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

我现在终于开始纳闷，这个世界我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人海子在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后躺在铁轨上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他知道21世纪将是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我们再也无法找到真感情。而真感情正是诗人赖以生存的灵感源泉。

我们生存所处的只是生活的表象，看得见真实的只有诗人和哲学家。古往今来，诗人和哲学家的命运历来悲惨，要么自杀，要么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是不是社会本来就排斥真实，或者生活本身就在愚弄着我们这些苟且偷生的世人。万物总是相对立而存在，包括作为人的自身，因此人这种高级动物难免地要试图在方方面面找寻所谓的规律，并以此为依据推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异常可笑的存在，但我们却无法克服。我们挣扎在生活里，无所适从，却又独得其乐。在人生中留下种种可笑的轨迹，旋转着向前，将自己搞的晕头转向。

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的新奇不再，我们开始漠视生活，认为一切降临在自己头上的就是原本该来的，或者可以称之为命运。命运在于我是个虚拟的东西，我甚至认为它就是认命的代名词。或许身在社会当中抗争是徒劳的，我也应该学着接受，接受我所面临的一切。但是社会向前的动力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叛逆的火种，来自那些火刑柱上或铁轨上附着的不朽的灵魂。叛逆是滋生在每个人潜意识里可怕的力量，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自然课上老师问，铁可以做锅是基于铁的什么特性。所有的同学都按照课本的答案回答说，是基于铁的导热性。老师很欣慰，但是令他不欣慰的事马上发生了，我站起来说，不对，其实是基于铁的延展性。不错，铁可以导热，所以可以用来做饭，但是如果铁不具有延展性，你怎么样才能把一个铁疙瘩做成锅的形状呢？这件事可以算作我叛逆思想的萌芽。

小的时候崇尚流浪，认为漂泊中的旅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所有电影、电视剧中的侠客都是手提长剑，浪迹江湖，他们似乎是没有家的。即便成熟之后，这个情结依然挥之不去。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这样写道：“故乡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流浪中的最后一站”。我开始理解，即使生命的个体不是在流浪，整个人类作为群体依然没有结束漂泊。如此说来，我们能卑微地活着本身就是类似英雄的壮举。

现实是不允许一个无知的少年流浪的，我始终窝在那个小村子里，所幸还有不少小伙伴。我钟爱三到五月，这个时节正是各种树木竞相开花的日子，槐花，桐花在我们村里尤盛。月儿初升，姐姐领着弟弟，我就欢快地跟在后面，撒欢在月光下，召集齐全村的伙伴们一起游戏。原以为这些潜藏在记忆深处的美好回忆虽然不再属于我，但总会延续下去，在那些后来的孩子身上。他们也会像我当初一样，在飘满桐花香味的月光里尽情游戏，脚丫子踩着柔软的桐花，不见一丝声响地欢跳着。我只有失望了，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游戏的欲望。他们宁愿呆在家里，看忍者神龟，奥特曼或蜡笔小新，稍微活泼点的也不过是让大人把小鸡鸡画成大象的模样在村子里招摇过市。

生活本身并没有改变，变的应该是人心。所谓“心之乱，人之殇”，无辜的是那些缺失了童年的我们的影子。

2007年5月20日夜里我也躺在了铁轨上想结束掉自己，因为两件事，一是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而相恋之后却因为家庭的阻力不能在一起；另一件事是那时候我患了很严重的抑郁症。之前几年我一直泡在书堆里，很少与人交流。聊得来的朋友只有河北唐山的一起玩吉他的一个同学，我失恋的当口刚好他患白血病去世。我突然痛失两位知己，就在那个夜里我喝的烂醉，爬到顶楼发疯的一样弹齐秦的那首《痛并快乐着》，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去爱，去狂……然后摔烂了吉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铁轨上，很疲倦地躺了下来。

人的无奈在于有时你所做的选择并不意味着随即就能让生活有所改变，至于躺在铁轨上如此这般的选择对于我的人生是否会有所意义，我至今仍不甚明了。相信命运的人一定会认为无论我那个夜里有没有从铁轨上爬起来，都是命运安排好的。那天夜里我最终还是爬起来了，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火车临近的时候，车轮砸在轨道上的声响一声声震动我的心脏，让它瞬间变的有力，嘭嘭地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如果说选择死亡是一种勇气，那么在最懦弱的时候选择继续抗争何尝不是一个壮举。

小的时候心里认为的壮举无非是爬上一棵高可参天的大树，光着屁股从高高的灌水站的房顶上跳进水塘里，要么就是抓住一窝小老鼠，赛进书包，上学的时候一只只藏到女同学的桌洞里。所以这一切男孩子需要的虚荣在我家门前都可以得到满足，因为我家门前有一个废园。那个废园里杂树丛生，各种但凡想得到的小动物在此聚集，我和一群伙伴们每天都看得到红花大蛇吞着蛤蟆或老鼠窝在园子的角落里消化美食。野兔和黄鼠狼藏在挂着露珠的南瓜叶子底下小憩。桑树和榆树上两种不同的斑蝥也时常被我们捏下来泡在开水里，然后喝下去，试验哪种的毒性更烈一些。再小一点的孩子只有趴在园子外面观看的份。他们往往用一根细细的树干，头上扎上绳子，骑在上面假装是匹骏马，我们往外扔老鼠和蛇的时候他们尖叫着四散逃跑，那只假马在地上拖出一溜灰尘，惹的近处的大婶，阿姨们一阵笑骂。

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里是没有女孩子的，一旦哪个男孩和女孩玩在一起，会遭到我们共同的打击，“假女人”的外号是必不可少的。那样的男孩只配去玩皮筋，踢毽子，丢沙包。夜色开始降临，我们这些勇士凯旋回来，聚在有电视的人家享受《圣斗士星矢》的时候，“假女人”必然会被拒之门外。

被我们称之为童年的时段悄悄溜走，还来不及感伤，学习的压力随之而来。进入中学，所有人忽然意识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尊。努力学习还不仅仅是要怎样出人头地，首先是要比其他人强。优胜劣汰，总有人是要排在后面的，拼命追赶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就自暴自弃，开始给女生递纸条，写些肉麻的话。有回音的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开始谈恋爱，然后被老师、家长发现，天天接受审讯。有时候也羡慕他们，在纸条上约了见面的时间、地点，然后偷偷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躲在树丛中，坐在大青石上规划未来的生活。我有一个同学曾在女朋友面前夸下海口，长大了一定要做到联合国秘书长，管理整个世界，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不过他现在还在老家卖鱼，女朋友倒是成了他老婆。年底见面我还会问他，什么时候再处理一下索马里海盗的问题，或者利比亚的内乱，现在这两个地方正乱着呢。他就憨憨地笑，他老婆倒还替他开脱，说联合国秘书长是不允许常任理事国国籍的公民任职的，说得我们一帮同学哈哈大笑。

大概在16岁的时候我开始狂热的喜欢绘画和音乐，但农村的环境不允许我有机会去学习。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存在，学术界将那段时间称之为“后纸质媒体时代”。我只能买来很多书自学绘画和音乐。我奉行一句话，这是生活在磨练我的同时教会我的一条法则，“任何一门艺术的起步阶段都是技术活”。我日复一日地重复画着一幅画，弹着一首曲子，直到烂熟在我心里，然后再去学第二幅画，第二首曲子。当我掌握了所有的技术后忽然就无师自通的对艺术有了惊喜的灵感。

对艺术的灵感使我开始倦怠，排斥所谓的现代文明对一切原生态的蚕食。如果还是孩子，我依然可以蹲在家乡的水塘边，对着蝌蚪絮絮叨叨说上半天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或者在荆棘丛生的山上摘一把野枣将嘴巴塞的鼓鼓囊囊；抑或躺在山坡的草地上看着光影拖动着时间在肚皮上点点遗逝。但那些时光已然不再，只有在生活中被折磨到垂死的心偷空静下来，拒绝任何非精神的异质的介入，我才真正想得起那水塘、那山、那青枣和草儿，嗅得到它们的味道。

人在社会中多少总有些人格上的分裂，那些努力将之统一为“真我”的人却要背上异类的枷锁。顺应社会如若终将堕落，显然是一种可悲，但这可悲究竟是谁的，我总弄不明白。我相信自己是一个聪明人，这也许将是终结我的一个命题。我试图融入，丢掉书本，研究起企业管理，慢慢习惯西装和领带；笑容可掬地和形形色色的领导握手、干掉两斤白酒换回银行三百万的贷款。只是拿起剃须刀对着镜子的时候，发现脸上并没有胡须，镜子里还是年少的我，笑意盈盈地站着。适时想起《道林格雷的肖像画》，那个周旋于风月场所，永不变老的妖精，他的年轮全留在了画像上。我多愿逆其道而行之，就让我迅速老去，但镜子里还留着那个年少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