好了后将绳的另一端交由他女人和我老婆拉着，我儿子这时通常都被关在三轮车的驾驶室里，因为外面太不安全。

在汽油锯的轰鸣声和绳子的拉扯中，一棵树不一会就轰然倒地。我拿着斧头开始剁树枝，看着躺在地上的树被我一根根砍去枝叶，感觉就像是一个少女被我一件件的剥去衣服，最后就那么赤条条的光溜溜的躺在那里，每每带给我无比满足的快感。

此时重新轮到堂哥出场，他总是一脸严肃的拉着卷尺从少女的这头量到那头，时不时头仰起来算算尺寸——我们要将剥光了的这棵树裁成一截一截标准的长度。定长度时还得考虑小头的周长，因为木材厂是以小头的尺寸和长度来验收的，于是，每每有哪一节长度够了但周长差上一两公分时，堂哥便拿起斧头，在小头的树干上砸两下——树皮砸松了，自然会变得粗一点。

最后是装车，所有收树的过程中，这个活是最苦的。收树时我们恨小不怕大，装车时就恨大不嫌小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车是到不了树的跟前的，那时我们就须将锯好的树段扛或抬过很远的距离。碰到脸盆粗甚至更粗的两米多长的树干，我们就要依靠四个人用斧头砍下的枝干系上绳子上肩抬——我抬过的最重的树干绝对有达到过四百斤的！抬到车前还得装上高一米五左右的车箱。我们的方法很有技巧——先将树干竖起来，一端斜靠着车沿（需高出部分），然后一个人（这个人通常是堂哥的那个女人）扶住，我们三个人再弯下腰，合力将另一头抬起来，以靠好的那一端为支点，顺车沿转着滚上去。

一天的工作通常都在轻松的欢声笑语中结束。午饭基本都是自带的干粮和开水，偶尔，我们也会奢侈的到就近的小饭馆点上两个小菜喝一瓶两块五毛钱的啤酒。

回到繖湖大院后我们通常都会将树干卸下来——因为我们要到八九十公里外的无锡一个叫硕放的地方去卖，所以必须凑满一车后才可以，节约成本吗。

卖树都是夜里出发——你知道的，在我们国家，警察很勤奋，而像我们这种牛逼的车子更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当他们看到我们这种车在装满货物并这个货物是我们这种长长短短有时还装得比车宽一点或长一点的树干时，他们就像我看到那些树时那样的兴奋、动情，这点我非常能理解。

我很理解，所以我们处处躲着他们。躲猫猫这个词是后来才听说的，说出这个词的人真是太有才了，我就想不出这个词，我总是很老实的说：我们夜里走，躲警察。

警察很神秘，就如你命里总要遇到一些晦气的事情或是你哪天注定要被谁家不小心放出的狗咬上一口一样，你躲不了的。

我们那晚稍微走的早了一点，因为已到深秋了，夜里冷，于是想早点去早点回。八点左右时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叫做祝塘的地方。在一个路口，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叔叔——这足以证明他们真的很神秘。同时他们还很礼貌，像参见首长一样对我们敬礼，我们一点都没有受宠若惊。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呆若木鸡了。

抓到了就绝对没话说，就如我从小见到的那些计划生育小分队。处理方式很简单，掏钱换一张处罚通知单，但这一掏就得要两千。

我们实在没钱——我们一部分钱换成了装在车上的树，剩下的也换成树后卖给木材场了——但我们卖出去的树不是当时就能拿得到钱的。

于是车扣下，我和堂哥这两个乡下人真的是没辙了。在昏暗凄迷的路灯下默默的往繖湖大院的方向走了一个多小时，走不动后拦了辆我们称之为“马自达”的载客三轮摩托车（现在我看到马3就会联想到那种三轮车），到家后已是深夜。

一夜无眠，估计堂哥更是无眠——第二天早六点多点他就来敲门了。

在三个小时后，我们怀揣着从老乡处东拼西凑来的两千块钱骑着我的铃木来到那个叫猪塘的现在仍让我痛恨的地方。到后却被告知，因为昨晚没有及时处理，现在已经转到长泾了，去那里处理吧，我们再到长泾，交完罚款回来拿车和树——当然必须还得付100元的停车费。

实际上，我们那车树的价值不超过1000块钱。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从我们居住的大院向外辐射，将方圆差不多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树都普查了一遍，能下手的都已经下手了。我们开始掉头来收拾那些剩下的难啃的骨头。

啃骨头必须要有足够厚的脸皮，并且，还得承担一些你无法预料的风险。

这个地方的工业发展速度绝对让你无法想象，可能我两天前去过的地方，那地方刚好有一颗让我一见钟情的树，但是那树的主人不让我碰它。在我们将周围其他允许我们碰的树解决掉再回头打算和那树的主人软磨硬泡时，说不定那个地方已经拆迁了，而那棵树说不定也被我的一些收树的老乡捷足先登了。

真的，那里拆迁的速度就这么快，以至于直到今天，在我不断的听到、看到并有时就在身边比如说我隔壁县的某个地方发生因为强拆而自焚或被自焚时，我就特佩服江南的那些当地良民，我也就愈加的自卑——因为，如果换做是我，就算不自焚也要拿刀拼命的。这就说明比起他们我的素质是多么的低下。

我之所以说到拆迁是因为，拆迁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个商机——你房子都拆了树还留着干嘛，你又不像我那样对树充满感情！所以，只要哪个地方一拆迁，我们去的又恰是时机，我们就能将一个村的树都收了！这绝对是件很豪壮的事情。

但我所说的风险就来自于一个要拆迁的村庄。

在之前，我们收树时，和当地人发生过两次小的冲突。

一次是那天我老婆从三轮车上下来时不小心踩到了路边一家本地人种的一棵葱——从后面事件的发展来分析，那绝对算得上是一棵葱。这时，那家的主人并且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男主人适时出现。在没看到被踩坏的那棵葱时我就看出他的眼神是多么的轻蔑和高傲。待他发现他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棵用来调高他们的胃口并可以省下两毛钱的葱被我老婆踩坏后，他爆发了。把他对外地人所有的不满、不屑用手指和唾沫向我们攻将过来。结果是，我们一起反击，并且，我的老婆从车里拿出了一根钢管，在那个男人手指快戳到她的额头上时捅在了他的胸口。在钢管接触到那个男人胸口的那一瞬，就像是触到了哪个开关，声音嘎然而止。本次冲突事件也随之结束。

还有一次，我们倒树时不小心砸坏了一口连粪缸都算不上的破缸。之所以说它破，是因为我们锯树前仔细观察过地形并将在树要倒下所能涉及范围内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所以这口裂着一公分宽的缝并还缺了个半尺宽缸沿的东东我们将之定义为破缸，没人要的破缸。

但当树倒向它并将它砸的稀巴烂，还没等我们享受到破坏所带来的快感时，破缸的主人出现了，和上次那棵葱的主人出现得一样及时，更妙的是，出现的也是一个和那棵葱葱年龄、长相都很相仿的男人，以至于我在一霎那以为那棵葱的主人又出现了！

为了这个破缸，我们纠结了一个下午，最后掏出80块钱赔偿了事。

这两件事情好像是某种预兆或者说是热身，后面发生的这件事就显然精彩得多也足以让我终生难忘。

那几棵树不大，我们在一周前去过这个村子，那家人不卖。

一周后，我们又出现在那几棵树旁。这次，我们势在必得——因为，我们得知这个村子开始拆迁了。

这次和我们谈的是他家的大儿子，四十几岁。

树共四棵，大的不到两尺，小的一尺多吧，谈得很辛苦，最后谈妥两百元。这个价钱我们确实没什么赚头，说明它们真的很对得起”骨头”这个词。

在锯到第三棵时，二儿媳妇回来了，开始叫嚷：谁答应卖的，给我停下来。然后掏出电话把他的老公叫了回来。再然后，把公公也叫了回来。这些人际关系是事情发展到后来我才弄明白的。

就这样，大儿子、二儿子、二儿媳妇、公公这一家人开始为这几棵树争执：首先，大儿子不可以自作主张卖树，这种大事应该家庭会议后决定；其次，这四棵树只卖两百块，亏他想得出，最起码应该卖四百！最后，这卖来的四百块钱怎么分？

我们先已经停下来了，后来听听好像是他们的家庭事务，不关我们屁事。并钱我们已经付掉了，所以继续埋头干活。在最后一棵树倒下后，那家人才想起这档子事。开始将枪口对准我们，这个枪口包括大儿子的那杆。

他们指责我们的理由是：首先，不应该在他家只有一个人时来收树；其次，这几棵树的价值应该不低于四百元；最后，我们在刚才他们在讨论时继续锯树是趁火打劫的极不道德的行为。

在他们将集体的愤愤不平发泄完后，要求统一为：钱，四百元钱。

我们不做理会——我又不是你们家人怎么知道你们家这么民主是吧，我钱已付出去了，树已锯倒了，买卖也算做成了，怎可以再加上一倍的钱给你？就算再傻逼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最后，他的二儿子将他的桑塔纳停在我们的三轮车前唯一的一条出路上，然后一家人消失。

等我们车装好后等了一两个小时都没见人，于是，我们去村上寻找。在一家小卖店门口找到了他们，都在。

于是我们很客气的和他们商量，请他将车让出去，我们饿了，要回去吃午饭。他们置之不理，而此时边上的男女们开始指责我们的不道德，后来竟然群情激愤起来，事件慢慢被引向复杂化。

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开始推推攘攘，并将我们围住，混乱中，我八百度的眼镜被扯掉，一片模糊中我开始叫我的老婆和堂哥他们，我很担心他们的处境。但很快，我的头上中了几拳，其中一拳打在了我的右眼上，顿时眼前一片漆黑。对这种事情我毫无经验，混乱持续了大概一两分钟，只一瞬间，那些恶徒鸟兽散去，空空的场地上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的眼前只剩下我老婆、堂哥和他的女人三个模糊的身影——幸运的是，在我们找他们时，将儿子留在了三轮车的驾驶室里！

我的眼前这时模模糊糊，用颤抖的声音问老婆怎么样，老婆说我没事，我说那你将我的眼镜找给我，我什么都看不见。。。。

眼镜竟然没有坏，只镜框有点变形，戴起来很别扭。但别扭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当我戴上眼镜后我发现，我中了一拳的右眼里有一团人头大的黑影。

这时，堂哥已经傻傻的坐在墙角，他的女人坐他边上。我老婆正眼泪花花的看着我。

当然，我能看到的这一切都只能用我的左眼——右眼看到的是诡异的一团黑影和黑影以下的他们的身子，像经过屏蔽处理的某些电视节目，令人生厌，于是我索性闭起它。

这帮人没有打女人，堂哥和我一样挨了几下，额头处有点红肿，而我的头上已经起了几个大包。我走过去坐在堂哥边上，头很晕并隐隐作痛，于是用双手抱着，老婆吓坏了，过来扳着我的头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你快去看看儿子，他还在车上呢。我边说边掏出手机报警。其实碰到这点屁大的意外情况就去找警察帮忙真的是件很幼齿很傻逼的事。

十五分钟后来了辆警车，下来两个很严肃的警察，但严肃的表情在我向他们叙述事情经过不到两分钟时变成了不耐烦。挥挥手说上车吧，去所里谈。我说我一个人去谈什么，你得将打我们的人找出来一起去谈，并且，打我们的那些人绝对是这家人指使的，所以这家人也得谈。

好像觉得我说的有理，他们找到村里的人将那家的两个儿子叫回来，问他们，你们指使人打他们了吗？——这种问题可能只有被驴踢坏脑子的人才会回答说是。所以在两个脑子健全的儿子很无辜的摇头后，我们被呵斥上车。

录口供时我站在桌边上喋喋不休的说我们怎么被打了——我的右眼被打瞎了，头上还有几个大包为证。

做笔录的那人头也不抬：你要觉得你受伤了先去医院验伤吧，该治疗的先治疗，等我们将打你的人找到后我们再处理。

我说你们怎么找出打我们的人？他说我们会去调查了解的。

——在我国，只要认识“调查了解”这四个字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的结果就是没结果。

这时那兄弟两坐在边上有点急，老二过来说：我们又没打人，没我们事我们回了。

那个警察抬起头，批评他：急什么急，不就为了几棵小树吗，啊，闹出这个样子，这事就这样算了，树给人家拖走，不就是两百块钱吗。

然后调转头问我：这样处理你同意吗？

我差点他妈的举手投降，说，同意，我同意了。

于是那警察让两兄弟回去。

等他们走到门边时，我叫住他们：我今晚会去你们家的，我想知道打我的人是谁，如果你们今晚不知道，我明晚再去，明晚还不知道，后晚继续去。到时可能麻烦你们了。。。

然后，我叫上堂哥回家——我老婆和堂哥的女人之前已经带着我儿子回去了，我可不愿儿子将警察叔叔的神气记在心里而影响他以后的价值取向。

回家后第一件事是去医院。给眼睛做了什么眼底造影和B超后——我一直以为B超只是用来辨别胎儿性别的，谁知道竟然可以超我的眼睛！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眼底黄斑部出血”，外伤所致，需住院治疗。我和医生商量：我有正事要干，不住院行吗？医生犹豫了一下：那就每天过来输液吧，可能要十天。

天已很晚了，输完液后直接骑着摩托车来到卖我树的那家门口，很斯文的叫开门，一家人正很和睦的在吃晚饭。

我站在桌边上，很诚恳的说：我也很饿了，但我没顾上吃饭就来了，并我是从医院直接来的，你们看，我的治疗收据都在。边说边将手里的医院收费收据放在他们饭碗边上。

我确实感到饿了，因为我这时才想起来中午也没吃饭。

我继续说：我想知道谁打的我，因为我确实被打伤了，你们先吃，吃完再告诉我也不迟。

然后我就找个凳子坐在他们边上。这时，他们全都放下了碗筷，二儿子开始出去打电话，其他人都不吭声。

十分钟吧，下午为我录口供的警察就到了，嗓门很大：你这是上门威胁和骚扰知道吗，我可以抓你的！

我说我怎么威胁了？我很诚恳很斯文的，我在请他们帮忙。

那家人这时激动起来：我们帮什么忙，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说哦，那我先回去了，明晚再来吧，麻烦你们明天帮我打听下吧。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守时、守信。所以，第二天晚，我输完液后准时出现在他家的饭桌旁，再将今天的医院收费收据展示了一下。之所以展示那个东西，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很有威慑力——那该死的、疯狂的四棵小树绝对换不来这一张医院收费单！而最让人崩溃或者犯错误的往往都是经济上的问题。

那个警察不再来了，一家人开始和我商量：这样吧，我们确实不认识打你的人，但我们明天可以帮你问问，你就请回吧。

我二话不就骑上摩托车，发动后回头说：那我明晚再来吧。

第三个晚上，在我要出门的时候，那个警察出现了。

我一直忘了说，其实那个警察是我的老乡，他是学校毕业分配在这里的，老婆是本地人。他的弟弟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曾和他弟弟在他生病住院时一起去看过他。

所以，你们明白了吗，他才没怎么为难我，并且，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多么秉公执法的好警察——他至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我们认识。有个这样的老乡真是幸运啊，我深深为他感到骄傲。

他来是当说客的，那家人怕我真的每晚都去，所以，希望和解。

他们计算了下我两天来的治疗费用，托他带来两千块钱，希望我就此算了。

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就是当时我收下了这两千块钱，换成现在，我绝对不会就此罢手。但当时，我感觉很累，其实是很灰心。

我的收树经历就这么很不体面的结束，堂哥也于几天后回了老家。

当我的眼睛治疗结束时，我的电脑学习也结束了——我学会了开关电脑，我知道了什么是word和Excel，并且还很牛逼的学会了建立CAD图层，并用CAD画了个很漂亮的五角星！

其实，我一直算不来的帐是：如果我用900块钱去网吧消费，可以消费180个小时（当时好像是5块/小时），这180个小时里最起码我可以比在学习班的20个小时里多学到一点东西，比如，找个同我一样无聊的网友聊聊天、种菜偷菜什么的。。。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我从学习班出来后，除了自己，老乡们都认为我已经很行了。反之如果我真的去网吧的话，他们就会说，这个人沉沦了。。。

时间已经临近06年元旦，我兜里的钱也已所剩无几。那时我才发现，其实，我幸辛苦苦的两个多月里，真的没挣到什么钱。

当我快买不起猪头肉就酒时，我决定闯荡上海——很行的我必须闯荡上海，并且，无路可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去上海之前的第一件事是在路边找根水泥杆然后抄下一个办证的电话，花了70元钱办了个大专文凭。

面试的那天淫雨霏霏，我提着个方便袋，里面放着那张做工逼真的假文凭。面试的过程其实很简单，轻易的就通过了，并且，我面试的是金工车间的车间主任，但老总说你应该去生产部做项目工程师，似懂非懂的我使劲点头。

一年后我升为部门经理。

在我带领着四个本科生、五个大专生将公司的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后的一个礼拜六上午，我约老总出来谈谈。

那天同样的淫雨霏霏，我湿漉漉的坐在他的对面，平静的对他说：我的大专文凭是假的，我只是个初中生。

老总沉默了半晌，然后抬起头，以同样平静的口气说：我知道了，继续干吧！

这个在我心里纠结了两年多让我吃不下睡不香的恶心谎言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一骨碌就喝下去了，连个嗝都不打一下。然后我们聊了一些我的之前的经历，当然他也谈了些他在上海交大读书以及出国留学那两年的一些往事。那次谈话后，我们成为了朋友，虽然他比我大了二十岁！

六年了，我没再回过繖湖大院，即使，我的弟弟、姐姐都在里面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我是多么的怀恋那个舞者的猪头肉……

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跨进了上海电视大学嘉定分校的校门——我想将那张假的大专文凭换成真的。

在上周参加红歌赛的大合唱排练课上，当老师叫我们唱东方红的时候表情一定要丰富最好面带微笑嘴巴一定要张圆并必须能塞得下一个鸡蛋时，我才发现，我又干了件多么傻逼的事情！

——完——

终于写完了，腰和颈椎痛得不行，感觉很糟糕——不单单是身体上的

就如我在签名档里说的：

有些往事，当你真的掉头再去揭开它时，就算不是伤疤，也会有让你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