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村子里经常有露头电影。那时候电视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因此，电影成了山里人夜生活的美妙插曲。

那时候，村子里有一个放映队。我记得队里有个大脑袋的矮个子叔叔，他就是专门负责放电影的，其他几个人则负责搬运设备，整理场地。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都变得模糊了，但我对大脑袋叔叔却记忆犹新。因为一到放电影的时候，我们一大堆孩子就齐刷刷的挤在放映机旁，傻乎乎的盯着那两个圆夹子一圈圈地转动。在我们眼里，大脑袋叔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魔术师，是天上的神仙。

在正式放映之前，那些村里或者乡里的头头总要坐在台上讲一大堆无聊透顶的废话，有时候等到看完电影就已经是夜深人静了。

秋天的时候，露头电影通常是在秋收过后的田野里，其它时节就在附近的小学校里。因为没有固定的场地，所以总是像打游击战一样。用从村长家里借来的白灰蚊帐充当银幕，用绳索捆了挂在树上。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挨家挨户的男女老少都搬了凳子去。最积极的当然是村子里的孩子们，我们一听说要放电影，就会一连好几夜都睡不着觉。等到放电影那天，一大早就搬了小板凳出去了，连饭都懒得回家吃。我们经常帮放电影的叔叔们整理场地，一天到晚都在场地上忙乎，也不知道累。

有露天电影的山里的夜是美丽迷人的，几乎全村的人都齐刷刷的坐在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田野里，月光悄悄溜过我们的头顶，蛙和蟋蟀的清唱从不远的地方传来，而那些朦胧月色下的山峦也似乎在乐曲声中翩翩起舞。电影场上总是笑声不断。

那时候放的电影大多是革命教育片，我记得我看得最多的就是《解放石家庄》、《铁道游击队》。还有《世上只有妈妈好》那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电影看多了，我们一帮乳臭未干的小伙计就想自己演电影了。我通常是被迫扮演汉奸的角色，因为那时候我长得又矮又小，贼头鼠脑的，而且两颗门牙又大又往外突，按伙伴们的话说就是活脱脱一汉奸，没有“八路”相。每当我演汉奸的时候，总是被那帮“八路军”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不是被拉去打靶，就是被关在牢狱里活活饿死。所以每次我都死得很惨。

后来，我不服气了，老是叫我演汉奸实在不是滋味，于是我说我想演点其他的角色。后来，大伙同意让我演一个日本军官。他们在我鼻子和嘴唇之间涂上碳素墨水，然后用毛笔在眼眶上画了一副大大的眼镜，再在腰上别一把东洋大刀，嘴里还要不停的念叨“咪西咪西”之类的。这样我就成了活脱脱一日本军官了。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死得比汉奸更惨，不是被八路军炸得粉身碎骨，就是用一把东洋刀自己了结了自己。

我记得在我漫长的“演绎生涯”里，自己只演过一次八路，而且还是我用五根棒棒糖换来的，但不久就被逼叛了变，做了狗汉奸，至于最后是怎么死掉的，现在我也不记得了。如果仅仅是在演戏的时候受点侮辱，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自从我演了汉奸之后，从此我就背上了一个“走狗”的骂名。直到我离开了家乡到了县城里去读高中，我才彻底摆脱那个阴影。但是后来有小时候的伙伴的来信免不了还要提到那些事。

再大一点的时候，大伙觉得这样自编自演而且没有观众捧场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大伙决定造一台电影机。我们用绳子把手电筒绑在木凳上，用白衬衣做幕布，有个小伙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他家新买的缝纫机上的圆盘和皮带拆了下来，捐给了研制小组，为此他被破格任命为小组副总指挥。可是不辛的是，后来他被他父亲揍了一顿，屁股都被打肿了。

我们的电影机自然没有研制成功，最后宣告破产。

不知不觉的，我们一个个都长大了，我们被迫背上了母亲为我们缝制的书包，被关进了四面围墙的小学校里，我们开始在那里跟老师学习“爱迪生发明电影”。

后来，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抢占了电影的空间。露天电影就逐渐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了。

我现在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的露天电影。我多想回到过去，回到从前，回到乡间的田野上去，再跟我的伙计们演一场电影，看一场露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