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乡下老屋

住进新建的三室两厅家属楼，房子亮堂堂的，心也亮堂堂的，说不尽的惬意和满足。经过几次迁居，终于有了自己的安乐窝，也让母亲来享享清福。谁晓得住不到两天，母亲硬说不习惯，要回乡下老屋去。

乡下老屋是过去那种常见的用土夯成的瓦屋房。三间房子，中间一间是堂屋，两边两间是卧室。一个三格柜，外加一个红薯窖的位置，就是堂屋的长度了。两间小房子被土炕占了大半面积。小时候，房子小，炕也小，我们兄妹三个和母亲挤在一起睡，而炕的两头还堆满粮食，一则没地方堆，二则老鼠太多，晚上要人看着。头顶着粮袋子，腿蹬不展，身翻不过，你挤我蹬，直到母亲大骂一声才安然。一觉起来，腰酸腿疼，还少不得一顿臭骂：老鼠竟然在眼皮子底下把粮袋子咬了个大窟窿。母亲就常说，这一辈子能住上新房子，就不枉活一回了！

就这样的小屋，在八十年代那阵，却风光过一回，因为家里有一台14英寸的海燕电视。方圆近百户，仅有两台电视，太稀罕啦！每天晚上7点，乡亲们像看电影一样，四面八方涌来。堂屋乃到窗外、门外挤得密不透缝。最前边总是一群孩子席地而坐，紧接着是一些带着凳子的老年人，最后边是一大群年轻人和中年人。每晚直到屏幕出现“再见”为止。逢电视剧时，大家便神情专注，和孩子上课一般认真。遇到广告便像课间十分钟，大伙会尽兴地、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评论一番，时而爆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母亲爱热闹，乡亲们到家里看电视总会受到欢迎。另外一户有电视的主人就不是这样。她家有一条大狼狗守门，院门也总是紧关着的。就像“城里人”。

用这个标准划分城乡差距，这无疑是王嫂的创举。王嫂的“当家”在西安工作，曾到城里呆过个把礼拜天期。回来后说啥也不到城里去了。她奇怪的是“城里人”门对门、楼上楼下竟谁不认识谁、谁不搭理谁，不像咱乡下，把“窜门子”当“喝米汤”（意即家常便饭）。

苛刻，吝啬，刁钻，“城里人”的概念就这样在我们脑海里打上了烙印。

二十年过去了。许多年轻人都往城里钻。我终究也成了城里的一员。

搬进新房子，少不得要热闹一番。乡里的习俗不能改，人哄哄的，坐车赶十几里路来庆贺、参观。在门口还有说有笑，一进门，傻眼了。除了孩子，大多数乡亲们都无所适从的坐着或站着，洁净的地板砖令大家局促不安。呆不到一阵，真诚地赞美道，“这娃娃有出息，不到三十竟在城里买了房，”然后说母亲有福，就出了门。母亲当时高兴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

没想到搬进两天，母亲就体会到了城里的烦闷。母亲说偌大房子，你们都上班了，就我一个，连个说话的都找不到，“急”。并一再强调媳妇待她好，回乡下是她自己要回去的。我便不再阻拦了。我知道拦也没用：在母亲眼里，这偌大的新房子是属于我们的，只有那几间乡下老屋，才真正是她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