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家乡的几位共产党员

一、赵文起

赵，大个子，较瘦。相貌长得多多少少有点像赵本山。

他是“四清运动”中提拔上来的的老队长。当时他担任生产队长，我父亲是大队唯一的非党员队长。我父亲常通过亲戚、朋友给生产队在城里揽活，这样可以扩大门路，增加社员的收入。比如到土产公司等单位去干活。那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赵队长顶着压力支持我父亲的工作，当时全大队，我们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年年的分配值是最高的。有些人在文革运动中给他俩写了大字报，批判了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主意，只要不撤职，批完了继续做“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我“树大分支”后，没有住房。当时生产队有两间为五保户盖的土平房，那家五保护老夫老妻都去世了，只有一个养女，回到了生父的家。房子空了起来。我搬进去住，每年要给生产队交104元的租金。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元呢。五保户家留下了垃圾——粪肥，有几车吧，我利用业余时间，把这些粪肥起出来，卖给了生产队，计了工分。赵队长得知后，把我的工分取消了。他说，这是五保户留下的肥料，所有权在生产队。那时的好干部，就是这样，一点也不讲情面，一心维护集体利益，不计个人的恩怨得失。

二、张友

他曾任生产队队长、大队长。中等身材，大眼睛，是个帅哥。背有点驼，恐怕是参加农业生产过早的原因吧。脾气火暴，有点霹雳火秦明的味道。喜烟酒。车把式出身。识字不多，但特别喜欢文艺。在文革期间，因破“四旧”，除学校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间或唱唱红歌外，一切所谓封资修的黑货都属于禁演之类。他却不怕，晚间，把评书艺人请到他家，讲《大八义》《小八义》。乡亲们常到他家去听，他从来不烦，而且免费供应茶水。他家有一本文言聊斋，他看不懂，请我照本宣科给他讲。当时，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似懂非懂，连译带猜，给他讲了许多篇。

有一位生产队的副队长，在铡草时，把谷草中夹杂着的谷子筛了出来，拿回了自己家，也就十斤八斤的。他召开了队委会，严厉批评了那位队长。那时的党员、干部做不得自私自利的事情。因为经常举行“斗私批修”的会议，如果谁做了贪占公家便宜的事，会被大家批得灰头土脸，在群众中抬不起头来。现在，则不同了，村里无论什么事，都是干部占先：村里的资源——砖厂归他们承包，山上的沙土归他们出卖……他们几乎是三天一大宴，五天一小宴。几任村长都在城里买了楼房，有的还买了轿车。村长家里养着藏獒，不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和送礼人谁能进得了门？

我到学校当社办教师时，一次，有男女两生闹矛盾，女生被男生打了，惹得女生家长到班上报复，进教室去打那个男生。我加以阻止，与其发生争执。我想，不论如何，当家长的不能进课堂来打学生，有什么矛盾应当由学校解决。那个家长由于企图没有得逞，将气撒到我身上，拿起办公室的炉钩子要打我，我当时年青气盛，也拿起了炉子上的开水壶，我说：你敢打我，我就用开水烫你。这时，他才不得不收敛。因社办教师与学生家长产生矛盾，教导主任把我与那位家长带到大队，交由大队长张友解决。双方介绍了情况，张友严厉地批评了那位家长，态度相当严厉，把那个社员臭骂一顿。从此以后，再没有社员到学校干扰教学。可能张友队长在社员大会上通报了此事。

后来，大队换届，他到西山看山，60岁因病去世。

三、 田富

担任过大队林场场长，县委委员。去世后安葬在市里烈士陵园。

田，大个子，不胖不瘦，脸大眼小，慈眉善目的，但不善言谈。我们村是季风区，沙丘多。春天风大，飞砂走石，天昏地暗。田植树出名，他栽培的林带被当地人称为“老田家树趟子”。杨树长得最好，最高。文革前，省和地区的干部常陪同国际友人乘坐轿车来参观。县里特意在我们村的沙滩上建了一座“望林台”。站在“望林台”上，可以看到，松花江像玉带一样缠绕着松嫩平原，沙丘如金，杨林如海，高高低低的庄稼像青纱帐。田被评为全国林业劳动模范，曾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据说，毛主席在询问他植树经验时，他表达不好，只是说，死了栽。县里的新城剧团，以他为原型编了地方戏，剧本叫《战风沙》。

四、 刘忠学和张国玉

刘，大个子，戴近视眼镜，口才、文才俱佳。我曾亲耳聆听他给农民讲话，声间洪亮，语言通俗斩截，没有一点官腔官味，语流中注满感情。

张，中等身材，双眼皮，高鼻梁。是我们村有名的孝子。

这两位都是我的恩人，我社办教师转正公办教师时，他们帮了我的大忙，但却没得到什么好处。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县有四十二名指标农转公。当然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先进工作者。

张国玉是我小学同学，当过兵，在部队入了党。转业后担任过大队公安。我结婚他不在家，还让转业的战友给我捎回两条枕巾，补了礼。我找到他，与他商量此事。他说，反正参加考试的人很多，几名取一，主要是看成绩。我给你活动一下，要个额外指标，只要你成绩好，就有希望取上。他找到刘忠学，当时他担任镇上的宣传委员（后来，担任市驻地区记者；文协会主席；电视台台长；因癌症英年早逝）。他找到镇上的教育委员，要了一个指标，就算多报了一名先进工作者。这样，我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我还真给他们长脸，全县130多名先进工作者参加考试。我们镇4人参加考试，只有我这个落后工作者以第一名的成绩转正。我当时没花一分钱。过后，那一年春节，我让张带我去刘家串了门，拿了两瓶吉林名酒，共花了六元多钱。我俩还在刘家吃了一顿饭，刘家做了十多个菜。

转正后，我的几名县里的同学到我所在的农村来给我祝贺，当时我独立挺门过日子，家里困难。真是“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啊。张国玉从自己家里拿来二斤猪肉，算是有点荤腥，救了我的急。

今天看报，《报刊文摘》载：湖北监利出卖转正教师名额，每人交四万元人民币，不考试即可转正，金星小学20名教师，有11个是“4万教师”。卖菜杀猪的也可买指标，不用上班，月薪1800元，到退休年龄还有工资。

五、李忠厚

1961年——1972年，他在扶余县曾任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1966——1967年，我作为一名已经毕业的初中生返校闹革命。我们这一派是保李忠厚的，所以与他有过几次接触，并且曾到他家去过，他的家与一般市民的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一般的老式家俱。哪像现在的县局级，大都住进了别墅，有人甚至有多处住宅，室内都富丽堂皇，皇宫也比不上啊。

他，中等身材，身体较胖，黑红脸膛，单眼皮。说一口流利的家乡话，思维敏捷、缜密，我们之所以保他，是因为他在群众中的威望要比其他县长、书记高。他下乡曾与农民一起劳动，当车把式。由于年代久远，那次谈话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坐在土炕上，与我们几个学生代表侃侃而谈。

后来再见面时，是1968年冬季的一天，在扶余县的商业楼，在公安局对过。当时我因文革中参加抢枪等罪过与其他几个同学，进了监狱。当时县里正办学习班，提审我们到商业楼对质。上午没对质完，午间把我看押在李忠厚的住处，当时他也在接受审查，不是自由身。正赶上吃午饭。当时的囚犯一天两顿饭，九两粮，一天两餐：早晨九点，下午三点各一顿。冬春是清水白菜炖土豆，夏秋吃应时蔬菜，菠菜汤、黄瓜汤、炖茄子等。菜也限量，汤多菜少，没一点荤腥。一年只有中秋节一天与春节三天改善，所谓的改善，就是菜里加几片肉。一般每天上午一碗小米饭，下午一个玉米窝窝头。当时看到李书记吃着白面馒头，就着猪肉白菜炖粉条的菜，香喷喷的，我的口水都差点流出来。

当时李书记认出我来，我当时还带着手铐。他很快就吃完了，印象中好像只吃了一个馒头，有意给我节约。屋里还有其他干部，我一个都不认识。他看看我，没跟我说什么。因为楼的过道里有人巡视。他下了床，朝门缝往外望了望，可能是窥视看守走过去了，他跟同屋的几个干部小声说：这还有几个馒头，给他拿着吧，他们是学生，正在长身体，他们在里面是吃不饱的。然后他找了几张白纸，把馒头按扁然后包了起来，塞到我的棉衣里。我一句话也没跟他说，我怕影响他啊。对质完，我带着那几个馒头回到了监狱。我一个人也吃不了那几个馒头，就趁看守不注意时，分给了同室的难友，大家解了一次馋。可是后来不知道是同监室的难友告密，还是商业楼那面有人揭发，还是被看守知道了，我被几个警察拉出监舍，拉到院子里的空旷处，按倒在地，军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打下来。一边打一边问，是谁给你的馒头，是谁给你的馒头，今天你不说，就打死你！我当时也很倔强，怎么打也不说是李书记给的，我说，是我趁他们不注意偷出来的。打了一顿，他们解了气，才算罢休。

197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与妻子到岳父家去。岳父家在前郭旗，松花江的西边的农村，需要过江坐火车。当时正在修松花江大桥，听说李书记正在主管修桥工程。当时过江，或者走浮桥，或者坐船。当时坐船不贵，五角钱。但人多得等，我为了赶火车，就想走浮桥。于是我就厚着脸皮去找李书记，李书记亲热地接待了我。我求他能让我从浮桥过江。他和蔼地说：不行的，工程处有文件规定，浮桥只供公家使用，私人谁也不行。就是我儿子李志坚要过（李志坚是我们一届的同学），我也不会批准，请你能理解。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不就是走一趟浮桥吗？有那么严重吗？那时的好干部就是这样，不走私情；不像现在这样，以走私情为荣，以保护伞自居，以行权谋私利为荣。谋得越多说明能量越大，人们也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