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贾秉仁教授­

贾秉仁教授曾是我的历史老师，在大学给我们讲述过世界历史。­

我认识贾教授说起来要早得多。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他，但这个认识正是他的不幸时期，我几乎天天见他，可他或许根本不认识我。在学校操场边上，也就是通向进出校门的路，整天看见一个清瘦的老头，穿一身过去农村老年人常穿的那种对襟长褂，宽松的裤脚下边打着绑腿，脚穿一双布鞋，光光的头上总戴着一顶草帽，肩荷一副大粪桶，桶内插着一根长长的粪勺，尽量避开学生上下学时的高峰期，一个人默默的负担行走。衣着虽然朴素，但这身打扮却尽显洒脱飘逸。外貌较消瘦，个头中等，但走路的姿势确实优美。满负荷的双桶上下轻轻颠簸，但他的步子总是那么协调，踩着点，纹丝不乱，给人以潇洒的感觉。­

有次，我怀着好奇，站在学校西南角的春秋阁上想仔细地观察他，到底是要把大粪送到哪儿去，为谁干。由于春秋阁是建在东湖边上的，离城墙不远，据说与苏轼有关。后来被人们加以利用，宋后人们把它当做瞭望警戒的观察哨。当时建得很高，上有塔楼，距地面有十几层楼的垂直距离，所以可说是一览众山小了。我看见他一个人出校门后，过马路就到种满蔬菜的大田里，一勺一勺的给蔬菜浇粪，我才知道他是给城关镇的蔬菜队担大粪。­

到大学的第一年，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课堂，给我们讲授世界历史，我才在跟他闲聊中得知，他已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由于叶剑英、邓颖超、郭沫若等人的联名干预，才为他恢复了工作，到我们学校来讲授世界历史。­

贾教授是河北保定人，早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北洋军校的杨虎先生招学员时，由当时的国务总理王士珍举荐担保，去了北洋军校，后又被公派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成回国后正值抗战兴起，交通阻断，国民党政府就让他去武汉陆军学院，给学员讲授日本的历史及社会现状，以帮助那些高级军官们了解交战对手国内的基本情况。和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一起给学员们上课，当时冯玉祥等都是他们的学生。­

抗战胜利后，他到西安《新民晚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在西安期间加入了军统。解放后他一直在报社工作，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妻子跟他离了婚，子女也没有一个跟他，孑然一身，孤单的生活了多年。后来，他的学生把比先生小十几岁的女儿许配给他，作了续弦，并接他到了我们县城共同生活。由于历次运动的冲击，他一直是当时揪斗的对象，接受再教育和劳动改造，在后妻所在的生产队担大粪。­

他从小习武，功夫了得。记得我们在上初中时，放学后，学生在学校操场学骑自行车，他走过来，跳上自行车后，可以将自行车静止在操场不动，只需摇晃车头，人不会从自行车上掉下来，而且自行车也不会倒，说明他的平衡技术相当了得，让我们惊叹不已。­

知道他在我校任教后，第一年的暑假，我就去他家看望他和师母。

几间旧平房，一些简单的家俱，以及明显比他要年轻许多的师母等，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后，他就携家属子女一起搬到了我求学时的大学教授公寓楼住了。

记得有一个假期去看他时，他正在看原版的《金瓶梅》，他也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借给我先看了。当时的《金瓶梅》还是受限制的，只有教授一级才可以研究时翻阅，而且是原版的，一般人很难见到，市场上也不流通销售，还是当作诲淫小说对待的，就一如苏联时期的《亚玛街》一样，是禁书。在他家闲聊时，他常常给我讲起他过去的经历，上学时的一些逸闻趣事。他上北洋军校时，要有人举荐，也就是找保人，而且限每人举荐不得超过四人，刚好当时的国务总理王士珍也是他们河北正定人，共推荐了包括他在内四人去了北洋军校。当时的主管学生训练的杨虎将军对学员要求很严格，几近苛刻。在治军、治校上是很有名气的人，而且学生待遇也非常好。他记得一进校门就发给大家军呢大衣，在训练时，教员不喊停止，即是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得上。经常让他们穿着新绿泥大衣趟水走泥，弄得他们感到甚是可惜，如同犯罪。在武汉军官学校工作时，他的学员一般都是将级以上，确属高级军官学校。他当时和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一起讨论问题，研究备课。周恩来性格见人总是态度和蔼可亲，经常主动跟人打招呼，叶剑英比较沉稳，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郭沫若则是激情澎湃，善于发动，一如他在《洪波曲》里所写的一样，令人亢奋。­

教授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几年了，但他留给我的印象依然很深，至今难以忘怀。在他祭日来临之际，仅以此文聊作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