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哟，柳潜……

战国初期，秦国家综合国力薄弱，GDP水平低下，百姓生活穷苦，常受周边魏、楚等国侵犯。到秦孝公的时候，起用商鞅进行一系列改革，终于在短短的十几年就走出困境，国力由弱变强，为以后统一中国打下基础。

历来的君主和政治家大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知道取信于民至关重要。但真正实行的并不多，多数是欺骗愚弄百姓。百姓被愚弄被欺骗久了，就不再信任政府了，“信任危机”是最普遍最严重的危机。商鞅辅佐秦孝公改革首先就从“取信于民”开始。怎样取信于民呢？商鞅想了个办法，他以政府名义贴出公告：“谁能将这截木头扛到城北，就可得到两千两黄金的奖赏。”路过的人担心其中有诈，无人理睬。商鞅见状，又从两千两提高到五千两。终于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截木头扛到城北，没想到真的得到五千两黄金奖赏。百姓看见政府言而有信，因而信任政府，拥护改革。于是，秦国很快大治，又先后打败周边几个国家。周天子封秦孝公为“方伯”，即一方诸侯的头头。

少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中念书的时候，以商鞅徙木一事为例，论述了一个治国评天下的大道理：国家立法，法利于民；民之守法，以法维权。国民焉能不富？国力焉能不强？此文立论高致，纵横捭阖，言之凿凿，入木三分，一击三叹，节击而歌。一个中学生（可能还是初中生）有如此目光，如此气度，如此笔力，实为少见。无怪乎当年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柳潜对这短短500字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批语道：

“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攻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有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策，言之凿凿，绝无浮云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柳先生的同事读之，亦称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应当说，这些评点都是事实求是的不刊之论。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成为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固然主要凭其天生禀赋，个人努力，历史机遇等因素，而前辈的鼓励，老师的教诲，上级的指导推崇，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知道毛泽东少年时代就有大志，有才气，有杰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但若没有有识之士首肯、器重和提携，也是很难成功的。综观毛泽东的成长历史，他是一个幸运者。少年时代他有柳潜等这样的好老师具体指导，五四前夕有胡适支持，有章士钊为他活动提供经费，有杨昌济教授的教诲，几乎在同期又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特别是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期间对他关爱有加，让他出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广州农民讲习所所长、党中央秘书等重要职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自己成长过程中老师对他的影响，他说：“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说明：据历史学家周年昌先生考证，‘这位姓唐的教员’，不姓唐，而姓汤，叫汤增壁，江西萍乡人早年从事教育，接着追随孙中山，协助同盟会，是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之一，后同蒋介石头分道扬镳，1948年逝世。毛泽东说他姓“唐”，记忆有误）五四前夕，全国各地都先后成立了许多团体，“这些团体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在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大杂烩。“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他说，在北大“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综观毛泽东成长的历史，他从一个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自觉的革命战士，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老师和长辈们的指引，否则就没有后来的辉煌。

其实，岂止是毛泽东，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和前辈指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全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教育主要靠教师。这个道理古人都知道。中国是个有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家。从孔夫子开始就有师道尊严、为人师表、言传师教之说，而民间更推崇教师，谓之“天地君亲师”，教师是很受尊重的。

当然，受尊重也必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必须有道德情操的人，有真才实学的人，关爱后生的人，一句话，要有“师德”。像批阅少年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柳潜老师以及毛泽东回忆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老师，过去比比皆是。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老师都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后来有幸当了教师，也以自己早年的老师为楷模，教书育人，言传身教，不遗余力。退休后，很长一段时期我生活很不适应，因为我没有学生了，没有我关爱的对象了（关爱别人和被别人关爱，都是幸福）。

然而曾几何时，学校也不是块净土了，一些老师也不大像老师了。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就有人提出“老师不要改作文，而要学生自己改和学生之间交换改”，理由是“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不是老师改出来的，而是学生自己改出来的；学生互相改有利于互相学习”。当然，批改作文，工作量很大，怎样改，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问题讨论，也可以在一个小范围进行实验。但现在的情况是（别的地方我不大清楚，我们这地方是这样）小学、中学，老师基本上不改作业，却要家长签字。有的考试卷，让学习成绩好点的同班同学改。作文布置得很少，老师改，却往往只有一个“阅”字，谁知道老师阅了没阅。有的老师课堂上应该讲授的内容，不在课堂上讲授，而留到晚上“家教”，另外收费。过年过节要家长“意思意思”，排座位基本上也是根据“意思”的程度而定，等等。

教育是关系千家万户、千秋万代的大事，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以，要“科教兴国”，要把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要提倡“全社会尊师重教”，这些道理谁都懂，可是现实的状况很令人忧虑，也很令人沮丧。此时此刻，读柳潜老师给少年毛泽东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批语，我固然为少年毛泽东才情所感染，更为已经几乎不为人知的柳潜老师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久违了，柳潜老师……

久违了，柳潜先生，“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久违了，柳潜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归来哟，柳潜……

附：

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过敏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唯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gui读“鬼”，指坏人）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持恐此徙木立信一事，吾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敫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