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帽子引发的服装革命

中国人的服装，从一片蓝海洋到个性化的五彩缤纷，这种巨大的变化，竟然与一顶美国的白色牛仔帽有很大关系。

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服装基本上只有蓝绿灰三种色彩。蓝色是当时最大众化的色彩。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叫罗伯特•吉兰的法国记者来到中国，他无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是在偏远的乡村，一眼望去，全是蓝色的人群。这种巨大的视觉冲击，给了他十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写了本书叫《六亿蚂蚁》。书中描述道：“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一群群人，一个个都像是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一身去不掉的蓝色。”随着这本书的畅销，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蓝蚂蚁”就成了中国大陆人的代名词。

1978年，封闭了多年的国门刚刚打开一道细缝，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就穿着时尚的风衣、戴着棕色长围脖，闯进了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国度。无论在令他心驰神往的八达岭长城上，还是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看到的虽然仍和二十多年前罗伯特•吉兰一样，到处都是一片蓝色的海洋。但作为世界顶级的服装大师，他却从这无边无际的蓝色里，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决定让“皮尔•卡丹”进军中国市场。这在当时，无论是他的中国朋友还是他的法国伙伴，都认为是一个疯狂的冒险。

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举办服装表演展示会。这种“帅哥美女，扭着屁股，走着猫步，敞胸露乳”的表演，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和现在的中国，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不仅是商业行为，还包含了复杂的政治意义。因此，在1978年11月，当皮尔•卡丹要求在中国举办服装表演的请示，通过中国对外友协转到纺织工业部的时候，领导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拍板。于是，由纺织工业部牵头，召集外贸部、轻工业部进行“三部会审”，但多次会商仍然没有结果。因为这里边有谁也无法承担的政治责任。皮尔•卡丹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了1979年的新年。

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一顶白色的牛仔帽，使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79年1月28日，在对越自卫还击的前夕，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五天后，他来到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竞技场，两个漂亮的女骑士送给他一顶白色的牛仔帽。邓小平不仅高兴的接受了，还大大方方的戴在头上。一时间，邓小平穿着银灰色中山装、戴着白色牛仔帽、面带微笑的照片就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他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在中国的官员们看来，却是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号。于是，皮尔•卡丹的服装表演就迅速获得了批准。

虽然表演获得批准，但皮尔•卡丹的麻烦事还没完。那就是找服装模特。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行当。就是在曾经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人们也的人普遍认为，那不是正经人干的事。皮尔•卡丹带来的那些时尚服装，甚至连找人试穿都困难。在中国服装联合会，他发现联合会的女秘书很漂亮，就是身材有些胖，但在很难找人试穿的情况下，只好将就了。通过做工作，女秘书同意试穿。当这女秘书脱掉外衣时，皮尔•卡丹惊讶的发现，在蓝色的外套里面，她竟然穿有红的、黄的、灰的、紫的各种颜色的衣服共有八件之多，感觉十分的雷人。脱掉这些多余的衣服，皮尔•卡丹又发现，她的身材不仅不胖，还十分纤细苗条。当她穿上皮尔•卡丹的服装后，竟然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在场的人都被她的美丽惊呆了。从这个女秘书身上，皮尔•卡丹看到了中国人爱美的天性，只不过这爱美之心在层层包裹之下，不易被人发现罢了。这更加坚定了他进军中国市场的决心。1979年3月10日，当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缓缓走上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的T型台时，中国的服装变革也从此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也就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的服装一步步从单一单调走向五彩缤纷。

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服装仍然不仅仅是服装，它还是政治、道德标签。因此，由于我们对政治的敬畏，我们的服装便在一波又一波缺乏个性的“流行潮”里，艰难的前行。

第一波流行的就是著名的“喇叭裤”、“鸡窝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当时所谓的“不良少年”引领下，“喇叭裤”、“蝙蝠衫”、“鸡窝头”在广大的城乡广泛流行。青年男女们，不管个高个矮、腿粗腿细，一律穿着大喇叭，在满是尘土的大街小巷扫来扫去。男孩子几乎一律长头发，女孩子几乎全是“鸡窝头”——有钱的就到理发店用电烫，没钱的就在家用烧热的火钳卷。这种标准的奇装异服，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洪水猛兽。于是，一些地方就出台了“剪裤”“剪发”令，有的人不仅大喇叭被街道的大妈们剪了，还被挂牌游街。但，就是这样，也无法阻挡这种时尚装扮的流行。

然而，就在保守的人们思想还没来得及转弯的的时候，喇叭裤、鸡窝头却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了。1982年，随着日本电视剧《血凝》的播出，山口百惠成了中国人的超级偶像。随即，“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光夫头”充满了大街小巷。与此同时，绿色旧军装又在一部分年轻人中流行起来。身着绿军装、斜背黄挎包俨然成为时尚风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说，他坚持一个月不吃早餐才凑足买条军裤的钱。当他终于从拥挤的人群中抢购到一条军裤，美滋滋的穿上时，才发现竟然是条女军裤。但为了那时尚，他仍然穿着她在校园里招摇。到了1983年，有“中国特色的西装”就开始流行起来。那时的人们穿西装有两个特点，一是就是总舍不得把袖口上的商标撕掉；二是许多人身上穿西装，脚上穿解放鞋或者布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这是典型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的心依然是中国心”！1984年，一部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让红色、黄色的连衣裙迅速流行。放眼望去，城市乡村，到处都是盛开的红牡丹、黄玫瑰。

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流行潮中，除了喇叭裤，就算健美裤的流行最气势磅礴了。在1986年、87年，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工厂车间还是田间地头，也不管是苗条的还是丰满的，女人们几乎人人身着健美裤。走在街上，只见无数的高的、矮的、粗的、细的“圆规”在不停的划动。和健美裤同时流行的还有蝴蝶衫。时尚的姑娘们，一个个都成了健美的蝴蝶。有一句顺口溜记录了这一盛况：“不管老妇或少妇，一人一条健美裤。”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美国“摇滚女王”麦当娜•西科尼的摇滚乐在中国流行，她的内衣外穿的奇特装扮，也在中国流行起来。从此之后，时尚女人们就把肚脐作为第三只眼，让它在欣赏在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也让男人们欣赏它的精彩。这样一来，美容院又多了一个项目：整肚脐眼。但她们觉得露得的地方还是太少了，于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又流行起超短裙（迷你裙）来。这在一些少数民族地方已穿了近千年的东西，穿在新女性们的身上，其“迷你”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然而，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还流行一段松糕鞋外，和八十年代相比，服装的流行势头已明显减弱。但有一样和服装没关系的流行，几乎和八十年代的健美裤一样，影响巨大，那就是呼啦圈。可以说是举国上下一片呼呼啦啦！今年挑战呼啦圈的节目能上春晚，可见其余波的强劲。

到了本世纪初，上海的APEC会议，让唐装火了一把；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身着旗袍的性感、优雅，在迷倒了无数男人的同时，也让女人们发现了迷倒男人的新服饰。于是，古老的旗袍又开始重放光彩。只不过两边的开叉越来越高，渐渐的就只剩性感，没有优雅了。

到现在，中国服装的跟风似的流行，已逐渐被个性化的装扮所代替。时尚男女追求的是个性化的独一无二。正是这种个性化的追求，造就了现代中国服装的丰富多彩。这种灿烂多彩，使中国服装的政治含义，在民间已荡然无存。服装的审美愉悦，已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终极目标。现在，你随便穿什么都不再是“奇装”，只有什么都不穿才算是“异服”。

然而，在中国的官场，“官服”仍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这“官服”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解放到改革开放后约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标准官服是中山装（那时是官民一致，中山装是最主要的服装样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虽然也有个别穿中山装的，但夹克衫成为流行的标准“官服”。曾有段顺口溜：不管大官或小官，一人一件夹克衫。为什么夹克衫会在官员中流行呢？当时的改革开放虽然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各种思想的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官员们觉得穿中山装显得过于保守，但西装又显得过于激进，还有崇洋媚外之嫌，因此，不洋不土的夹克衫就成了他们的首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西装革履外加眼镜，就成了中国官员的流行时装，虽然他们也偶尔穿穿夹克衫。这些犹如制服一样整齐划一的“官服”，传达的不仅是政治理念，也是在表达一种思想的统一。

几十年前，路透社的一位记者曾以惊讶的表情，向西方宣布他在中国的一个重大发现：“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假如这个记者现在来到中国，他也许会再次惊呼：在这五彩缤纷中国民间服装里，政治已然消失，但在官员的“官服”上，服装仍然还是政治！胡耀邦逝世时，人们讨论该给他穿什么衣服，最后决定还是穿西装。除了他生前喜爱之外，还要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装代表改革开放。

只有当官员们也在着装上追求个性化的时候，中国人的服装才会真正回归她的本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天不会为期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