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1969年，我出生在一个农村的茅草屋里，当时因为父亲被下放，所以本来应该是城里人的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上了农村生活，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不用在生产队里挑粪了，可以到六公里外中学的数学组里当一名不被重用的老师，母亲在大队的小学代课，母亲之所以可以继续任代课老师，是因为当时小学校里没有过多的教室，而母亲可以提供一间茅草屋做教室。我有一个大一岁的姐姐，大四岁的哥哥。在母亲的背上，我开始了幼年时期的学习生涯。

穿活裆裤的时候，还没听过玩具这个词，最好玩的就是骑着一颗高粱杆嘴里喊着“冲啊！”，在街头胡同里乱串，每次都会玩的鼻涕过了河才肯罢休。要么就去找一个草帘子到对面沙土山坡上“滑雪”。不小心滑下来，草帘子磨漏了，裤子磨漏了，屁股蛋上的皮也没了，站起来捂着屁股龇牙咧嘴地蹦高，痛苦之余仍然不会忘了叮嘱“驴友”不要告诉我妈妈，否则就拿“再不和你玩了”作要挟。

再大点的时候玩得更野蛮了。在那个英雄的年代，能看到的电影，能听到的音乐，能学习的榜样，永不变更的重复着，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

白天背着用手巾缝制的书包上学，夜晚拿着快板铜锣到各家各户去搞文艺宣传，六七个人在农家的对面大炕中间依依呀呀的唱着样板戏，学着三句半，宣传着大庆、大寨、小靳庄。星期天休息，十几个孩子便会相聚在北山坡上那个曾经是鬼子炮楼的小丘上打冲锋，那些容易欺负的孩子一定成了反面人物，有喊“向我开炮”的，有喊“亚基给给”的，顿时间漫天飞舞着泥团子、野果蛋子、苞米骨子……嘴里嘶哑的喊着“啪啪！哒哒哒哒！”“你死了！你死了！”；倘若有人敢怎么打都不“死”的话，第二天一定不会有人再去找他玩。由于武器太过于小米加步枪，我们几个稍稍“野”点的就开始研制武器了，先是在秸秆上安装一个Y形的树枝，再用一扎长的两个木棍做扳机和把手，一台看上去很新潮的机关枪就成了。忽然有一天，一个木匠的孩子手里拿了一把明晃晃的“真枪”，那手枪黑漆漆的，还可以打纸炮，别在腰里威武极了。我们羡慕的要死。于是，会费好大心思去攒上几分钱用来买糖果，才能作为交换的条件玩上一天。归还的心情是痛苦的，甚至都有过长期占有的非分想法。

听老一辈讲，用车链条、车条帽、子弹壳就能真的做成一把手枪，我就去恳求两个叔叔，东挪西凑终于攒齐物件，用铁丝折成枪身和大栓，车里带做弹簧，将弹壳和车链铆接成一体，回家偷一盒火柴，押上火柴头，枪真的打响了，好大的威力，装上砂子，足足可以打死鸟。这是学校和家庭的禁品，也成了我藏匿的负担，就连半夜醒来都会偷偷地去到厕所的石缝中看看，我曾经拿出去和那个木头手枪比试，出尽了风头，赚足了面子。就因为这次风头，这枪被姐姐告发了，得到了一次皮开肉绽的奖赏，从此后一提起枪就觉得屁股疼。

每到冬天，我的娱乐场所从山上搬到水塘和小河边，做冰板、爬犁、独角冰车驰骋在冰胡子上。有时出门前带上一柄铁锤，一个小篓。猛砸露出水面的石头，见里面的小鱼窜出翻肚，便捞出来装篓，这是当时盛极的捉鱼方式－震鱼。也会忍着刺骨的寒冷翻找石板下的蝲蛄，这美味足以让淘气的人能得到自保。最为过瘾的就是做一个冰船，用长杆做桨，一路漂流，一路喊着号子，直到掉进水里才不了了之，这时候若是不想“找死”是万万不能回家的，就在凛冽的寒风里熬着，老棉衣老棉裤冻得打不了褶，走起路来就像机械人，啥时用身体焐干了衣衫才敢回家，妈妈会蹲在炉火前温怒的训斥，翻来覆去的烤干那双湿漉漉的鞋，我会在她唠唠叨叨中沉沉睡去，醒来后又是一个艳阳天。

学校依照惯例，经常组织学生到生产队里劳作，据说叫勤工减学，这件事却是我们很喜欢的，到地里拔苗拔草，拔豆子，掰苞米，在大道上拾肥。凡是参加的都能得到一个胳臂肘长的豆面饼子，那是家里吃不到的东西。到了田间地头，带队的老师会给我们讲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猪八戒背媳妇、也会讲哪吒闹海，宝莲灯，我们傻傻的坐着细细地听着，觉得那神话太迷人，那老师满肚子都是故事。

做为下放的非农户，我家很被歧视，除了两间草屋，真的是房不到三间地没有一垄，就连到秋收完的地里找地瓜、找豆粒，都要走在生产队猪群的后面，生产队过年杀猪分肉，我们只能大老远的看着，不敢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妈总会安慰说“不馋，妈回家给你们蒸馒头，他们也吃不到”。那寓意只有长大后才懂得。

8岁那年秋，放学回家途径一座山岗，山路旁边有一树看似熟透了的野梨，因为抑制不住口中的馋涎，顺手打了三五个，还没有放到嘴里，就被生产队看青的抓了个现形，说是偷公家的果园，被扭送到学校，在讲台上挨斗检讨整整一下午。当时母亲的脸被我丢尽了。更可怕的是一次因为抽了生产队场院中一种被唤作“甜杆”的高粱杆，再次被抓，并且是我一个远方的姨姨“大义灭亲”的，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小偷”，成了一个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的坏学生，直到后来，我都没有当上光荣的“红小兵”。

真正的娱乐是有了评书之后，中午放学时，在广播喇叭的大树下一群迷茫的脸痴痴的盯着喇叭听杨家将、岳飞传。为了学得一身好“武艺”，我们到处去抓农户的毛驴做战骑，装模作样的哇呀呀叫着，身上背着用腊木做成的弓箭，手里端着用板皮子削成的大刀，那架势自然是不可一世。不过倒霉的驴子始终喜欢溜着墙根走，为此我们骑过毛驴的大腿的两侧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不久后，父亲平反回城，我从此再没有回过那个留着我欢乐和伤痛的小山村。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旧会想起那个我用一个馒头换了一筐黄瓜的秃瓢男孩。

我依旧会想起那个因为被我抱了一下就狂喊“流氓”的可爱的黄毛丫头。

我眷恋那山岗，那河流。

我眷恋我孩提的玩伴。

我眷恋至今还魂牵梦绕的那个小村。

我更眷恋我粉红色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