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母亲

二十三年了。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站在母亲那被杂草密密覆盖的坟堆前，我无法擦干净我那愧疚的泪水。我甚至不敢正视那嵌在墓碑中的早已褪色的母亲的照片。

母亲是带着满身的病痛，带着一千四百六十个沉重如磨盘的牵挂离开的。而母亲离开时自己的体重却不到四十斤。母亲是在断断续续的喊着我的乳名离开的，母亲病情加重后就一直在呼喊着我的乳名。她一会儿点名道姓的指派我的兄长搭车去三十里以外的县城接我，一会又打发我的二姐夫去相距十里的乡镇去给我拿行李。母亲坚持说我已经下火车了，一只手拎着一个大包。还咕咕嘟嘟唠叨我瘦了黑了，责骂他们当哥的当姐的不关心我这个老弟。骂完侧转脸就不理他们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又侧过脸来，绷紧绷紧的，一下子睁开眼，眼珠子逮着谁就骂谁，劈头盖脸的。兄姐们懵了，都傻傻地站在母亲的病床前，母亲可从不对儿女大发脾气的。曾是我初中班主任的二姐夫扯了一下兄长的衣襟，对母亲说，妈，我们这就去接老弟。边说两人边往外走。母亲这才安静下来，侧过脸，睡了。

母亲患的是绝症。为了供我上学，她把病痛一年一年、一次一次的咬破在嘴唇里。她从不对子女提及她的病情，而我们也竟然从未问过。兄姐或嫁或分家，而我只是习惯于每次从母亲手中接过一沓一沓或一元两元或五角两角的毛票，习惯于吃着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习惯于舒舒服服地躺在母亲调好水温的洗澡桶里……

母亲又在训我那个双眼红肿身材瘦小的兄长了，母亲又在找我那专门向单位请假来伺候她的二姐夫的茬了，母亲又在一声声的断断续续的呼喊着我的乳名了。我的那些有着共同遗传的和母亲一样身子单薄的姐姐们，哽咽着、小心地哄着母亲说，你的东伢仔下了火车了，你的东伢仔就回来了。

母亲从不呻吟。实在疼痛难忍时，她就吩咐二姐夫把炒热的颗粒食盐用纱布裹了在身上熨烫。开始时温度不是很高，后来就要滚烫滚烫的。二姐夫每次对我讲到这，总是红着双眼对我说：“小东，妈妈真苦，全身都烂了，没有一块囫囵的地方。可她从未大喊过一声。”

母亲解脱了。那一天正是我离开老家湖南、离开母亲来到甘肃、来到银光的第一千四百六十天，整整第四年。

母亲始终认为她自己完全能挺过去，而且以前都是这样。她不让家里人给我发电报打电话，她总是对兄姐们说，你老弟是当先生的，当先生的可不能随便误了人家小孩子的课。母亲习惯于把老师叫先生。……都五千里路，要受多少罪！……你老弟也该成家了，快三十的人了，也不知道照顾自己。我这当妈的怕是帮不上忙了，可也别让他为我花那冤枉钱……　　“东伢仔，东伢仔……”迷迷糊糊中母亲又开始在喊我的乳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