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谈翻译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汉语中一词多义、语意双关、对仗、歇后语、回文等修辞手法和构成因素，使汉语独具特色，魅力四射。

前几年见到一句广告用语，是说皮鞋行业的：“走也俏，不走也俏”，类似的还有“足下生辉”。“走俏”“足下”，语义双关，令人忍俊不禁。

还有一则理发业广告：“从头做起”。过去还有关于这个行业的一副对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如果说前者以哲理取胜的话，后者则是以气势夺人，各有其妙。此外还有游船业的：“长空云破山推月；四海波平水接天”，制笔业的：“鸡距鹿毛，花开五夜；鼠须鳞角，气扫千军”，戏剧业的：“天下事当如是观；古今人何遽不相识？”等，不一二足。

歇后语是汉语特有的，妙趣横生，谁都能说出一大串，而且能应运而生，具有时代特点。记得十几年前一次工资调整，教师有意见，于是出现“教师加工资——空调”这样的歇后语。“空调”，由一种调节气温的家用电器，变成动词，意为白忙乎一场。

回文。是指可以顺读也可以倒读的句子，而且顺读倒读都有内在联系。举一例，一次纪晓岚陪同乾隆在北京街头溜达，举头看见不远处有个叫“天然居”的茶社，乾隆雅兴大发，拖着长音吟道：“客上天然居”。谁知纪晓岚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居然天上客”。君臣会心一笑，可谓高雅之至。

至于结构严谨，多有典故出处的成语，大家都知道，就不再说了。

汉语如此，其他民族语言亦如此，只是我们不知或知之甚少罢了。

问题是各民族语之间很少有意思完全对等的的语汇，这就为民族间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戏剧家黄宗江举了一例，他说：“Humanism这一字查遍英汉、汉英字典，既作人道主义，也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何以一词三用，曾请教于翻译大师罗念生及杨宪益，均未得释。去岁又求教于许渊冲教授，复信说：‘Humanism问题，哲学家译人本主义，社会科学家译人道主义，文学家译人文主义，因人而异。此说甚精辟。”同一篇文章还讲到许渊冲教授年轻时代曾是西南联大外语系学生，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被集体应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担任翻译。一次在欢迎陈纳德在招待会上，主持会议的国民党高官讲到“三民主义”，致使宾主冷了场，没人能翻译。突然，台下有一个青年声如洪钟道：“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用林肯的话解释、翻译了孙中山的思想，客人才恍然大悟。此人就是许渊冲。（姚曼华《不是院士胜似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文史天地》2011年第四期）

这些常见的专用术语尚且这样难准确翻译，更遑论各个民族语言中特有的修辞手法和一些“俏皮话”。据说建国前夕，毛泽东到苏联同斯大林谈判，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要签订一项既好吃有好看的条约”。这“好吃又好看”是江西和湖南一带的俗话，“好吃”，指实惠，内容好，“好看”，指外表，形式好。这就是毛泽东对将要签订的条约的总体要求。因为这是中国汉语特色的方言，中苏双方的翻译比手划脚费尽了口舌，斯大林还是不知所云。又，“文革”中，一次毛泽东接见外宾，说了句歇后语：我是“小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意指毛泽东本人蔑视一切陈规陋俗，是旧制度旧世界的叛逆。在场的年轻女翻译没有弄懂这个意思，翻译成“我是一个僧人，打着伞到四方云游”，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原意。外宾听了莫名其妙。

昨天读了一篇文章，内容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旅居美国的胡适与旅居美国的前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在书信中互相指责。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生都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波。吴国桢的政治主张亦是如此，不过他不是耍笔杆子的，而是政界高级官员，为实现其政治主张动过真格，结果同小蒋（经国）闹翻，在政界混不下去，只好辞职旅居美国。到美国吴国桢同胡适相约一次，一口气谈了八个小时，认识高度一致，甚至不在官场专靠演说耍笔杆而早就在美国旅居的胡适，比吴国桢对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治腐败的情况了解放得更清楚。然而，当吴国桢在美国媒体上公开揭露批评蒋家父子的政权的时候，胡适就不能容忍了。胡适指责吴国桢是没有“政治感”。啥叫没有“政治感”呢？就是“不顾政治影响”，特别是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有话只能关起门在屋子里说，切莫在外头张扬。胡适在论及此事的时候，用了一句美国谚语，说“不要在公众面前洗涤臭气熏天的裹脚布”。恕我不懂英语，不知道这谚语原文是怎样的。我只能说，我把胡适同吴国桢争执的文章前前后后看了几遍，估摸胡适先生引用的那传神经典的美国谚语“不要在公众面前洗涤臭气熏天的裹脚布”，意思同中文中的“家丑不可外扬”相接近。这种理解对不对，大地上的学人尽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指正。

其实，各民族人们之间面对面交往只需要表情、眼神和体态语言就够了，爱意、同情、怜悯、嫉妒、不平、仇视等等，全写在一张脸上。在非常时期或者特定的情况下，如需要救助、帮忙，欢迎客人等，你只要一个表示就够了。但这种原始的办法局限性很大，一是只能面对面（facetoface），远距离和跨时代的则不可能，二是只能表达大概意思，一些细致缜密精密的思想感情则无法表现。这就要靠文学了。

文学是审美的人性之学，文学是发自内心的人性呼唤，人道主义无疑是文学的核心。文学借助载体，保留感性的鲜活的民族记忆，同时在各个民族间又构筑友情连接，致使我们至今还能听见屈子在汨罗河畔披发啸吟，看见黛玉葬泪流如注，花顾影自怜，触摸到阿Q那麻木冷漠的灵魂，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听见殉道者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鲜血淋漓，悲痛地呻吟，看见贵族法老的眼球为海伦吸引进而引发出一场战争，我们看见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唐吉诃德带领仆人桑丘•潘沙骑着一匹瘦马同风车作战；不仅如此，我们还能让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见到诸葛亮联吴抗曹，火烧赤壁，人仰马翻，狼烟四起；听见《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那撕心裂肺的呐喊；走进“茶馆”，看中国现代史风云变幻；走进“家”，哀伤于鸣凤姑娘葬身清波，用赞许的目光目送觉慧毅然决然离开这个充满血腥的家，开始新的生活……从后一种意义上来说，即从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来说，我们不仅要感谢那些作家，感谢文学巨匠，还要感谢那些杰出的翻译家。正是这些翻译家使我们得以享受异邦异族异域的历史文化风情，了解各类民族群体的思想情感风貌旨趣，懂得人和人之间的心是相通的，和平和发展是我们地球村人的共同期盼和追求。

每当我读朱豪生译莎士比亚、傅雷译巴尔扎、丽尼译契诃夫，我都感到像情同手足的同胞和我促膝谈心，这些素昧平生的大师、巨匠给我讲述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陌生是因为讲述的内容是异地异人异时的，我们未曾见过未曾听过，熟悉是因为讲述的内容同样是我们乃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而同样亲切。在这种情况下，我常想，我不仅要感谢各国的文学大师，文学巨匠，而且要感谢那些在幕后默默奉献的翻译家。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世界文学名著成为全人类永不凋谢的心花、生命之花，同时也使其成为全人类永不枯竭的思想活水。

对于翻译家一般评价不高，许多人认为翻译不过是一种语言转换，并无也不可能有任何创意和发挥，梁实秋就说过“翻译不过是一种服务”。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固然，简单的口语日常会话，只是一种服务，但若是翻译经典著作特别是文学名著，就要另当别论了。翻译家要学贯中西，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把握原著，要有足够的知识积累。至于对翻译家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在思想素质的要求上就更高了。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是这样要求翻译工作者的，他说：“因为文学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它的待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缜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翻译工作者如斯！

翻译工作者以博大的心胸拥抱人类的人，他们是民族友好使者，他们的译著要“信，达，雅”，像原著一样熠熠生辉，要说服务，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服务，是修复灵魂的服务这种服务不值得我们敬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