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我是八岁时认识小姥的（这是我对外婆习惯上的一种亲切的称呼，也是我母亲故乡的俗称。）这样说是因为当我初见她时，她的样子就如石上刻痕一般刻录在我的海马沟回里了。并且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表象依旧清晰如昨，仿佛那之后的记忆都被一键删除，抑或是她的样子根本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这让我觉得，关于外婆，所有的记忆都源于八岁那年。

记忆里，小姥总是梳着一头齐肩的短发，打理得光洁整齐，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不经意的笑。一对三寸裹足好像承不住浑圆佝偻的身子，再加上一双弯成弓形的老寒腿，使得她走起路来左摇右摆，那蹒跚的步履时常让我疑心她会随时栽倒，可她从来没兑现过我的疑心，即使端着硕大的鸡食盆或提着满满一筐野山枣，也从未出过差错。

小姥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是从封建枷锁里走出来的典型妇女代表。她的人生并不传奇，却可以写就一部血泪史，以至于当她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讲述那些过往的心酸，她说，她终于可以开口说说自己的苦处了，说出来觉得痛快，心里舒坦。这个一辈子从不叫苦的老人压抑得太久了，倾诉是最好的释放。

小姥一辈子沉默寡言，除了劳动，别的事情似乎都不是她该关心的，这是逆来顺受的时代锻造的性格特质。她十七岁就出嫁了，红盖头揭开了少女的懵懂。还未来得及品尝婚姻的甜蜜，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稚嫩的肩头，四世同堂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的饮食起居都落在了小姥一人身上。白天要料理一日三餐，负责饲养鸡鸭鹅狗等一应家禽，空暇时还要上山打猪草或挖些野菜。晚上就坐在油灯下缝缝补补，做棉衣、纳鞋底，时间总是不够用的，总希望长出四只手来料理家务。一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特有的睡眠习惯——天一黑就打盹，睡到午夜就起身做活，傍晚时，你和她说着话，一不留神她就打起了鼾，小时候我们听她讲故事时必须拉着她的手，不然故事讲到一半就卡住了，再想听就得等到明天傍晚，可是明天讲到一半又会卡住，一个故事不知要多少天才能听到结尾。

仅是家务的繁重不足以造成生活的苦难，她是勤劳的，从不为活计的劳烦而发愁，相反那是她的乐趣，直到现在近九十高龄的她仍会趁天蒙蒙亮就偷偷为家人准备早餐，劳动已经成了她的习惯。然而任劳任怨并未获得应有的礼遇，在那个封建大家庭里，小姥的婆婆（也就是我母亲的奶奶）是一家之主，据说那个梳着发髻的小脚老太太比慈禧太后还刁蛮。她好像一开始就不喜欢小姥，可能是因为外公曾读过国立中学，是当时全镇有名的高材生，她觉得小姥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只是碍于指腹为婚的契约不得不迎娶这个女娃。所以，无论小姥怎样拼命表现，她都无动于衷地保持着一贯的冷漠，并且，倘若稍有不慎便可能触怒“龙颜”，遭受一场无妄的责难。小姥年轻时被婆婆罚跪受罚是家常便饭，甚至被丈夫责打遣送回娘家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那是个不可理喻的年代，她就这样沦为婆家的出气筒、受气婆。可她竟一次也未反抗过，她说：“那时候的女人都这样，哪像你们现在被婆家人捧在手心里，男人也知道疼人，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哇，小姥是赶不上了。”可怜的小姥，她的朴实、厚道和愚昧的封建礼教使她的青春写满了辛酸。

后来，小姥的婆婆去世了。小姥的生活压力缓解下来，外公也变得体贴了许多，他当年的暴戾基本是迫于母亲的高压。可是，她又接连遭受了两次丧子之痛。一个是母亲的哥哥，三岁半时患了猩红热，由于治疗不及时中道夭折，一个是母亲的弟弟——小姥最疼爱的孩子。母亲说，他是他们兄弟姊妹里最聪敏的一个，不满两周岁就能很流利地背诵三字经，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逗大家开心。是天妒英才吧，两岁半时，端午节小姥忙里忙外，一眼没照到，他就把放在炕沿上刚磨好的豆浆碰洒了。滚烫的液体浸泡了整个下体，不到两天功夫，这个满身灵气的小生命就离开了。小姥大病了一场，病愈后她还像以前一样不言不语地操持家务，毕竟还有六个儿女需要她来照料，可她心里的苦真的化解了吗？不是，她像一部可以隐匿苦水的容器一样，又默默地把新的苦楚储藏起来——在她的心灵深处。她不会去触摸它，只会把它窖存成更加厚重的坚强。

我八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小姥，因为远嫁，母亲那时也与她分别了多年。坐在火车上，妈告诉我，她的故乡有海，海很大很蓝。我就莫名地想起了那首《外婆的澎湖湾》。想象里，外婆就像海。后来，外婆真的拉着我的手去看海了，那样无边的浩瀚包容了爱、忧伤和愤怒。我爱上了海，也记住了小姥——一个永远蹒跚地走路却走得异常稳健的老人。

前两天小姥病了。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医生胆战心惊地给这个88岁高龄的老人做了手术，可她却奇迹般地醒过来，并且已经能够坐起来了。尽管知道消息我有些哽咽，可我从不担心小姥会一病不起，她的生命会像她的性情一样坚韧。何况，小姥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小姥的父亲活到96岁，小姥的母亲活到102岁，至于小姥，长命百岁一定不是梦想。

等着我，小姥。天亮了，我就动身去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