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忆事

一

上杨村，我回归了一回原始。

从窗户到对面另一扇窗是十步。从门到门对面的墙壁是五步。三张铁架子两层双人床，一张用几块没刨过的糙板木钉就的一张小矮几，再加上一只两眼煤球炉子，这些，便是这个房间里的全部了。老板娘对我们三对刚从人力市场招来的夫妻工说了一句：这是你们的生活区，检好东西休息一下，下午领料干活。然后就走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门打工的所在了吗？我就要在儿度过了人生的一段可能不会太短的日子了吗？看着妻从容地找来抹布擦试着沾满灰尘的铁架床，我尽管心头有一百个不情愿，却也终于醒悟到了这是一个既已造成的事实。于是，也只能将两个大编织袋的家当放到铁架床的上层。好在妻早有准备，离家时往大编织袋里塞了一大块绵花布，如今，这块花布果真派上了大用场，用根细铁丝一围，竟把这床里的世界从表面上看起来似给分隔了。

这个地方是义乌的一个小村，当地人大都姓杨。大概正因如此，这里就叫了上杨村。据说，这儿家家都经营着活动铅笔制造或加工。恍似一夜东风吹开的桃花，不知是谁制笔发达了就很自然地把这一村都变了笔商。而且，在我们到来之前这些笔商们都弄的很是活泛。

如今，有关那段日子的苦痛我早逼着自己将之连同心头许多酸楚一块扔进了记忆的死角，唯有某个醉酒后的夜半，那些经历，又会挣扎着蠢动起来，幽浮到我的眼际，为醉酒后的神伤找了一个妥帖的理由。

我们的老板起初也当然地走着和大家一样的路子。各种各样的新款活动铅笔都做，卖出了很多也挣了不少钱，当然，也遗留下了不少这几年没卖出的积压。

当天下午，就到老板娘那儿领了料开始了正式的打工。

装笔完全是手工活，细活是穿笔尖，这份活我至始至终都没有胜任过，好在妻的眼力好，手也更巧，每天七八千甚至上万的笔尖部件全都是她一人串起的（这个数据看似庞大，但折成工价却只十元，而且，所耗费的时间也至少在十六个小时以上）。我只负责不需要太多技巧的压笔杆旋外壳的一块。旋外壳是最不费力的但却是工价最低的一道工序。于我而言，巨额的时间代价换取的金钱让我失落是当然的，倒并未觉出身体的苦。苦的是压笔杆（当地人叫油管）。用个形象的说法吧：尖锥刺肉！初做这活用这句话来形容果然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弹簧、开花（活动铅笔里的一个黑色塑料配件）和油管的组装是同时完成的，尖硬的塑料油管完全靠指或掌压，先是一个个指头被戳红肿，迄指头已疼到无法工作便换掌心，最后弄的每压一根手便如被刀子剜了一刀般的疼痛……这份工，没做很久，后来铅笔市场的滑坡逼的我的老板改行做了小塑料玩具。我却没有因此庆幸，因为，经历了一段磨砺，指头和掌心早有足以抗拒笔管戳挤的老茧。——不需要考虑哪个工种了，原本都是每天十来块的收入！

这个时期，最让我难忘怀的还不是付出与收入的差距失衡，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段日子里精神生活的灰暗。

这个村庄应该不算小，本土人就有一万余人，加上来自贵州安徽江西等地的外来打工者，总人口怕总超过了三万人。所以，原始社会的群居生活模式在这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三对夫妻工，就这么蜷蜷缩缩地共同挤在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斗室里。饭是用一个大伙凑钱买来的白铁盒炖的，菜则是轮流用那只两眼煤球炉烧。好在另两对夫妻是余干人，在这里算是老乡了，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倒很融洽。因此，虽说吃的寒碜吃的匆忙也吃的潦草，但这还成了我对上杨村打工三月的最美回忆！

真正成为我这十多年来驱不开的梦魇的是睡觉的环境。至今，我仍然常常被梦中重现的那个画面惊醒。三张铁架子床，睡着三对男女，任是谁转个侧都会发出一声咯吱巨响。这倒罢了，许是老早就适应了，那两对老乡夫妻都是在义乌打了多年工的惯客，群居，对他们而言早已习惯。所以，他们可以丝毫不在意此起彼伏的酣声、床架子承受不住重力时发出的刺耳声和其它各种怪声，甚至，在不少时候他们还能在这种环境下掀点云雨。不错，在做那事时他们倒是尽可能地收敛，然而，无论如何，铁架子床的抖动和男人急促的喘息，以及女人实在没忍住时发出的几声低吟，这些，终于还是扰的我一夜夜的无眠。我们无法习惯这种洒脱，每在这时，我只能悄悄一点点挪动自己的身体，尽可能把自己与枕畔的妻离远些，然后，拼命抑制着眼泪却放纵心的哭泣。我至今记得，那时，无论是皎月当空还是月黑风高，我却是连起身小解也不敢，生怕是冲撞了老乡的好事而给自己带来一脸的燥红。

那段日子，不仅折磨了我本就疲惫不堪的身心，而且，直到打工返乡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恍若心头压了一块重石，在自己家中也依然觉的旁边有人。

除了这些，在睡梦中被老板娘或老板唤醒去躲避联防队查暂住证和收卫生费那幕，也成了上杨村记忆中厚重的一笔。

上杨村的村西有个当地香火旺盛的古寺，寺后则是一片密匝匝的雷竹林。这个地方绝对算不上美。荒凉、龌龊，少有植被覆盖的土地上涂满了被雨水抽打出的泥浆，旦有一蓬杂草或是稍干燥的地方却又遍地的手纸。雷竹林与寺庙之间的一条涸沟则是上杨村这些民工们的夜间公厕，其臭熏天……所以对这块地头有今天仍然清晰的回忆，还不仅仅是因为这，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我们民工们的避难所。联防队一来，在被老板或是老板娘唤醒后，就象炸了锅，我瞬即便如当兵时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军号，最短时间里穿好衣裤，然后，挟着妻的棉袄拽着妻子一路跌踵往雷竹林林冲。再然后，便和林子里数百上千的其他农民工在凛烈寒风中瑟缩，直到一串电筒光朝着上溪方向离去时，我们才战战兢兢回到那个虽也冰凉但有被窝的巢。

暂住证制度如今似是取消了，当时暂住证和卫生费究竟需要多少钱我也记不得了。我只知道，倘当时要交足这两项费用，我们夫妻则可能白干近一个月。我还记得，在那三个月的几次逃避中，有不少人踩了一脚大便，有人被荆棘划破了脸，还有个少年因没顾上穿厚衣当场冻倒被大伙送进上溪镇医院……

我很难说清那三个月对我来说是好是坏。从经济收入来看，三个月后，刨去所有开销，我和妻一共带了一千一百零八元钱到家。

如今回想起来，那三个月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我明白了家的可爱！至少，我懂了生活原来可以那么潦乱；至少，曾经那么多次在少活时，那两对余干老乡没忘顾及我这对没脾气的老乡夫妻，时不时抢些材料让我们多少可以有些活干而解决了一天伙食……

那年，是公元一九九七年冬月。

二

面对可能随时来临的死神，我选择了退缩。

在经历了浙江一段很是辛苦而收入却又很是低廉的打工生活后，之后的几年，我努力逃避着再次出门的念头，并悄悄地发了誓要在自己的家乡混出个人样。于是，我努力着，苦苦经营着重新开张的小五金店，以期以此为基础而伺机再做别的发展。可惜，毕竟地方太小，毕竟一个小山乡的人气显得太弱。基本只能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计的小店，无法让我儿子有稍好的教育条件。

终于，我又强迫自己开始了又一次打工。巧的很，表姐夫新近开了家煤矿，矿里正少矿工，趁此机会，我挤身其中，做了名私营矿山的采煤工人。应该说，离家仅几十公里的路程，老板又是自家平素关系还好的亲戚，这两点都是让我在不情愿的心态中稍微感到庆幸的优势。那时觉得，不远的路途总能让我常回家看看，亲戚檐下，总不会屡受欺辱吧！

周家坞是隔壁乡的一个小山坞，这儿地头不大，但矿山资源却不少。一个方圆不到十里的山包里，居然有着四家小型煤窑。表姐夫的煤窑是个老窑，是年前从一个浙江佬手里花了五百万买来的。实际上，表姐夫只是五个股东中的其中一个持股更大的股东。这个叫周家坞的山包早年是片桃林，在这儿变成矿山后桃树便不再结果了，但每年三月的桃花却依然开的很灿烂，绯红满山，远眺竟似洒了一山的血。我就是在桃花绚烂时来到这儿的，那时，看了被桃花簇拥的平房，看了推开窗便可伸手摘撷的一枝浪漫，我还很有了一丝欣喜。

可接下来的事却一点也不浪漫了。大概是维护老板作派的原因，表姐夫把我带到矿山后就走了，余下的事是表姐夫的父亲替我操持的。

我住的房间里有四张铺，靠窗台的两个床位睡的是两个浙江武义来的炮工，床铺竟是新的，可铺上的被褥却很邋遢，被子自然没叠，床单皱的象刚出缸的腌菜，而且，被窝里还传出难闻的脚臭味，床上还凌乱地躺着一床没洗砌的扑克牌和几本封面撩人的杂志。唯一让我觉着这儿还有人味的，是那两张铺位吊着的两个大床屉上的两把大锁。

床的主人不在，不知是下井了还是去别地了。我择了靠门的那张空床将家里带来的被褥整理好，然后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靠在被子上捱着到晚饭时。来时表姐夫交待过，说让我先下井处一段，等人手足了再调我上地面做点别的轻松点的活。所以，第二天，我就在表姐夫父亲的安排下开始了井下的掘进工作。

这个煤窑不大，井有两口，但工作井只有一口，另一井是早先浙江佬废置的，后来与这边矿井打通了便成了一口只管通风的闲井。我来时，在工作的这口井也没有煤采，矿里大工正领着我们三个班的矿工打龙子探矿，据大工说，再打一两百米就可以告别现有东一堆西一团的鸡窝格局了。这话的意思是，再突破这个层面就是我表姐夫他们发大财的时候到了。因此，要我们再捱段靠十四元每米进度的工价，言下大有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那种味道。可私底下，和我一个班的老楞对我说：不这样又能怎样，十四块钱一米，一个班下来每个人百把块总还是有的，比起在外地打工还是强的多哩。

时间久了，而今我已很少忆的起那井里掘进的工作强度，只记得老楞在我第一次下井无意走到那个废弃采场边沿时，他曾面容失色对我大声历叱；我只记得，挖着挖着，汗湿全身时已赤裸的两个工友鼓励着我抖抖缩缩褪下身上最后的一块布纱。我很幸运，煤矿里透水塌方瓦斯爆炸这些恐怖的事，在我下井的那段日子从来没碰过。周家坞煤矿的半年，我一直是在探矿打龙子里度过的。换句话说，也许是我连年来的晦气影响了表姐夫，那半年，表姐夫一分钱也没得挣。

今天写这篇文字，我不曾想过要挖掘在煤矿井里那些很晦涩的记忆。想说的，却是矿井之上工友们的那种常触动我心弦的生活。

到矿山不久，我就很自然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不问为什么，旦凡是在矿区的矿友活动我都混迹其中，和他们一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和他们一块唱着调调庸俗的小曲，一块和他们调侃着黄色的小段，一块陪着他们醉酒时的哭嚎……我没有理由把自己装扮的与众不同，相同的工作相同的汗骚让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和他们融成一体。

可是，了一段时间，我却终于还是被他们视为了另类。

一是嫖，几乎每个矿工都不例外地喜欢赌喜欢嫖。在我踏进这个矿山的第三天，同我一个班的六根就约我到县城去“嬉”了，那回，我并不知道这嬉的意思，囊中羞涩的缘故，我便以身体不适拒绝了。二是赌，矿山正经矿工其实不多，一共三个班十二个人，加上六个炮工。按理，即算如此，矿山里也不至于很冷清的。但这矿山又确实冷清。除了上班的和刚下班补觉的，整个矿工宿舍里终年几乎都没见一点生气。惟有的热闹之时是发工资那天有一两夜的豪赌，一个个，揣着实际已经被上个月提前支出而仅剩的不多的一点工资，很财大气粗地啃着鸡腿吹着酒瓶，把钱压在那张由于被经常拍击而显的瘦弱的小方桌上，然后静待运气好的人将之瓜分。矿友们不在乎手头上仅有的一点现金会全部输光。真没了时，他们有权到矿山财务科去预支下月工资，只要不过头，矿山压根不会为难。所以，矿友们几乎不用担心后头另找逍遥的花销着落。

这种场合，我是无法投入的，由于素来厌恶赌博，我终于没顾得矿友们一再怂恿，还是挟了本破书躲到一个清静的角落里，去偷偷满足一番自己本已虚空了的灵魂。

我曾经问过同室矿友小毛一个月往家里寄多少钱，支吾半天后，小毛很难为情地说了声很少，差不多每个月不到八百块。小毛的回答让我很是有些震惊：近四千元一月的收入啊，可真正结余的居然只有这么一点！趁此机会，我又问了小毛何以会如此放的开而这般大手大脚。小毛斜眼瞟了我一下，回答的语气很是让我突地起了一阵寒颤。小毛说：煤矿里干活，连能活几天都不知道，积钱有个鸟用啊！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工友们这种挥金如土生活方式的由来了，瓦斯、塌方、透水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成就了煤矿工人尚算可观的经济收入，可是，这收入的后面却是可能随时献出年轻的生命。无怪他们这么豁达，这样轻贱自己的尊严！

对赌博和嫖娼的隔绝，很自然地让自己与矿友们的融洽割却了。他们最后竟是理也不愿理我，甚至没谁愿和我搭班，连脾气火爆其实极热心的老楞也视我为异类。我很理解他们的这种行为，事实上对错本身就很难有个定论，通常，持相反观点的人永远都是认为对方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如同我置身这群矿工之中，我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是错误的，然而，同为一个整体，我的观点和做法在他们眼中更是另类！那么，孰是孰非呢？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份工作。

我不知道真正放弃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丝毫不屑与矿工为伍的意思，相反，半年的煤矿工人生活，让我深深地感触到了矿工与矿工之间那种同舟共济，感触到了他们相濡以沫如同夫妻的真情。依然选择了离开，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看似丰厚的收入与自己的付出反差太大。我有爱我的妻子和我爱的娇儿，我祈盼着手执妻子的纤手走过一生……我不知道表姐夫最后是否真的会调我到地面上做些没有危险的活，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表姐夫真的会这样做我也不会留下。因为，我不敢设想老楞小毛和六根他们有朝一日真遇不测时，我将如何面对……

也或，是我太于庸人自扰，但我真的无法坦然！

于是，我又一次结束了一次打工生活。这年，是2004年。

三

那年，我做了一回白领。

在接到横峰战友的邀请后，我为自己的流年测了一卦：流年丙戌，大运庚寅，我的命主是庚申。看格局当是用神得力金得火炼的好预兆，起码，这一年不至象早几年那般潦倒了。于是，我再次收拾了行囊，坐上战友的别克车来到了横峰。

战友这几年大发了，小水电站、公路工程、竹凉席加工厂一大揽子事业把战友忙得连家也难得回。我明白了战友所以要我来帮他的原因：见我这位当年死忠的战友这些年的困窘，他想拉我一把。说穿了，并不是他要我帮他而是他诚心要帮我。

这个厂子规模算不上大，两条生产线，工人有四十多个，但由于两班倒，厂里除了发工资时平素始终只能看到一半人。厂房是租来的一所废弃的老学校，房子旧是旧了些，但早年学生们勤工俭学种下的那些法国梧桐依然健在，此时，正四月莺飞，蓊郁的法国梧桐很是减却了好些机器发出轰鸣给人的烦燥。办公室有五个人，财务老傅、，机修工小何，两个女的：金珠和丽珍，她们负责检尺收购。此前，厂里的管理一般都是由老傅和小何兼管，战友自己也会隔三岔五地来巡视一下。这天战友也留在食堂陪我们吃了顿中饭，趁吃饭时把我介绍了给大家，同时也把大家介绍给了我。此时，我才知道，除了小何时浙江安吉特请来的，其他几人则是战友的叔叔和妻家的至亲。

于企业管理，我是从没接触过的。打过多少次工一直都是被人家管理。战友走后，我竟是手足无措而毫无丁点头绪了。只是瞎在这台机器边转转又到那台机器旁游游。整个下午，我没半丝收获，甚至连金珠她们检尺也没有看出端倪，只看见她们围着根竹尺在脖项，却没看到摘下来到林农拉来的毛竹上划弄。心下还由衷佩服她们眼力对竹子大小的判别。

我和小何共住一个房间。小何三十岁不到，凭我对人的判测，估计小何绝计聪明，却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趁洗脚时间，我主动和小何搭上了讪。多年来的漂泊，让我到底在如何与人沟通上还是积累一点心得。我没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生产上的问题，而是和他谈起他的家乡安吉。小何闻及我曾经在杭州当兵时骤有了谈兴，接着他眉飞色舞地说起了他在杭州平海路一家酒店做保安的经历……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成了小何的跟班，他修机器时我帮他递工具，他磨刀具时我给他点上一根烟。很快，从小何这里，我掌握了产品质量的判别和生产流程的运作。

老傅显然是个成府很深的人。从战友把我介绍给他时起，他就称我厂长了，这很让我接受不了。老傅在厂里管的蛮多，出纳采购车甚至间管理按排几乎都是他一人包揽。老傅对我的态度，一时间很难说清是好是坏，似很尊重，又隐隐从他老花镜的镜片后面读出了一点排斥和敌视。老傅自我来了就很少进车间，在财务室呆烦的时候也只是溜到烤房那边和拔弄灶膛里的火，或干脆沿着马路闲步。据小何说，老傅变了不少，以前他很勒的。我很愕然，老傅怎么会变呢？

而金珠与丽珍也对我有所排斥。据小何说，这两个女人都很泼，开起玩笑来更是不分轻重。我来后，她们却从来不和我打趣，即使是我有时有意无意主动想和她们聊，她们也常是爱理不理。

检尺记码是一份不费力但很没时间定数的工作。常常是天麻黑了还有林农送毛竹来。毛竹的大小却又很有的争执，量的好就坏能使每每根毛竹相差几块钱。所以，金珠脖项上的竹尺每每只是在她与林农对毛竹大小有争议时才会摘下来箍一回。

和金珠她们发生冲突是在一个月之后，经过一段时间里的观察和刻意丈量比较，来了近两个月，对毛竹大小我也基本上凭眼力辨出。那天吃过晚饭，我习惯踱到料场，金珠俩表姐妹还有好几平车毛竹没量完。我便下意识走了过去。仍象往常，金珠只是一根一根报着数而丽珍飞快地记录着手中码单。我就随意地站在旁边盯着林农手里往料场上卸的一根根毛竹。那一刻没别的意思，只想考证一下自己的眼力是否能合的上金珠的判别。可是，看了一会，越看越不对劲，好多根我认为只有9寸的竹子都被金珠判为10寸了。按住心头的疑惑，我努力地找到了那些我以为有问题毛竹特征，又仔细记下这些毛竹的摆放位置。待金珠她们量完了回食堂吃饭后，我将这些毛竹一一用篾尺量过。结果，验证了我的疑惑，这些以十寸价格收购而来的竹子普遍只能达到九寸。悄悄问小何，这批竹子的主人是谁？小何的回答让我一震，那主人果然是金珠夫家的叔伯。

我很难对此作出任何处理，直接对战友说显然不合适，就此对金珠斥责也不是个好办法。一整夜，我为此辗转无眠。直到第二天早上，还是决定找金珠谈一下。

金珠还是那种态度，不冷不热。见我来了礼节性点了点头便起身欲走。“我们能交流交流吗？”我很客气地叫住了她。

“有事吗？”金珠只得又坐回了那张长条凳，顺手将手里的杂志卷了筒然后盯着我。

“向你请教一下量竹可以吗？”我尽可能把脸上的微笑表现的自然些以期能很好的融入交谈。“我是说有些时候看着你们吃冷饭我很不过意，想在你忙不过来时可以帮你一点。”

金珠脸色骤变，立即起身并转头甩了一句：“做好你自己的事，咱不需要你的好心！”说这话语气很重仿佛是对一个没安好心者的叱斥。临走远了似还说了句黄鼠狼给鸡拜年。

那一刻，我呆若木鸡地立在那里半天也缓不过神来，早以为既是战友请来的，大家终会拿我当回事。不想，其实我什么也不是，在战友这儿的几个家人眼中，我充其量只是个混饭的闲人。在他们心目中，是个靠着战友施舍的白吃。平日里给我的那一点尊重，实则是给我战友他们家人的尊重。在不与他们利益发生冲突的前提下，这点尊重或而会持续，一旦有损他们利益时，他们将毫不客气地当我是个敌人轰走。金珠她们是如此，老傅也是如此，甚至连厂里不少与战友沾亲带故的工人也是如此，连小何也有可能会如此。稍不同的是，经一段时间下来的共同生活，小何至少把我当成了朋友。也在这一刻，我忽然懂了老傅的变化，原来我也是有损老傅的利益的。

金珠的态度和厂里的种种问题我终于傻傻地告诉了战友。战友听我说了后只是苦笑了几声，然后安慰了我几句。见我犹然不依不饶，终对我说了实话，实际上，他早知道这些情况，所以请我来，仅仅是想让他们几个在我面前有些收敛而已。其实，只要不是做的太明显，贪的不是太利害，真的没什么办法！

经历了与金珠的冲突后（这个冲突也不能说是冲突，因为我这一方面根本没作过激语言和行为，但我毕竟不自觉地与她们产生了矛盾。）。我几次要求战友到车间去做工人。可战友不允，依然要我继续在那里充当着菩萨角色。又努力苦捱了几个月后，我究竟没能说服自己，还是向战友请了辞。

是年，公元二00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