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

老婆说：“……那么，我先走了。”

一分钟前，我还在梦里。

我梦见一卡车西瓜，都用透明的袋子装着，苍翠欲滴，垂涎欲滴，堆积成头重脚轻的斜坡，停在黑色的马路边。知了在树上嘹亮，撩拨人产生点异想。我想偷几个，一边心急慌忙，手忙脚乱——老婆大概就凭我在被窝里的这点动作以为我醒着吧——却不忘挑挑拣拣。有一个几乎瓢形，我本不想要它。但大的那头形象饱满，纹路清晰，惹人喜爱。算了，反正是偷来的，哪能随心所欲，十全十美呢？我正吃力地往袋子里装，这时候，老婆的告别就不合时宜地惊醒了我。我咂巴着嘴，第一动作是本能地看表：七点多了。名义上，我是因为下雨，从宜兴来家休息，但昨天整整一天，马不停蹄，脚步和脑子就没有空过。为了那个乡下的房产证明，淋得短裤都拧出了水，也没有成效。

我叹声气，“嚯”地起身。

今年，老板为扩大再生产，将我的巢穴抵给银行，借一把贷款。我现在供职的老板，也是我运程里的落水稻草，贵人。别说是房子，我想他就是让我堵枪，我也会临终嘱咐地大叫一声“冲啊！”什么的，做回黄继光。资料做了两大本，有《黄杏中短篇小说选》的三倍之厚，盖过无数章，签了四十多个名字后，我被银行主任告知：一套房尚不能借贷，还必须出具第二套房的证明。这样，就牵连到了乡下的老窝。

乡下的宅子曾经发过一个证，大约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锅碗瓢盆，拖男带女，罄呤哐啷举家搬了八九回——有时甚至无家可归，那薄薄的一个证，两页纸，哪里还有尸首？无奈，只能去查档案。

昨天，我冒着大雨，从建委到建管处，又从建管处到建委，来来回回三四回，也没查到一个字。倒并非我亲爱的官僚在踢皮球，几个小女佬态度还不错呢。但查来查去，怪气！全市原有三十六个乡镇，城南、城北、旧县、南渡……应有尽有，独独缺少我们城东，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我直奔馆长室。

“哦——我记起来了！你们乡，就没有缴。”馆长接了我的烟后，恍然大悟，说。

“那……那，在哪里呢？怎么会这样啊？”我看着他瘪瘪的嘴和光光的头，问。

“可能……在柳城镇吧。就是原来的市政府。啊？要不，就是集体丢了。”我暗暗叫苦。

“春雨贵如油”我想，指的是北方，记忆里的南方的春天，向来是春风春雨，虽然不是愁煞人，但谁出行喜欢风雨兼程？

……我在雨里呆了一阵，淋出个决心，落汤鸡打道回府。最后的希望：柳城镇。

啊柳城镇……八年前，我从那地方走出后，就没有再进去过一回。我不愿意看见两个人——不爽！

但是今天这个事，我不去谁去？

我快速漱洗，捏了俩包子，边吃边走。

护城河里一汪水，浅浅的，在留恋冬季；凝脂似的，像固体，又像方便面的汤，飘着酸叽叽的味儿。“烟花三月”，时序上指的是农历吧？现在，已是三月的中旬，岸边的垂柳，像第一次约会的少年，默默无语，羞羞答答。我想，她们都在等待，等待春风，等待春雨，心花怒放，手舞足蹈。我对她们有感情，每次路过，总要凝视——曾几何时，橙黄的路灯将她们画下罩子似的暗影，影子里一个女人欲语还羞，飘逸出非脂粉类的香气。就在刚刚辞去的冬季，女人也在翻倒了绵白糖似的雪地里，在银光闪闪的树条下，俯下身，撑起手，做出雪撬状，让我扮演爱斯基摩狗，狂吠着拉着她走——这女人就是早上叫醒我的那个人。

两包子本来就是熟的，存在冰箱里，被我娘急火一蒸，外表皮开肉绽，馅是两坨冰……我吮了吮手指。

——又爱又恨的“证”！

这个金贵的《证明》，不说老板的借贷，就是我本人，似乎也有些纪念意义。说起来有点啰里啰嗦：黄杏活到现在，好像办什么事，都比较随意，可有可无，顺其自然。就像家里的一些事，老婆大人征求我意见，大抵我还没开口，她就知道我会怎样说：“随便。”“随你。”等等，非常短，不作为。但积如今，我也在梦游般的日子里，装紧了骨头，不遗余力做过三件事，乡下的那个屋便是其中之一。

当初，为建乡下的那个屋，官司打到省里。这桩事，到今天，我心里都有斑影。比如，现在一听到、一看到《故乡的秋》、《父老乡亲》之类，这些经典怀旧、故土难离的东西，心里就不好过，五味杂陈，怀疑别人放屁不腰痛，发迹了出鬼，作秀——我的那些乡亲，那些鸟人，不知从哪一辈祖宗继承的眼红病，自己不思量发展，不思量混好，却将一双犀利的眼睛窥视着别人，一发现风吹草动，一发现别人想做点什么，就各显神通，恶搞的恶搞，拆墙脚的拆墙脚，看笑话的看笑话。比如说，你在谈婚论嫁，肯定有人悄悄对对方说“这家子有狐臭。不要说是我说的呀。”；你想造屋，一定少不了有人说，挡了他的道，遮了他的光；至于你想入党，你想升迁，谁都知道，组织部门一定会及时收到一摞“人民来信”，言之凿凿：某某的三叔的小姨夫的嫡亲的大舅，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奸淫妇女，烧杀掠抢，民愤极大……如此这般，举不胜举，防不胜防。

统而言之，倘若你在我们的乡村想做点事，除了嫡亲，个个都是敌人——至于同爷同太公的近房远房，与生俱来就是天敌。

我开始懂得这些，是在我父亲去世后，二十多岁，一派无故，满目无奈。因此，每每看到别人与同乡众志成城，抱成一团，我就羡慕，叹息。

……我将脚步放慢了些，一是想让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像河里的水一样流走；二是希望缓解一些我的情绪。“我总有一天会去原单位见见他们，我曾经的一些同事，但不是现在。”原来，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这几年，我心紊乱，没有中心思想，有时候今天想的，明天就掉了个头。心猿意马，我知道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但除了自己慢慢经历，谁有办法让一个人，像方便面一样，开水一泡就烂熟？

“黄主任！”走过荷花桥时，前面一声清脆的叫喊。

我抬起头，姚阿姨满面红光，一脸笑，站在她的店门口——其实与其叫姚阿姨，依她的年龄，不如叫姚婆婆合适——姚阿姨（我们姑且保存原来的叫法）是我A利的朋友，不是一个部门，但我们相处得不错：那当然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现在，姚阿姨居然还不见老，穿了件暗红细花绸上衣，但脸上的红光却决不是映染的，还泛着油呢。

“啊，啊啊，你还好吗——姚阿姨？”我有些高兴。

“好得好得！”这个简短坦诚的回答，也蛮有特色——通常我们的熟人见了，要么牛皮哄哄，要么言不由衷，或者牢骚满腹，少见这样的坦诚。不是吗？——我以前也零零碎碎听得，姚阿姨过得还好，也曾经几次从她的店门前经过，有心想坐坐，聊几句，却一次都没有碰见过，想必她的房产中介，是须得在外面跑的；并且她的回答，也不是安慰我。

“黎姐呢，还好吗？在哪里？”——黎姐是我老婆，承蒙抬举，大家都这样称呼她，包括我自己——她问。

“还好还好，上班呢。”阿弥陀佛！A利破产后，树倒猢狲散，我们的一群，老老少少，只能打断牙齿和血吞，将杂陈的五味长咽心中，放弃讲台上高品位老师无数遍蛊惑人心的所谓理想梦想，从此天各一方，老调重弹，重新开始七块八块的原始积累和庸俗生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投奔现在的老板的，呜呼！）。

但是今天的重逢，不适宜酒后的感叹。我问：“大师还好吗？”这个可敬的老太太，当初是并不可敬的大师带进A利的。

“几年不见了。”她补充说，“还有那个伍老师，也杳无音信。”

我就不再多问，她对他们的评价，已经从她的语气里告诉了我。我心里惦记着一些事，就替她拈走了挂在肩上的两个线头，告了别。但是与姚阿姨的一见，给了我一些活力——恁大年纪，心态比我年轻！而且，我曾经听说，后期，我的一个部门，几次三番找她胡搅蛮缠，拉拢她去做别的传销，她没有惊扰我，更没有怪罪我——我就加快了些脚力，从镇政府的侧门，也就是我曾经的办公室门口，穿插过去。

刚刚走到银杏树下，就听见大楼前传来一声喜出望外的惊叫：“黄科！”我苦笑一声，“怕鬼有鬼！”——这是我不高兴来原单位的两个原因之一。

叫我的那个人，是计生办的王干事。我想计生办这几个物种，总体素质属全机关最差，大抵应该不错。当年，我初进机关，年轻，政府首脑为加强落实国策实力（可能也有补贴些奖金的意思），让我在他们那边帮帮忙，兼个职。领导对我不错，却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殊不知，我对这种在女人的某处弄来弄去，大弄乾坤的工作，恨之入骨。并且，我很快发现，这个臭名昭著的科室，七八个人，十来条心，表面你好我好，暗中刺刀见红，恨不得相互掘了祖坟。所有这些，当然根子在他们的分管领导身上，上梁不正下梁歪。唯一使我欣慰的是，除了老巫婆，个个好酒量。酒品即人品，我讨厌在筵席上肉里肉麻的人。倘是能喝半斤，死活只喝四两，我是万不敢做朋友的。天长日久，酒喝得多了，对人的了解就渐次深入，我终于越来越不喜欢王干事：这个人不坦城，小零小碎的想法太多，而所有的包包扎扎，分门别类，贴上标签，莫不可以写上“自私”两字。《红灯记》里的日本鬼子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我的老兄啊，这也要看场合，倘是兄弟在一起玩，你的每个动作，都是为了自己，一点不相互照应，《康熙字典》上到如今，我还有成群结队的字没玩过呢，我还不如跟他们玩去。至少，春播秋收，很实诚。

我知道，这几年，这家伙一直在寻我，其实鸟事没有，只是想让我请他喝，请他玩。依照他的逻辑，当初曾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并且有只旱涝饿不死的饭碗，能炒了政府机关的鱿鱼，想必混得不坏，而请曾经的弟兄吃点喝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其实，我非常怀旧，一直惦记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该还的情，但是一想起这个干事，跳来跳去，一付馋相，我就不爽……后来干脆将他的名字从手机里抹去。我知道，有这些想法，说明我修炼得不够，境界不高，没有容人之量。唉，何必呢？我也一直在劝自己，但并非卓有成效。一句话：看见鲜花，我就开心；倘是狗屎，心情总会不好。

该来的总是要来，大事小事，早有天注定；所幸有时候，好事坏事，有时候会夹青夹枯，一起来，那就逆来顺受吧。我在安慰着自己，况且，我也是有备而来：刚才一出家门，就拐进了银行。再说了，原先的那个大院，稀奇古怪，地痞流氓，男男女女过百号，要论我的讨厌，此兄也只是个“小不爽”。

银杏树下走过去，也就十几步。我调整着自己，仰起脸，掏出烟，走到他面前，说：“我来查档案，正好你陪我。”

“我，我来告诉一声樊秘书。”他愣了愣，没想到多年不见，我竟没有任何铺垫，开门见山，尾巴一下子就露了出来——他是想让别人接待我。

“别急别急，待会儿我会去找他的。”我早有打算，他却不顾我的劝说，撇着身体拐进了大楼后的一幢小屋。我只得跟从了他。

樊秘书的办公室，原来是个车库，在大楼的背后，朝西门。当然，现在你看，满场地的小车，想歇进来，加上隔壁的两间，也就只能停上两三辆，……只有夕阳才能照进来。小屋里坐了樊秘书，模样端正，面色白嫩。我在门口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径直走向后面的档案馆。干事在后面小跑了几步，生怕我会吃饭不带他似的，追上我。

柳城镇政府的前身，是市政府。市政府搬迁时，档案馆没动。我在时，跟他们也不熟，只是三楼有个图书室，有时会去翻翻（我现在还有借书证）。办公室里坐着同一性别的三个，一个年龄大些，另两个差不多，每一个我都面生。我说明了来意，摸出身份证。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圆鼓鼓地站起来，在电脑里不出一分钟，就查着了。“吱吱”两声，将打印件从装了玻璃的半截壁墙里递给我，一边问：“要不要盖个章？”

“就盖一个吧。”我接过后，说：“收点手续费呀。”

她说：“算了，我认识你。你不是原来这里的才子黄□吗？照规定收的话，按平方算的，要好几百呢。”

干事立刻接过说：“中饭钱有了。”

我笑笑。我们就折回秘书处。

秘书行将六十，早不是秘书，撤乡并镇那年，我跟随大部队，从城东乡并入柳城镇；他则从秘书岗位提了级，到山里的一个乡镇当了个副职。当初，我们一起在城东时，相处得不错。他老婆称我“是秘书的秘书”：每有例行的重大会议，他总是五点半前，将一摞材料撂给我，叫我连夜赶。高大的身躯转身离去时，填满了门框，仿佛不经意地回过头，说，赶完了到哪里吃饭，哪里拿烟。一方面，让我过了几年好日子；另一方面，也潜移默化害了我：我便胸无大志地知道，写小说散文不如写新闻通讯；写新闻通讯不如写念过一遍就擦屁股的工作报告——有吃有喝，酒足饭饱后，抹抹嘴，怀里一塞，挟条好烟哼着小调回家去也。天晓得！难怪我至今写不出《黄楼梦》。

十几年的时间就飞过了。现在，他已从山里的副职，兜了一个圈，来到柳城镇，“退居”人大了。这里，并非我用词不当。我不知道北京的人大是何等状态，只知道我们乡镇一级的，完全不是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机构，通常是××长，××书记快到年龄，在政界的最后一站。简言之：养老送终。

这些，我在前年，已经听说了。

我在一张客座上坐下。他用一个小纸杯替我泡茶。一些例行的问侯，一些通常的客套，短短的，竟完了。男人不上酒席，往往无话可说，哪怕情谊深。

“魏虎呢？”我问。我在扩大谈话的范围，同时也想见见这个兄弟。魏虎与干事一起，也是计生办的，我们曾在一起喝过十二年酒，酒品人品就比眼前的那位好多了。话不多，朴实，像个忠厚大哥，醉酒前的症状是眼珠先停滞转动。我有心想请请他。

“回家了，装修，他儿子快结婚了。”

“回家？不是刚上班吗？”

“嗬嗬，现在的计生，不是你那时的‘捉大肚’，主要是服务。他们，还是蛮快活的，这些元老。”因为已不在一个道上，秘书就把我当成了客人，屡屡替我添茶——也怪纸杯太小，只适宜古代仕女的樱桃小口。“噢，我本来也要找你的。你帮我在你堂弟樊红富面前打个招呼。我有个同学，叫小孟，在他村上，想把旧房拆了，重做做，要他父母官的大印呀。”

“喔，房屋不归村里管了。要找城建，城管他们。”

“但……”

我们说着话，干事的手机响起来。他跑到门口，接了个电话，进来对我说：“我有点小事，一会儿就来，你这里坐。”

切。喝茶，尽量小口。干事告诉我“一会还来”，暗示我不要走也，他的话中话，我大致能听懂。因此喝茶。

因为是大楼的背面，清静，西墙边的一排樟木，已经有些年代，它们大约是我当初时常光顾的市“文联”遗址。现在，文联何在？现在，场地上停了一群小车，像一锅正横行着的螃蟹，突然被烈火一蒸，同时失去了生命，死得横七竖八。秘书的办公室里，一列纵队四张桌，仿制红木，看桌上的堆积物，只有秘书的一张，有些活气。我有些恍惚。这时，走进一个人，树桩似的，不说话，在秘书的对面坐下了。他们老熟，或者有事，我就说：“那我，去下经管站，查查乡下的田。”

“好好，你去。在三楼楼梯转弯，第一门。”

老家的几亩地，一直悬而未决。如果不是老板的借贷，我未必会去弄这个证明——哪怕过了一百年，在乡下，谁会侵占你的房子？但责任田地，渐渐有离我而去的迹象。以前，田亩要缴“三上缴”的时候，不管我在哪里，做官或者讨饭，总有人准确无误找到我，要这要那。后来，感谢救星共产党，发放田亩补贴款，我却没有领过一分钱。我的钱呢？这么些年，哪里去了？尤其这几年，外地的菜农去搞大棚种植，都是另出高额租赁费……也有新农村统一规划之说。以前，不管进账几何，我不指望这些可怜的村官们，会主动给我一分钱。因为多年来，从春节走到除夕，我的工作时间，没有上班下班，只分晴天雨天。换言之：二十四小时交给老板。我们的“卖身契”上，签的就是“随叫随到”。我没有这个时间或精力去打理乡下的事，也就是说，我没有主观诉求，责任在我。但自现在始，属于我的，给我。好吗？

谁给我？我去过村里几次，但村上的会计理由一大堆，这样那样，我感觉他在搪塞（可能有经济问题）。我打不来持久战，只好跟村委会的一同学说了此事。镇经管站，应该是农户的老营。找到站长孙林，查实我的田亩数，给我《涉农补贴卡》，是这样吗？

经管站其实还是老地方，两个小丫头在填绿色保险证，长得丑，却热情，说：“孙站长刚出去了。”另一个又说：“你打电话他，用我的手机，短号。”我想这事找他应该不麻烦，一是他在经管站多年，陈年老债熟悉。二是小气一点说，我没滚蛋时，帮过他的忙。

由于久无联系，这人听了半天，才弄清我是谁：“喔，你个仙人呀。听说你混得不错呢。……村里已经复印去了，王书记也来帮你查过。”

×！又踢到了村里，又到了嫌疑犯手上，死结！

我走下楼，打电话给我同学王书记。书记电话里的声音，像在不断的吸着鼻涕：“嘶——”他说，“这鸟人。嘶……嗯嗯吱吱，说有几户的情况他不清楚，没法弄。不过，听起来也不无道理，比如，嘶……先前，农户缴的‘三上缴’，是按照合同本上的虚田亩，现在发的补助，是照的实田亩。……或者他在推。”“往哪里推？”我问。“往前任身上推。”我说：“前任几年前去了广州，至今没回过，假如死了呢？”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气鼓鼓回了秘书处。

树桩已经不在。“找着了老二没有？”秘书叫的是孙林的小名。

“不在。”

干事又来了，我这时才留意，已是三月，他却穿得像西伯利亚，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又一层层解开着，说得文雅点仿佛远道而来，风尘仆仆；通俗点说，就像开膛剖了肚。他看见我没走，有些高兴。

已是十点多，我想请的人，基本都不在，想喝杯酒，叙叙旧，度过一个不算太坏的休息天，条件不成熟。我是走，还是留？

“中午就我们三个，我带两瓶酒，小聚聚。”优秀的秘书就是猜心思，樊秘书定了个调，我再走，是不是有点“那个”？

“东京酒家吧。”我们就商议着定了个东门的饭店（还是怀旧），干事有摩托车，也不是太远，我和秘书步行。

我和秘书一前一后，走在车缝里，一边拉着话，我发现自己竟无情绪。忽然，秘书旁逸斜出地叫一声：“红富！”我顺着秘书的视线，朝我曾经的办公室看去，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像一条蛇，在车缝里迤逦快进，“好啊，好啊。我正找你，走，一起走。”

“不不，我……他们，我们有几个，讲好了。”因为是中饭时分，这个时候的村干部，只要不是脑膜炎，谁都知道拉他做什么。

“这个我不管。”红富曾经跟我在一个厂子呆过，并且轻而易举解决过我的一桩心事，我一直敬重他，因此在他面前，反而可以蛮些。我一边拉着他走，一边回头端详他。多年不见，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仍然胡子拉碴，愁眉苦状，肝脏不好的脸色。我不管他徒然的挣扎，磕磕碰碰，拉着他跑。

总算被我逮到一个我想请的，有点意外，我心里添了点亮。

跑到门外时，一个纤弱的女人，亭亭玉立，肩上挎个桔黄的包，明显在等他，并且朝我笑笑，说：“你还认识我吗？”我看看她可爱的雀斑，以为是后来换的村干部，直接说不认识别人会难堪，就也笑笑，说：“走。一道走。”

拜拜，我的柳城镇，高耸的门楼，黄叶飘落的银杏，勾心斗角。我回头看一眼，心里想，幸亏还只是碰着了王干事那个小不爽，大不爽呢，在哪里？在给主任送甜言蜜语吗？在挤鳄鱼的眼泪吗？今天如若碰见了，我是不是会忍无可忍？

原来所谓“东京酒家”，就是秘书安排过我一百次的“东方”，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换了个名。言语间，秘书大约有他请客的意思，不必了哥们，“忆往事，峥嵘岁月稠。”虽然本质上，那些曾经的鸡鸭鱼肉，韭菜大蒜，大快朵颐，是城东乡劳动人民智慧或血汗的化身，虽然我为赶制那些唾沫飞溅的屁股纸，年纪青青就将头顶抓得稀稀拉拉，至今也白乎乎的无法恢复，但究其出发点，你大约是看在跟我二哥同学的份上，在照应小老弟，我须还你情呢。

我端起杯，一个个敬过去，顺道暗示了今天我请客。敬到红富哥的时候，啊哈，意外发现，他身边纤弱的雀斑，不是村干部，是老婆第二——我一点不奇怪。七八年东征西讨，黄杏也长了些见识。至少，我发现今日世界有个共同的特点：稍微混得好一点的男人，几乎没有身边没有暧昧女人的。如果说我有一点惊奇，那就是不曾想这个“桃花原理”，已经滔滔普及到村干部，并且胡子拉碴。嘘，只怪我在桃花源处，不，废纸堆里，沉溺得太久，太深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我笑了，乘我还没有醉，多笑几声。

“来来，红富哥，祝你——鸿运当头！一拇指。”我不是讥笑他，是真心的。我不是道德法庭的官兵，别人的私生活，于卿何干？况且，谁又能说他愁眉苦脸的一生里，不能添点情，加点爱呢？并且，我真的要感谢他：想当年，我投考机关时，须单位或者出生地的证明。我出生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会给我证明的，尤其是考政府机关，不写十封“人民来信”谁都谢他八辈祖宗。我没有瞎说，刚刚查的那幢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那年，我的屋顶，白天可以看见太阳，晚上星光闪耀；因在河边，每临雨季，河水涨进家门，我得把床脚加高，再加高……我写了个《申请》，特地请我的文化名流二哥回家。不曾想，一个生产队长，就把我牢牢捏住，他不签字，我就无法送大队，无法送乡建房办，换来《建房证》。跑了七八趟，最后这鸟咬文嚼字，给我画上八个字“同意原基翻建”。因我原有危房，不同意扩建一砖一瓦的反话正说也。这等“纯朴”的父老乡亲，谁敢指望他们亲手将你送上康庄大道？

我捏着一纸空白证明，惴惴不安，找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厂子。昔日的热闹灰飞烟灭，残壁断垣，狗尾草长出水泥地，摇着枯黄，……满目荒凉。厂里的会计红富哥竟还住在没有倒塌的矮墙边，听我二愣子似的说完了来意，掏出大印。我心瑟瑟发抖，睁大了眼睛，恨不得将那颗圆圆的红塑料吞进肚里。

……我知道他或许早已将此事忘记，或者认为理所应当，但二十年来，这颗血红的圆圈，一直烙在我心上。

有点小意外，第一瓶酒才刚刚分下，红富就高涨起来。脱掉外套，全裸了土灰色的绒线，兀自站着，南京通北京，不着边际，慷慨激昂。我自认识他以来，听他说过的话，全部相加，也没有今日之多。古往今来，天文地理，基层经济、政权……从未见他如此兴奋过。是人将老至，忽然变态？还是情人的功效？

啊情人！一直是个诡秘莫测，高深离奇的尤物。为什么会有情人？如何才能有个梦中情人？我的郁郁不得志的红富哥，是怎样弄到身边的情人的？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那红酒过后的雀斑，却也好有特色，仿佛是一个成熟女人特有的徽章，又如几只黄褐的蜜蜂，在飞过一片红艳艳的桃林，不也是另一种美轮美奂吗？而我乱糟糟的红富，论男人的那个，约略已经过了全盛；论财力，我听说横河以东的几个村，定额干部的工资都常常是白条；而如果说到感情，精神，以及一些虚无缥缈的内心世界，他总不会如我丰富吧，怎么就没有一个多余的女人爱我呢？越想越乱。醋意伴着惊羡，伴着酒精，和一些莫可名状的东西，在我的胸口翻滚，翻滚。

“别，别。你坐着，好吗？”想不通就劝他坐下，别误导我也进入汹涌澎湃。他却只当没听见，手舞足蹈，滔滔不绝。没办法，也就陪他站着，叽嘟叽嘟……有点甜。

我依稀知道，现在兄弟的酒筵，常常还有个附件，洗澡或者唱歌。

“别冲动，慢慢喝。喝完了我请你洗澡。”另两位我是不能带走的，今天不是星期天，况且那种暧昧的场合。

“洗澡？梅厂的浴室，不就在前面吗？”

“梅……厂？”梅厂是当初我们厂里的生产厂长，也可以说是我师傅，我能制作半只鞋子，多半是她教的。那时，我像当代范进，书念得背弯成了弧形，也考不进大学，又不熟悉农活。二哥急了，托秘书替我寻个饭碗。秘书带着我，带了两斤枇杷，去找梅厂。

梅厂原来是乡里的妇女主任，出了点问题，被发配到厂里。女人的问题总归是那方面的，何况是漂亮女人。但如果说梅厂是因为漂亮，并不恰切。梅厂最动人的地方是脸红。一般女人脸红，通常如拙劣的小说家桃红飞上脸之类的描写，好像也没有说错，但梅厂的脸红是中心升起，四周扩散，别具一格。当秘书向她介绍我的情况时，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我是落弟书生来求职的，惴惴不安，而她却羞涩着。当秘书走时，说了句枇杷什么的，她的脸上顿时升起个红点，荡漾开去，语无伦次。秘书办完了交接，就走了。梅厂在一个本子记了我的名字，说：“就从今天开始吧。”叫我可在家先休息两天，办办身边的事，过几天直接到厂里。临了，将枇杷塞给我。我不知道咋办，并且也不是我买的。有几个脱了蒂，她也拣起来，给我。我如何肯拿走？她说：“传出去，难听得。”使我觉得，她特别在意别人的口舌。我就抓着它们，酸不拉叽，边走边吃。

曾几何时，从我的联络图里消失了……

我在厂里跑销售，跑了一年，也没有卖掉一双鞋子。当然也不能全怪我，计划里我负责的那种款式，直到两年后厂子倒闭，也没能生产出来。我就在梅厂的安排下，改了机修。桃花灿烂，梨花绚丽，花花绿绿，我所在的车间，就我一个男的。三个婆婆一面锣，何况还有几十台电动缝纫机的合奏，车间里要表达什么，更多用手势。我却闹中取静，偏安一隅，用几个纸箱拆了，隔开，虽然胸前油腻腻，却也捧本书，工资靠全厂职工的前三名。这样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多，一个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就在几个聪明过人的供销员的里应外合下，挖得精空，剩了个躯壳：几十台电动缝纫机，一仓库鞋子，还有一摞旧报纸。

开了个会，全体解散。

一天傍晚，我在东门碰到梅副厂长，对她说：“梅厂，厂里的报纸还在吗？我想拿点回家。”我正准备盖房子，又没几块钱，梁呀板呀做不起现浇，要预制，报纸是铺垫在下面用的。

梅副厂长看了看我，凄然一笑，好像特别对不起我，说：“你拿吧。明天上班前，你来一趟。”

上班前，哪里还有班上？又何来“上班前”？

我无法理解梅副厂长的话，骑着自行车穿过了四个村庄还没有明白。快到家时，才勉强懂一半：她说的上班，不是指我，可能是指她。解散会上有个宣布，七个厂长留下来，轮流值班。莫非她明天在厂里？不管懂与不懂，第二天，我还是七点半前赶到了厂里。

无论是学校，还是工厂，曾经呆过的地方，我都会特别留恋，有种割舍不绝的感情。这个早上，我从工厂锈迹斑斑的铁栅门里看进去，空无一人，传达室的门半开半闭。我将自行车歇在门外，推开长了些青苔的木门，有点莫名的哀伤。当曾经人声鼎沸的楼道窨寂无声时，会给人异样的神秘，心提在空里，脚踩在梦里，但我还是走上去，走上三楼。办公室的门开着，给我的却不是惊喜，因为挨个走来，个个关闭着，它的异样，就像一只盒子上破了一个洞。但我还是走了进来，梅副厂长果然在，坐在样品陈列橱前，面孔朝着窗，有些白，在无声地哭泣。

她看见我，一点都没表现出慌张，或者难为情什么的，好像这样的早上，谁都应该哭泣似的。止了泪，勉强抽动了一下嘴角，指指地上两个很大的纸箱，说：“你把它，弄走吧。”

直到现在，我娘还在取笑我，说我小时候，总不肯吃饭，每次总得我爹将两毛钱压下碗下，才肯吃一点，一大群兄弟姐妹还不能有异议。（而今，我爹安在？呜呼哀哉！）长大些，我才渐渐懂得，吃点饭，有时是很难的。

梅副厂长送我的两箱鞋，让我在这个世上，多吃饱过几个月——但当是，还缺少一点转化。鞋帮不能当馒头啃，必须转化为钱。我虽然做过供销，但那是企业对企业的谈判，大庭广众，众目睽睽，引车卖鞋，让我如何叫得出口？有点难。我现在总结，黄某我这辈子百无一用，但每有危难，总有仙人搭救。那时的仙人就是我同学小孟。

“这有什么？我帮你去卖。”小孟说，总是甜兮兮的脸上好像有点高兴。

算起来，我同学小孟比我先一年进厂，对厂里的暗中关节了如指掌。他的外表特征，简言之：不管说笑还是说事，嘴角上翘，两眼弯弯，总是控制着想笑出来的表情，让人弄不清他是真是假。我们的厂长是工业公司派下的干将，有种种优点，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小农意识太强，爱占点不太值钱的便宜（他本人以及我们的厂子，后来就栽在这上面）。小孟心明眼亮，总能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心里看不起厂长，逢年过节从来不去朝拜。渐渐的，厂长对他有些冷淡。见风使舵大约也是人的天性之一，他慢慢在厂子里有些失势，但大多人又知道，他跟我要好。我呢，如张白纸，什么都不懂，从来看不出别人的动机，也就乐得逍遥。他总是着急，暗中提醒我。有的我就恍然大悟；有的“不至于吧？”我说。厂子迟早要“黄”，他早有先见之明，只是拿他的话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快。没能帮上你的忙。”“你本来想干什么？难道还能扶我做厂长吗？”我说。“唉，不说了。”他叹一声。

……现在，我们两人一人驮着一个硬纸箱，朝出晚归，在人群里流窜。

那时候，城管还没有狗凶。三块四块的，我俩就在街边，随便寻个地方，铺些报纸，摆下摊，哪里人多往哪里挨，竟也有乡下的女人挎只篮，停下买。有时候，一天能卖到二十几块（我在厂两年，最高月工资拿过一百九十五），每当这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自行车骑在乡间的土路上，油菜花铺出一块块金黄，我们像两只超低空飞翔的鹰，自由，快活，放声歌唱……“空通”一声，后面的箱子掉下了。

高兴是短暂的，我俩都知道，我们的前途，总在雾里。人在低潮脆弱时，会益发相信命运之类。我心不在焉，魂都不在身上。与其说是我俩，其实是小孟一个人在叫卖，“鞋子鞋子，款式最新，价钱最低啊……”我捧本《周易》，躲在一旁。我的研究，一如未来，正陷入死胡同，《渊海子平》，《梅花易数》《邵氏八卦》混杂在一起，在我脑子里打，越打越乱。也有高等学府借来的专著，也有托人从海外带来的禁书，但翻来覆去，不得要领。听人说，这类玄学，旁门左道，常人是学不会的，那些得道的高人，神秘莫测，仙风道骨口口相传，是不会将精髓写进文字的。难怪！

鞋子不会卖一双，整天想些空心思。那天，身后店里的女人，听了小孟替我信口开河的吹嘘，以为我真的会算命，就特别热情，格外娇媚。我虽然脑子里一桶浆糊，几滴浑水，但也会头脑发热，敢于胡说，看她将我的三枚“乾隆通宝”六次重复动作里，投出两个官鬼爻，就信口开河，脱口而出：“你有两个老公。何去何从，你正举棋不定呢。”她一下子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一把将我拉进后院，又是泡茶，又是递烟，将她深藏内心的秘密，稀里哗啦，倒了个一干二净。然后虔诚地看着我，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仿佛我是老天特地派来解救她的。

第二天，她一下子拉来了四五个小姊妹，个个花枝招展，嗲声嗲气，集体得了心理疾病，吓得我们的摊，从此不敢在她的门口摆。

每当十一点的时候，不管卖了几双鞋，小酒店里我总要“吱吱”吃上一碗。小孟则要看店主的碗的大小，倒满了余下的他喝。他曾经在一次酒后，向我提过一个大胆的建议，让我跟梅副厂长把厂里的缝纫机“借”来，“找个地方，找点活，我们单干”。“你要死啊？动静这么大！”“你去说，她一定会给你的。你不借，不出一年，一台都不会有。”还真被他言中，来了一个市里的某某的弟弟，搞承包，包了十个月，没缴一分钱，厂里赔了水电费，最后的一点固定资产，除了房子，被席卷一空。

……

我将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想过一阵，宴会已经结束。乘着还没烂醉，与我的红富哥搀着，向着梅副厂长的浴室，摇摇晃晃。

巴台前，坐着梅副厂长的女儿，模样还没多大变，我认识，金鱼脸。“我妈城西要债去了。”她说。

浴室里的红富演说还没有结束，我醉欲眠，“阿哥，你先独唱一会儿。”

呼呼大睡。

“那一夜……”

呼噜呼噜。

“那一夜……”我再也无法呼噜呼噜，抓过手机，“喂，我小孟，夜饭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带着红富到西门老四头饭店。”

“什么夜饭？你怎么知道我跟他在一起？”我问。

“咦……不是你打电话告诉我，你们去梅厂那里了吗？”我却全无印象。

“谁呀？鬼叫鬼叫的！”红富也醒了，好像清醒了些。

“小孟，请你吃晚饭。去吗？”

“去啊。我还要跟他要两包香烟呢。”

“我给你就是了。”袋里摸了半天，早上带出的三包烟，空壳也不见了一个。“嘻，早被王干事拿走了。”红富说。

走到门口时，梅厂已经回来了，说：“我去看过你们了，两个，呼打得房子都在摇。”她用无数细纹包围着的眼睛将我看了一遍，又用我熟悉的语调，说：“你没有变，皱纹都没有一根。这么些年了，你一直在做什么？还好吗？音信都没有。”除了细纹，腹部已经隆起，这就是我的风姿绰约的梅厂。依照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有沸沸扬扬的风流传闻吗？人生，人生得意须尽欢。我忽然想哭。大约人生在世，有时是需要哭一哭的，就像二十年前，我见她在空无一人的厂子里。突然想起早上碰见的姚阿姨，就决心不哭，抄袭说：“我……好得好得。”

“梅厂，我还有点事，下次回来，我来看你。”我说。

我和红富走到马路边，回过头，看见她还站在门口，腹部鼓成个小土丘。

我们来到老四头饭店，七八个高矮胖瘦已经先来了，有几个我认识，都是小孟的同乡。“动静还挺大的么。”我笑说，手机又响了：“老公，你在哪里？”“在饭店呢，和小孟他们。”“哦，你让小孟接个电话。”“何必呢？饭还没吃，总不会醉吧？”“你就让他接一下么。”我将电话给了坐在对面的小孟，听见他在乱嘈嘈里，点着头说，好的好的，我一定。

这顿饭如何的波澜迭起，我已全无印象，仿佛没醉，但散场时，小孟坚持要送我走，并且一直把我送到了家。我在沙发上坐下，发现难得一见的儿子，也坐在沙发上，腿特别长。

我一看见儿子，真想痛哭一场，当发现两行泪水从脸上潸然而过时，蓦然意识到现在的身份是个父亲。父亲在儿子面前，哪怕悲天恸地，伤心欲绝，也应该稳如泰山。于是我燃了一支烟，斟酌着措词，开始一场酝酿良久的艰难的谈话。据说世上的儿子，完全按照老子的设计走在人生路上的，成功的只有一例。儿子啊，我爱你，你是我全部的心痛。……心事重重。我该说什么？我该怎么说？我所有的话，他都因为没有切肤之痛而几乎没有成效，就像风刮过山林，仅仅呼呼几声，树梢摇了摇。就像蜻蜓飞过河水，只有瞬间消逝的涟漪。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为何常常不能开心：我分明陷入了一种轮回，一种因果循环。当初，我父亲就是这样忧虑着我，操心着我，而我却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满脑子是毫无用处的想头，换不来一根稻草。是父亲的轰然倒塌，让我天崩地陷，急速成长——难道现在，也要以我的灭亡换来孩子的懂事吗？

……不对，不对，不能是这个思路。难道父母的存在，不就是让孩子多一点快乐，多一点幸福吗？成长是个什么东东？成长是一种灭绝人性的残酷，懂事是一种少小老成，彻头彻尾的势利、庸俗。

不！我还是要给他表扬，鼓励，不能给他太多的压迫，尤其是在又将天各一方的今夜。

无论如何，你比我在你这个年龄段，要懂事些，这是我全部的信心！

“睡吧，孩子。你几号走？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我将烟蒂灭了。

临睡时，我将房产证明——半帘狭狭的纸条，存根联——递给老婆。老婆说：“不用了。用了别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