镆铘关和孔岭古道

（一）

2011年5月8日，送人去了一趟上林县，到明亮镇回头。

从武鸣县马头镇经三黎村到上林县明亮镇，有一条穿越大明山脉的古道。自古以来，这是一条要道，也是一条险道。

古代邕柳的陆路交通，穿越大明山脉的捷径只有两条：

一条是经宾阳县思陇圩越昆仑关进入南宁的驿道。明代徐霞客《粤西游记（4）》记述从南宁去上林游三里和大龙洞，走的就是这条路线——绕道避开高峰山脉和大明山脉腹地，路程比较远，步行须三至四天。

另一条是从上林明亮镇穿越大明山，经三黎村过马头镇出昆仑关，或下至武鸣城直达南宁。这是一条近道，捷径，却是兵家诡道。

明亮镇到三黎村之间是大明山脉中部相对薄势的一隅，须翻越的仅孔岭（壮语地名音译，即“岭孔”）一道高山梁。攀上孔岭高处，山脉南北两县的田园人家即对望可及了。但是孔岭两边，是深沟幽谷，坡道十分曲折险峻。长坡路程达5－6公里。近年开通了盘山公路（四级简易）上下坡路程延至十几公里。

地方史志上记载的大明山脉“镆铘关”，指的就是这个地方。“镆铘关”实地并没有任何关防建筑，由此略可想象其自然地形地势之险要。孔岭是镆铘关的咽喉。古道高处原有一口垂直的岩洞，深不可测，被称为“无底洞”，古代是土匪杀人越货毁尸灭迹的地方。南来北往的行人过三黎，莫不谈岭色变，很少有人胆敢只身过岭。所以山南山北两侧田园人家虽然隔山相望，但是来往并不密切。两地壮语的口音亦绝然不同，多数人相闻不解语意。岭南的村民通称山北的上林县人为“壮人”、“壮仔”（“壮”古音借字为“獞”或“僮”，带有蔑称的含义）。岭北的上林县人称岭南的武缘（武鸣县原名）人则为“渌人”或“渌仔”（“渌”音通“骆”、“雒”）。互相间的称谓均稍带蔑称或自谦的含义。

1977年，大明山金矿堪采办主任周济荣，因另结新欢，竟借口携家属进城，骗其结发妻子和9岁女儿从上林步行经此古道，至孔岭即谋杀妻女推入“无底洞”，企图造成“失踪”事实，以成全其再婚机会。结果其女儿得以挣脱呼救，周因此事发伏法并同贪污治罪受刑，其涉案证物被周游各县展览警示。此后“无底洞”被政府炸石封堵。孔岭古道再无恐怖传闻。

（二）

镆铘关西南沟谷的“三黎”，是三个自然坡的居民点，分别是黎了、黎昆和小黎三个自然屯。出了小黎就是山口，以外3公里处是马头镇。马头镇座落在一道名为元龙坡的山梁下，坡顶被当地人称为“鞍等秧”。鞍等秧之名来自地方壮语音译，原意为“兵戟竖立的山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开荒发掘了三百多口古坟，发现多数坟穴均陪葬有各种青铜兵器等残件，经考古清理350口墓穴，出土数百件剑、戟、箭簇等战国年代特征的青铜兵器和铸模石范，部分仍未完全锈蚀。考古文献和广西博物馆陈列记之为“马头元龙坡战国墓葬群”或“元龙坡出土文物。

由于没有详实的史料记载。“鞍等秧”三百多口墓葬和文物的渊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的千年之谜。由此引起了考古和文史学界的种种推论和猜测。

近年一些研究骆越历史的学者推论，“鞍等秧”或者是先秦战国时期骆越地区“马头方国”作战牺牲的墓葬。还有人推论，应该是秦朝灭六国后继续开缰扩土征战至骆越，在这里消灭了骆越古国最后的精锐武装力量。覆灭之地应是骆越古国国饬之地！

推论的依据，主要来自近年在环大明山地区历史文化田野考察的综合分析。研究文献合集有《寻找湮没了的一代文明——骆越古都文化遗存考察报告》、《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等等。

分析者认为：大明山南麓武鸣县是古代骆越文化中心。古代骆越最大的龙母始祖“造王、造母”庙就座在南麓马头镇全曾村陆上屯，这里在五十年代以前原为镆铘村。清朝施恩府知府李彦章更改题名为“大明山庙”，原本就是骆越始祖“造王”的龙母庙。此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一方风水宝地。周边地区历年出土的大量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如鞍等秧的墓葬兵器、铜铃、商代铸铜石范、勉岭文村的商代青铜提梁卣、铜盘、镆铘村顶寨的枕形陶棺、独山的岩洞葬出土的青铜剑、两江镇三联村同时出土的五面铜鼓和各种青铜器等等，还有大量保留的原生态地名信息、靠近龙头峰“天城”崖壁西南坡石人峰的擂石遗垒等等。史料记载：秦朝“佗以兵力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史记。南越慰佗列传》）。但是秦朝军队征战西瓯、骆越长达六年时间，为此战争前期还牺牲了一名主帅——屠雎。可以想象，秦军征战骆越，确实经历了一个刀光剑影、征服与反抗的长期过程。

（三）

马头镇地区，古代一直被称为“止戈乡”。止戈乡之名，顾名思义：战争停止的地方。这个命名，必定有与其相关的历史渊源。

关于止戈乡，至今当地人依然流传这样的说法：从远古时代以来，无论哪个朝代的战争，只要甲兵（正规建制部队）到此，战争也就很快结束了。所以当地人处世都比较淡然，自信“兵荒马乱”殃不及此。年长的老人还会举出一些历史事件来佐证，诸如：

宋朝农智高反朝之乱，宋兵受阻昆仑关，一筹莫展。直至狄青兵行诡道，穿越镆铘关，通过暗道陈兵镆铘峰（即大明山龙头峰），然后绕道高峰立马“一鼓定昆仑”。农氏之乱随后很快平伏，成为千古闻名之战。

明朝岑氏土司反朝，土司首领岑瑛吸取了农氏的教训，引阴兵自昆仑关过罗波到大明山一带筑成石城堡垒无数，结果明军二十万人马五路围攻，其中一路经过镆铘关西进，阴兵筑成的石城堡垒挡也挡不住，土司兵马很快土崩瓦解。至今，在罗波镇东南，当年岑瑛筑成的石垒遗址尤在。当年筑城，白天五百人吃饭，夜晚却有千人筑城，那是岑瑛引得阴兵相助的本事。虽有阴兵相助仍归失败告终，也是土司反朝也是气数不到，漏了镆铘关使明军间道进入止戈乡的后果。

清末天地会在广作乱，匪声四起，并伴有虎患吃人，到处危害乡村。驻扎武鸣的清庭标字营经进入止戈乡深入大明山腹地雷江圩，大张旗鼓几个月，一个土匪也没剿到。但不到第二年天地会周治歧、王月秀、韦冠庭等匪首却率群匪齐聚思恩府一举就擒。全境匪乱旋告平息。虎患也随之不见了。说也奇怪，那些吃人的老虎并没有被猎或扑灭的消息。虎患踪迹如何就没了，确实让人莫名其妙。

后来陆荣庭主政两广，特别注重镆铘关，那是因为陆公是本县人熟悉此关机要。陆公自主政以后，立即拨差花几年时间，把镆铘关孔岭坡道从上到下紧要隘口全部铺上四方石条，并排兵布阵日夜把守。陆公明称修关排兵为防劫匪，真正的玄机是为了扼住此地嗯候，在止戈之地做一方自保的布局。

后来，桂军以为匪患已灭，地方平定，就撤走了守关的排兵，其实是没有领会陆公的原意。再后来，粤桂战争、滇桂战争就一直打到了南宁，至陆公下野，桂系权力几经反复。两次军阀混战，最后都是桂系部队的人马从上林穿插镆铘关，经马头镇出昆仑关或过武鸣下南宁才结束。

抗日战争打了8年。1945年日军才进入马头乡，随后不到半年，抗战也就结束了。当年日军进入止戈地界（马头乡），在杨李屯附近的山梁制高处修筑了地下工事和堡垒，任地方民团什么攻也攻不破，最后却很快投降了，连攻都不需攻。

解放战争时期，战役打到全国各地，唯独止戈乡地区并没什么打仗。解放了，各地剿匪剿了两年才平定。1951年春节，解放军进入大明山地区，没几天，各地剿匪也就宣告结束了。原来说大明山号称三千土匪，结果是一仗都没打，澄清匪兵几百人，也很快自新，死伤的很少。

乡间俚语的这些传说，虽然说得有板有眼，终归还是俚语流言，笑谈还可以，要采信作为正论，显然还谦不足的。以此引证，只能贻笑大方。就以抗战为例说吧，流言说“日军到了止戈乡，战争就结束了”，就是个笑话。就说1939昆仑头战役，高峰坳阻击战打得艰苦卓绝，悲壮惨烈，为战役主战场胜利取得了一个方面的保障。要是照以上流言说法，反过来，阻击战不打了，直接放日军过高峰，进武鸣，任它北上止戈地界，战争就会很快结束么？笑话！——1939年还是日军进攻时期，相持阶段的条件也还没具备，反攻还远着呢。

话说回头，虽说这些流言不足采信，但是民间百姓的这种感受，偶然的巧合，也不全是漫无边际的无稽之谈吧。

（四）

那么，“止戈乡”的历史上，最早经历大规模甲兵的战争是哪个时代呢？

因为骆越古代文化历史太多空白的原因，这个问题自然是没有确凿史料来回答的。但是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上溯，也许不难觅出一点线索。

商周时代，是中原奴隶制君主统治时期，南方依然是自给自足的百越方国时代。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水来相对还很低，改朝换代的战争，主要是争权夺位的战争，范围局限在中原及殷镐一带，并没有对边远的“蛮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广泛的开缰扩土、统一缰域的大模规战争。百越民族与商、周朝庭远隔千山万水，也没有值得挑起战争的利益冲突。反而有和平共处的“结好”式的交流。《周书》和《史记》的“南越尉佗列传”、“吕氏春秋”等古籍就多处提到周商周的贡品中有“路人大竹”（骆越的大竹笋）、“越骆之菌（骆越的香蘑、木耳等菌类特产）”等等，产品交流过程必定带有文化交流的拓展。实际上商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也不具备对丛山俊岭、瘴气湿重的南方“蛮域”征战的能力。同时，在北方人眼里，“穷山恶水”、“乌烟瘴气”的南方，对商周君主的吸引力也并不大。因此，这一时期骆越地区经历大规模甲兵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另一方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骆越地区的原始方国、部落，适应于自已所处的湿地环境，大多随血缘聚集于从山峻岭或河流之间的宜居地带。得益于温湿多雨、冬寒时间短，植物四季长绿等气候特点，自然环境中野生或农耕驯养的动植物资源很多，天然食物相当丰富，足以自给自足。因此使当地人形成安居一隅的习性，多数没有扩张的野心，不擅于挑起大规模的战争。当然一些方国和部落之间争山夺水的纷争也是不可避免地经常出现。但是这些纷争住往只是短暂的纠结，一种原始的群架形式的“战争”。这种纷争很快会因血缘关系、自然水土和界限的调整，或者在天然食物环境的变化下平衡化解，甚至言归于好。随后还会随着民间自由联姻、山歌交流、家耕交流等文化环境的影响渐渐成为和平相处的友邻（在中原文化浸入之前，骆越地区的婚姻、山歌、节日等各种活动形式的自由民风是很典型的），并进一步形成更大的具有国家雏形特征的方国。这就是百越方国逐渐发展成为西瓯、骆越两个相对较大的古国的过程。一些短暂的纷争和交流也促成了地方青铜文化和生产力的发展。

也就因此，骆越地区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而精湛的青铜技艺和兵器依然同步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骆越地区与中原商、周王朝已经有了文化和经济交流，之后中原战国群雄并起纷争扰攘的信息和文化，对骆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必然的。骆越人的安居意识和本土自卫的意识互相促进，自然也在提高，同时更大规模的方国联盟形成，提高自主防卫能力的意识也在增强，因此就有了骆越国的壮大，并具备了与秦军对抗的能力。

综上所述，再从《史记》等可考的相关史料分析，可以认为骆越地区最早经历大规模的兵甲战争，应该是战国时期以后。也就是说，对抗秦军入侵（或者说秦军开缰扩土，统一中国）的战争，应该是骆越古国经历的最早的大规模战争。

环大明山地区作为骆越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秦朝以后，历次朝代更迭引发的战争，最后的胜方军队都会沿袭秦军先例，向南推移，直达西瓯和骆越。甲兵推移到环大明山地区，不论说是征服也好，统一也罢，总之，这个中心腹地安定了，整个广泛的骆越地区，百越民族，受其影响也就基本安定了。所以大明山南麓古代被取名为“止戈乡”，名下之意与流传下来的说法，想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

联想到地方志史料记载：元至正年间，巡检司在大明山南麓，从镆铘关到平果旧城一带，编制设有镆铘、博涩、西舍、高井、横山等五大兵寨，长年驻兵经武，作为镇边重寨，一直到清朝灭亡方自然荒废，由此可见“止戈乡”历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因此，研究者推论认为马头元龙坡和鞍等秧战国墓葬群是骆越古国最后的精锐对抗秦军覆灭之地，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此，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考古已经定论元龙坡鞍等秧的墓葬为“战国墓葬”，这里却说是抗秦牺牲的墓葬，如何说得通？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并不难：秦军对骆越的战争，是继灭六国之后连续进行的开缰拓土，期间并没有相对明显的断代。始皇灭六国建立秦朝，同时乘立朝之威一鼓作气征伐“蛮夷”，原想一气呵成，并不足为奇。

一方面，征骆之战与一统中国密不可分，仍应列为后六国的战国时期。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实际上成立日之后仍有相当部分国土尚未完全解放。1949年10月之后，还有解放大西南、解放大西北、解放海南诸战，直至1950年、1951年的剿匪，都是解放战争之一部分，而不能把此后的战役割裂为共和国的另一场战争。这与抗美援朝和台海炮战时期的划分有着本质的区别。

另一方面，秦朝断代的时间，只有15年（公元前221—206年），相对于几千年考古史，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在此期间的浅层葬品，由于南方湿热气候环境的影响，腐蚀的陪葬品要考证区分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战国时期就是考古学上一个特定涵义的断代，与秦朝十五年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从军事和历史文化地位角度看，有理由相信，元龙坡、鞍等秧出土的文物，还有附近三公里范围内文村出土的商代提梁卣和铜盘，七公里内顶寨土楼遗迹地基下出土的枕形陶棺（1975年全曾村四组开荒出土，可惜没有引起关注，已经失踪），以及始祖“造王庙”（即大明山庙）遗迹，与镆铘古道的“险”、“要”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鞍等秧”原意为“剑戟竖立的山梁”，直接望文生义，即可令人浮想联翩。到底是因为战争埋葬同时废弃大量兵器出名呢，还是原本此处就是远古骆越古国聚甲屯兵，储畜粮草的重地而得名？这个渊源，也许只有冥冥墓葬中的英灵才说得清楚了。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难想象，远古时代，在这里曾经发生过征服与反抗、开缰拓土与保国守土、一统江山与自主防卫的殊死决战。在崇山峻岭之间，坚甲利剑的两军精锐各自同仇敌忾，拼死一战的一幕，是何等惨烈！

这惨烈的一战，给后世遗留的墓葬规模和文物数量，毫无保留地向人们展示：古老文明的方国时代，镆铘关和孔岭古道，与骆越古国生死存亡的关系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