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足迹

路，在歌乐山的松涛里蜿蜒着。潮湿的时光在青石板上涂抹上了一层青苔。忽然，石板上出现了一行湿漉漉的足迹，一直伸向远方的浓雾。是谁？这么早就走进深山。沿着这行足迹，我急切地向上攀去。足迹愈来愈模糊了。拐过几道弯，我终于看到了前面一位身背背篓的老人。他腰身已有些弯曲。背篓里放着一把镐头。我估摸着可能是个采药人。等我撵上他时，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路旁的森林里。老人走了。前面的足迹已消失。陡峭的山路仍像蛇似地爬向山巅。

来渝参加这个大型企业高管研修班已有数日，始终没有时间了却我的宿愿。今明两日休息。早上，学员们大都坐飞机乘邮轮去了九寨沟和三峡。唯独我一人直奔歌乐山。其实，真正牵动我心弦的并不是歌乐山，而是歌乐山里的渣滓洞和白公馆。

我是从《红岩》这部书里知道重庆有个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上世纪79年代初期，小说《红岩》曾是我少年时代主要的课外读物。不知看了多少遍，一本《红岩》，已翻阅得面目全非。《红岩》曾经深深地打动着我和我同时代的青少年们。《红岩》的作者是罗广斌和杨益言。两人先后囚禁于渣滓洞和白公馆。小说《红岩》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我，到渣滓洞、白公馆来看一看，也成了我的一个宿愿。

随着缓缓人流，我走进了白公馆、渣滓洞。一个重庆旅游学校90后的小男孩做起了我的导游。从他的讲解中，我才知道，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据说，这个白驹自诩为白居易的后人，别墅也取名为香山别墅。后来，戴笠看好了这块风水宝地，以20根金条买下。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将此地改建为监狱。

白公馆背倚歌乐山，四周高墙、电网密布。走进白公馆，“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一行标语映入眼帘。地牢、刑讯室，刑具还在，锈迹斑斑。白公馆曾关押过宋绮云、徐林侠和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以及抗日将领黄显声、爱国人士廖承志等200多名共产党员、爱国人士。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囚禁于此的200多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渣滓洞距白公馆2.5公里，原为人工采掘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改为集中营。渣滓洞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1947年渣滓洞主要关押了“6、1大逮捕的要犯、《挺进报》案和“小民革”案的要犯，以及川东武装起义的被捕人员，最多时达300多人。江竹筠、徐建业曾在此关押。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对两百多人进行了集体屠杀，溃逃时还放火烧毁男牢房，仅有15人脱险。这次屠杀的主要策划者是渣滓洞的所长李磊。

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不仅意志坚韧，而且才华横溢。我仔细阅读了一部分烈士诗稿手迹，仅是那一笔龙飞凤舞的好字，就足以使你惊叹不已。更有处于极其恶劣环境下的视死如归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使你不得不惊叹这的确是一群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站在烈士们的诗稿面前久久不愿离去。

当我以一个旅游者的角色走出了白公馆、渣滓洞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是复杂。敬仰、迷茫，交织、缠绕。理想和信念对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地重要。曾经无可置疑的旗帜，曾经无可争议的路标，现在还有多少人是这样认为呢？我不敢想这个问题。许多人也不敢想这个问题。

近日，在渝参加这个大型企业高管的高级研修班时，大家在分析像亨利•福特、本田宗一郎、比尔•盖茨这等世界级的大企业家成功的原因时，除了分析他们的睿智、他们的勤奋之外，更多地是在探讨他们各自的信仰在他们的人生和事业成功中所起到的作用。显然，基督教布道的坚韧精神使他们在企业发展中永远会知难而进。基督的大爱与人教会了他们用积攒的财富回报社会救济穷人。我们不得不感叹：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大批有信仰有才干的人，世界才得以健康地活着，而不是病态地活着。

“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的信仰帮助我们获得胜利。”这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十分多产的人生随笔作家塞谬尔斯迈尔斯在《信仰的力量》中的一段话。如果是事情是反之，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但是，无论怎样说，《红岩》中的那些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舍弃生命的人永远都是值得敬佩！敬佩他们的视死如归！唯独遗憾得是这些值得敬佩的生命消失在国难过后已经失去陪都地位进入内战的重庆。

到了重庆才知：歌乐山漫山遍野都是松树。风起之时，松涛滚动，声音似歌如乐。歌乐山由此而得名。歌乐山的名字是美丽的。歌乐山是美丽的。我觉得：歌乐山的美丽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如海的松涛，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如诗的名字，而是因为它蕴涵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信仰，是不屈。

歌乐山，青石板，前面的足迹，踏进了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