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胡适的恩恩怨怨

1919年1月15日下午，一位身着长衫面目清癯的青年来到北京锻库胡同，扣响了一位学者的公寓。

“哦，是润之先生，请进。”主人也是年轻人，比来人只大两岁，戴着金丝边眼镜，西装革履，温文而雅，热情招呼这位被叫作“润之”的远方客人。

就在这主人不算宽敞却也整洁明亮在书房，二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交谈。青年人用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向主人介绍湖南近期形势，历数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恶行，百姓因之叫苦不迭。庆父不死，国无宁日，他这次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就是想争取北京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主人认真听取这位青年的介绍和意见，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主人则是五四新文化领军人物胡适。

当天，胡适就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其实，在这之前毛泽东同胡适已经有过多次接触。

胡适回忆：“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京，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适还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章士钊和李大钊介绍的。毛泽东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

1918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就拜访了胡适。毛泽东就是否该出国勤工俭学的问题向胡适请教，胡适了解毛泽东的情况后则坦诚相告，认为不一定非出国不可，并把自己不久前写过的《非留学篇》拿出来给毛泽东看。事后毛泽东回湖南组织新民学会的蔡和森、李富春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自己却留下来开展革命活动，这同胡适的劝告有直接关系。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就表明这一点，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然是“糊涂”，仍然是“莫名其妙”，便是一个具体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胡适来往密切。1919年8月24日胡适在在《每周评论》36号上写《介绍新出版物》，对毛泽东寄来的《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赞不绝口：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19年下半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开始了一场同李大钊的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认为这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大论战，胡适被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今天该怎么认识这场论争，我不敢妄加评说，但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却是异常温和的，看问题也相当客观。毛泽东是这样评点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

第一条 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

下列各种问题及其他认为有研究价值须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

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意研究之主义——

……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回湖南领导驱张胜利后，给胡适写信：“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欢欣之情，溢于言表。不仅如此，在这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还在长沙从事了不少革命活动，如组织了一个“文化书社”，又组织了一个“自修大学”，接着又组织了“湘江中学”。而这些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同胡适的指导有关，对此胡适回忆说：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故此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58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自传》录音，同他的秘书唐德刚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唐：你是毛泽东的老师？

胡：那时，他在北大作旁听生，听过我的课，还到我家拜访过我。五四那年，毛泽东文章，我在《每周评论》上写过介绍文章。

唐：毛泽东的文字如何？

胡：共产党白话文写的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五四以后，特别有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适则依然奉行杜威的实用主义，致力于建设民主政治，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政治上分道扬镳，不可能有直接接触。但是，间接的接触还是有的。如1945年上半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旧金山联合国大会期间，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受毛泽东之托同代表团中国民党代表胡适进行个别深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则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要求中共解除武装，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第二大党参加竞选。

不久，国民参政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等六人访问延安。毛泽东通过傅斯年转达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的问候。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电报给毛泽东，措辞恳切，却丝毫不为所动，不仅不为所动，反而说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放弃武力”：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毛泽东读后反应如何，是一笑了之？是蚩之以鼻？是拍案而起？不得而知，总之没有下文。

1948年12月中旬北京解放前夕，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党政知识界要员纷纷溃逃，胡适正准备随之前往南京。一日，他在校长办公室，一个学生进来告诉他，昨夜延安专线广播，希望胡适不要走，北京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完后，笑着反问那个学生：“人家信任我吗？”胡适没有听延安方面的规劝留下，还是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延安广播电台对胡适专线广播，劝其留下，并许诺解放后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这只能是毛泽东的指示，舍此，谁敢这样指示和许诺？

1954年10年16日毛泽东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对于批判胡适，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集有关方面讨论通过了一个批判胡适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确立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列了九个题目。这次运动成果是领导批判胡适的委员会组织召开了21次讨论会，发表了数百篇批判文章，三联书店出版八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到1955年5月，中宣部给中央提交了《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对运动作了总结。当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胡适，看见这样一个批判自己的大运动，对秘书唐德刚不无得意地说：“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有“余毒”未清呢！”对于这次批判运动中重新提及1919年7月的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颇不以为然：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这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在一九五一年底开始；一九五二年整整搞了一整年；稍稍冷漠一下之后，在一九五四、五五，以及五六年的上半年，又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其清算运动。共产党所收集出版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和各种单行本、小册子，加在一起，足足有几百万字之多。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之中，他们的重点便是阐明胡适思想的全部，和胡适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便是我那多研究多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两篇文章。他们总是征引我在一九一九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的一切学术著作背后所隐藏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一九一九年所作的整个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不只是学术性的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种恶毒的攻击。”

耐人回味的是蒋介石并不看好这位党国精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竟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显得大度宽容。毛泽东对批判胡适运动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似乎也感到有过头之处。1956年他在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谈到1954年那场“批胡适”，说：“批判嘛，总没有好话。不能一笔抹杀，应当事实求是。……说实在的，新文化运动他（胡适）还是有功的，应当事实求是。”接着他又笑着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回复名誉吧。”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胡适和毛泽东这两位影响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相继离我们而去。白云苍狗，星转斗移，随着岁月流逝，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恩恩怨怨都成为历史。该怎么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让历史见证！由后人评说！

说明：

本文写作参考文献有：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季羡林《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李江树《八道湾》、陈辉《一封信与一个时代》、朱洪《努力人生：胡适在北大》、陈晋《开火：俞平伯、胡适到冯雪峰》、廖晓勉和杨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赵映林《毛泽东与胡适》等，特向他们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