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童年

一九八五年旧历四月十五清晨，我整六岁。可是直到六岁，我每晚仍然喜欢赖在母亲的身旁睡觉，并且得母亲搂着，才肯老老实实地入睡。但有一夜，她搂得太紧，我想翻身，却怎么也翻不过去，几番挣扎，只得叫醒母亲，说——说什么我知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脑子里竞相闪过的几个词语全不达意。这个词仿佛经常说，但此时却偏偏想不起来，吭哧了半天，我别出心裁地说：“俺妈，我拐弯（翻身）。”

“俺妈”，众所周知，这是许多乡村对母亲的一种称谓。但在我这里，有一日竟突然变得复杂起来。母亲在邻居家的院子里压了一桶水，让我回家喊哥哥拿扁担来抬，但我见了哥哥却不知该怎么说了，原本脱口而出的是：“俺哥，俺妈叫你去抬水啦。”可我灵机一动，心想哥哥是我一个人的，可以叫“俺哥”，但母亲是我和哥哥两个人的，怎么能叫“俺妈”呢？叫了“俺妈”，就等于说，这是我的妈妈，不是哥哥的，那么哥哥该怎么办呢。我试着在嘴里推敲——“我们的妈妈”，很拗口，显然平日里不是这样叫的，那么平日里到底是怎么叫的呢？似乎是“俺妈”，但很明显，这是一种很自私的叫法。我绞尽了脑汁，结果只好委屈一下自己，暂时不要这个妈妈，苦恼地跟哥哥说：“俺哥，你妈叫你去抬水啦！”

哥哥一听，哈哈一笑，扁担也没拿，飞一般地跑去告诉母亲：“俺妈，俺弟不要你喽！”

母亲大方地说：“不要就不要吧，反正他又不是我的儿子。”

听母亲煞有介事地讲，我是“油鬼”的儿子。“油鬼”是卖油条的，老老的，秃秃的，黑黑的，矮矮的，油油的，每天早上都会骑着自行车到村子里来，车后座上绑着满满的一纸箱油条，叫得很多孩子都直流口水。

我也曾偷偷地想过，假如真的是他儿子，便能天天吃到油条了，便可以天天在翁杰跟前炫耀了，家里的油条堆得像小山似的，一辈子都吃不完。而且母亲还补充说：“他家里不光有油条，还有一个好看的小妹妹。”

但我总是哭，哀求母亲说：“别把我还给他！

这一年，庙村还没通电。

庙村原本的确有一座庙，有过一群和尚。但和尚们不好好地晨钟暮鼓、念经礼佛、倒都转行做了打家劫舍的强盗，结果没挨到解放后，就被八路军剿了，并将庙改成了学校，命名为关庙小学。

没有电，没有电视，电影只是用发电机带动着偶尔放映几场，但这种时尚的娱乐远远不能打发人们的清闲时光，倒是传承下来的评书成了人们最简单、便捷的消遣。这些故事一旦经了先生的妙口，就像被拍成了电影一般，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赶集一般地涌过来。，晚上屋子里坐满了，就挤到院子里去，院子里装不下，便把书场移到打谷场上，黑压压的，孩子们不听书，都爬到垛子上蹦跳，惹得各家的大人拿着鞋底到处追打，常常乱成一锅粥。所以，一抓到机会，大人们都喜欢把孩子锁在家里。

夜里我醒了，发现母亲不在身边，眼泪立刻就掉了下来。空空的屋子里，寂静和漆黑简直把恐怖发挥到了极致。我强忍着哭声爬到父亲那头，摸摸枕边，没有火柴，无法点灯，只得下床，光着脚，连鞋也不敢找，伸直手臂用手往前探着，接上衣柜、粮袋、芦苇帐、盆架，终于摸到了门，从门缝里龇牙咧嘴地挤出去，一路飞奔，直捣书场，不顾一切地扑倒在母亲的脚下，紧紧地抱住她的腿，一声“俺妈”，痛哭失声。

我告诉母亲，无论去哪儿，都要带着我，如果我困了，就掐我的腿。

但是，母亲却把我送进了校园。

翁杰比我早一天报名，回到家喋喋不休地跟我炫耀读书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而且并不是每个孩子想读就能读的，笨蛋就没有资格。于是第二天我赶紧跑到学校。进了办公室，感觉所有老师大人都看着我，校长扳着指头让我数，数完一、二、三后，让我立正，我说：“什么叫立正？”

他看看我，严肃地说：“来学校不是玩的，是要学习的，在家里听父母的，到了学校就要听老师的，不许调皮，上课时不许睡觉，不许不做作业，不许破坏花草，不许欺负小同学——”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腿就开始抖了。除了父亲，还没有一个大人对我如此讲话，而且看似又必须得接受，不接受或许立刻就会挨揍。

从办公室出来，哥哥问我怎么样，我说明天上课。

他说：“上课要听老师的话，要不然会挨揍的。”

我火冒三丈地说：“老师凭什么揍人！”

他嘲笑，指着一年级走廊里的三个正在啜泣的同学让我看，说：“他们三个是我们班的，暑假作业没做，每个人都被用棍子磕了五下，哭了，正罚站呢。”

我不说话。

回到家，我跟母亲说，我不读书了。

我很不明白，在家玩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到学校去读书。母亲说了很多好话及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我只想着一件事，进了学校玩会挨揍，但跟母亲又不能这样讲，只说自己的个子小，会被人欺负。母亲说，有哥哥在，有他护着，便不会被大同学欺负了，但这更令我恐慌，倘若他又打我，求救都没人听见，以前还好，爸爸只要一看见他把我压在身底下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两鞋底。

其实除了怕在学校里失去自由，我还怕离开母亲。反正只要母亲不在身边，处处便藏满了危险。和父亲在一起，跟和哥哥在一起一样，我始终都紧绷着神经，他实在太爱打人了。有一次疯了一样将母亲推倒在门后，母亲哭了，我也哭了，哭着去推他，推不动，便冲出去从门旁找来一根棍子，朝他当头就是一棍。父亲一下子就把它抓住了，狠狠地瞪着我，我也狠狠地瞪着他，僵持了半天，他点上一根烟，溜门子去了。

我下定决心，死活赖在家里，决不读书。父母只好分别架着我的左右两条胳膊硬往学校里拖。拖了几步，我赶紧使出千斤坠一般的功夫，将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屁股上，脚尖立刻在村东头的土路上划下两道深深的痕迹，父母又要拖我，又要打我，忙得汗流浃背，怒火越烧越旺，只是可怜了那屁股，好端端地挨了无数鞋底，其中也有母亲“赏赐”的。若干年后，忆起这段事时，她仍记得很清楚，说那是我被打得最惨烈的一次，家里人都气疯了——头天还是欢天喜地地唱着歌往学校跑，第二天却突然说不读书了。路上，很多人边笑边打圆场，劝我读书识字，将来有大作为，可我只顾挣扎着、哭嚎着，说：没有书包，父亲一把将在一旁看热闹的哥哥的书包夺过来狠狠地套在我的脖子上；没有学费，母亲忙不迭地从手绢里挑出两张一块钱塞进我的口袋里；老师好打学生，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老师从来都不打学生。

老师不打学生？一群骗子。

我进了学校见了老师总低着头，一说话上嘴唇就发麻。孙燕芳老师多少次将我的姓都叫错了，也不敢纠正，乖乖地答“到”或回答问题。如此几次，翁杰实在忍不住了，猛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他姓王，不姓孙。”

翁杰就住在我家的前面，每天上学都忘不了叫上我，刚出村子，就开始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他昨夜的梦了。梦里，他是一个大英雄、大豪杰，喜欢蒙着面，系着黑披风，武艺超群，到处行侠仗义，所有人都崇拜他，令我艳羡不已，常埋怨自己梦短且平凡，有时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很露脸的梦，但刚说出口，就被他的梦给镇住了——你那个算什么！

起初孙老师压根就没有把在她面前连句话都说不好的我放在眼里，直到我别出心裁地将教室改成了厕所，或许一切都应该先从棉裤说起。

母亲专爱亲自动手为我缝制棉裤，生怕不暖和，塞了很多的棉花进去，由于手工粗糙，未出几日，裆口的棉花便露出来了，雪白雪白的，坠着连成一串，呈葡萄状，美其名曰“猪大油”。五年级的一个老姑娘每次一见我就笑眯眯地喊“表侄”，“表侄”代表的是辈分，但在那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把它当作最邪恶最糟蹋人的话。每次我都望风而逃，但有时即便钻进茅厕里，也会被她揪出来。老姑娘先将我的双手锁住使我无法动弹，然后腾出一只手来将我裆口的棉花一点一点地往外薅，边薅边笑，边笑边叫，我的哭声有多大，她的笑声就有多荡。

我痛苦了很久，心想倘若没有那棉裤，便不会被揪出棉花来了。于是回家恳求母亲脱掉这个丢人现眼的鬼东西，孰料却遭到了严厉的训斥，理由很简单，就是怕我冻着。在她看来，小孩子的自尊心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其实，棉裤倒也并非一无是处，除了能够御寒，还可以帮我吸收尿液。

平日里我只敢在课间打打闹闹，进了课堂，仍是规规矩矩的。所以通常总是，课间抓紧时间玩得昏天黑地，进了课堂，刚静下来，忽然发觉有泡尿忘尿了。才刚上课，也不敢说，怕孙老师骂我。我低下头，紧紧地夹着腿，夹得它透不过气来。可那尿如潮水一般，一阵一阵的，一次比一次猛烈。越想忘记越是想起，越想越急。我一边夹一边考虑对策，不是很急吗，不如先放几滴出来，缓解一下压力，剩下的留到课后解决，怎料第一滴刚出来，后面的便全都涌上来了，千钧一发之际，怎么截流都截不住，恰如决堤的江水，一发不可收拾，终于石破天惊。我机泠泠地打了一个冷颤，紧绷的神经瞬时松懈下来，一股奇妙的快感遍布全身，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烦恼便接踵而至。

我不知该责怪棉裤好呢，还是该表扬她。一方面，她一滴不漏地吸收了尿，未让尿流到地上，蔓延到别人的脚底下，不会被当场抓住，能迟一点丢人；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她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尿，棉花湿了，贴着肌肤，热气散后，寒冷入骨，好不容易焐热了，一蒸发，又臊气袭人。长长的一节课过去了，的确没有人发现我尿了裤子。下课了，我紧紧地夹着腿，慢慢地挪出教室，挑了一个向阳的好地方，停下来屁股死死地贴着墙，缓缓地像夏天的驴挠痒一般蹭来蹭去，但愿砖能分担棉花的一点压力，然而不幸的是，被同学们发现了，围了一圈，指指点点，疑惑不堪，都在研究我是在什么时候尿裤子的。我自觉地低下头，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却不敢哭出声，心想以后怎么活呀，但没几天，我又旧戏重演。

大概一个月后，我畏畏缩缩地举起手，孙老师问：“怎么啦？”

我难为情地说：“我——我——我想——”

“是不是想去厕所？去——快去——快点去呀！”

一片哄笑声中，我夺门而出，但刚冲出校门就开始滴了。或许是我经验不足，对付急尿，应该猫腰、紧夹、碎步、慢跑，光凭丹田一口气是压不住的，要讲策略。

我想脱掉裤子在操场上解决，但又怕同学发现到班里讲，那么以后做人就像被人攥住了裤裆一样，有些人是很“赖”的，你一和他吵架，他就揭你老底。所以我宁愿把尿尿在裤裆里，相比较而言，至少体面些。

一年级的同学知道我痴，便常常跑过来捉弄我，说孙老师是孙老妈，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了，证据便是她脸上的雀斑。我说，那雀斑是因为孙老师小时候像我们一样顽皮喜欢沿着梯子爬到屋檐底下偷麻雀窝里的蛋煮着吃而长的一种如麻雀蛋壳一般的花纹。但哥哥却说：“是生过孩子之后长的——那天我亲眼看见她和一个男的手拉着手在河边走。”

我不信，大叫道：“孙老师从来就不谈恋爱！”

“我亲眼看见的——骗你就是小狗！”

别人一发誓，我就以为是真的。无言辩驳，我急哭了，可是越哭他越喊。

关于谈恋爱这种难以启齿的事情，我只知道是不好的，却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哥哥说，谈恋爱就是手拉着手；可翁杰听他大哥讲，其实是男的跟女的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比较偏信父亲的说法，他用大拇指压着中指在翁杰头上用力地弹了一下，只听“嘣”的一声，说谈恋爱就是在女生头上弹“嘣”儿。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升入了一年级。回望过去，终于如释重负，因为新老师不知道我有将教师改成厕所的习惯，且再也不会听到哥哥只要一想起来就拿腔捏调地在我面前叫孙老妈了，只是一年级不再像幼儿园那般每天都在玩游戏了，要学很多东西，连幼儿园已经学过的都还要再重学一遍，所以同学们都觉得孙老师实在是多余的，加上受“孙老妈”的影响，以至于在一次卫生大扫除的时候，当她到一年级一声不吭地就想将笤帚拿走的时候，翁杰倏然冲上前去攥住了柄子，大声说：“这是我们班的笤帚！”

孙老师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了一跳，半天回过神来和颜悦色地说：“我拿去用一下，马上还过来。”

“不行！得问问朱老师！”翁杰严肃地说。

孙老师笑着夺了一下，未能得逞，同学们都笑，她恼羞成怒，厉声喝道：“松手！”

“不松！得问问朱老师！”

“我问你哪个朱老师！”孙老师左手紧紧地攥着笤帚与翁杰两只手僵持着，腾出右手来狠狠地拧住他的腮帮，边拧边说，“到底松不松！”

翁杰紧抿着嘴，脸憋得通红，“啪”的一声，一颗滚烫的热泪打在了孙老师的手背上。孙老师也有点难受，但她的难受不是我们能理解的：刚教过他，刚升入一年级，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就像后来电影里认识的黄天霸。

那天放学后，翁杰一路上都在骂“孙老妈”，并逼着我也骂了几句。不久，她就嫁人了。

从幼儿园到一年级，我和翁杰的座位一直都挨得很近。那时无论哪儿有电影，也不管有多远，我们都会跑去看。路上他会买一些瓜子或是花生，偶尔也会买一些饼干，这已是比吃油条更奢侈的享受了。翁杰的口袋里总是会有钱，几毛或一块，后来才知道有很多都是从他奶奶那儿偷的。他奶奶是旧社会的妓女，是打过国民党的爷爷在内战结束后像领救济粮一样把她从青楼里带出来的。奶奶很聪明，存了很多大洋，谁都不给，死得很匆忙，临终前也没有来得及说出来。

有一次我们在看了《铜头铁罗汉》的第二天的晨读课上，翁杰一定要说他的头是铁头，让我拿东西敲几下听听，跟人家头上发出来的声音就是不一样，而且不会疼。我不信，他把自己的铅笔盒递给我，头伸过来，说：“你敲！”

我试着敲了一下，笑着问：“疼吗？”

他蒲了蒲头发，说：“你是在挠痒痒呢！”

我微微用点力，敲了几下，又笑着问：“疼吗？”

翁杰挠挠头，惬意地说：“好舒服啊——越用力越舒服！”

“那我真的用力了？”说着我举起文具盒就砸，砸了七、八下，头不停地往下缩，缩得低了，就更顺手了，我笑着问，“还要不要再砸了？”

他紧抿着嘴，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一年的寒假，在村东头的打谷场上打雪仗的时候，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情，引出了翁杰告诉了我一个秘密，说村东头有人说我母亲的坏话。我不信，翁杰发誓。然后我就难受了很多天。我很不明白，母亲明明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为什么还会有人说她的坏话呢？也正是这一年的寒假，我的大伯去世了。在他安葬那天，我戴上了寿帽，似穿上了新衣裳一般，兴高采烈地跑到翁杰家，在院门口，只露着头出来，直到翁杰的父亲夸一声“好看”，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