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陈独秀

提到中共党史，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抹不去陈独秀。

以往的中共党史上都讲1923年6月—1927年7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通常我们说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时还说是“右倾投降主义”），似乎陈独秀一开始就是作为“正确路线”的对立面出现的。这很难令人置信，因为它不符合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1921年至1927年7月12日，连续五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在中共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人。建党初期就有“南陈北李”之说，即中共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南方是陈独秀，北方是李大钊。这是历史的选择，它表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革命理论、革命实践、威望和影响在党内是出类拔萃的，其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也是不可动摇的。陈独秀更是如此，因为，他是总书记。

批判陈独秀的人说陈独秀“国民党二大时对右派妥协退让，在‘三二0’事件上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在这之后，又主张接受蒋介石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还有“陈汪宣言”、压制“农民运动”等等，一句话，是他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向国民党右派妥协，导致了大革命失败。是这样么？

不是！陈独秀任职期间，是一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早在建党初期，马林代表共产国际提出要中共同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就遭到陈独秀的激烈反对，陈独秀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各自所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思想基础不同，奋斗目标也不同，不能合作。只是在马林掏出“尚方宝剑”，即掏出列宁的手谕后，才予以接受。不久，共产国际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革命同盟，这是党内合作，比党外合作又进了一步，为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要宣誓表示效忠孙中山，还要按手印，陈独秀坚决反对，结果是各方面协商达成妥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取消了对个人效忠和按手印的程序。于此同时，陈独秀也坚决反对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拒绝领取苏共提供的活动经费。但独木难撑，国际和苏共还是越俎代庖，对中国党颐指气使，大小事情都干预，还以“支援中国革命为名”，不断提供经费。陈独秀十分恼火。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袭击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处。陈独秀非常气愤主张同国民党决裂。但陈的主张在共产党内通不过，共产国际更是坚决反对，最后只得迁就国民党。同年7月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预见到蒋介石会借北伐之机会图谋不轨，而不主张北伐。陈独秀的预见被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证实。“四一二”一发生，为了稳定局势，同时也为了对付蒋介石，陈独秀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共同签署了《汪陈宣言》——当时汪精卫还以左派自居，他同蒋介石有矛盾——陈独秀签署《汪陈宣言》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是权宜之计，不是同国民党同流合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以至于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紧接着进行的“秋收起义”，打的都是国民党的旗号，军队叫“国民革命军”。因为经过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是一面通俗的旗帜，容易被广大民众接受，因而成为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当时共产党人开展工农运动一般都是以国民党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情况直到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后称红军第四军，才得以改变。这就是大革命时期以至于大革命失败后一年左右国共合作的基本格局，这就是彼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或者说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生存的历史条件。正视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就会知道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同大革命失败国共关系破裂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并不一样，就会理解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处境之艰难。

事实上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在国民党内部就有一股反共、反对改组国民党的逆流，他们力主反共反对改组国民党，只是慑于孙中山的威望，加上中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国际等各方面的努力，这股反共势力才有所收敛，改组国民党和实行国共合作才成为可能。不久孙中山逝世，国民党中中派动摇，右派加紧反共步伐，苏联方面出于民族利己主义考虑，每当国共两党出现矛盾和纷争的时候，总是给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要中共向国民党妥协让步。有时苏联顾问甚至不经中共同意，先同国民党达成妥协，造成既定事实，迫使中共接受。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这样，当时在中国的苏联布布诺夫使团适在广州，“它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处于重要决策地位。布布诺夫使团从没有抗议蒋介石的反苏反共行为，相反却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撤回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嘉山和顾问检兹贡，以及他提出的让加伦返回广东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建议。尽管布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小规模政变’，但他却对中共广东党组织进行了‘批评’，说中共广东党组织‘偏重军事工作’，有‘宗派主义’”。（《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83年9月15日第17期第26页）有材料表明，周恩来、毛泽东等主张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击；陈独秀在上海党中央因对情况不明，一时无法做出决断，他立即派出张国焘去广州调查处理此事，但苏联布布诺夫对蒋介石的妥协已成定局，中共的任何举措都胎死腹中。同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等人发起针对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也是事先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同意的。

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干的荒唐事莫过于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未公开反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讨好汪精卫，竟然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内容是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简称“五月指示”）的秘件副本交给汪精卫，加快了汪精卫分共步伐，随即出现许克祥在长沙发动的“五二一”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标志着汪蒋合流开始。

大革命全过程都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导演的，现在革命失败，为了推卸责任，就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找替罪羊，于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停职。对此，国际代表罗易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于国际和苏联所谓“陈独秀错误”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述，针对国际和苏共的作为，他批评道：“这是故意歪曲历史，以把全部的责任公开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从1923年起，中国党就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它的领导人是苏联所培养的。导致1927年失败的机会主义叛卖，不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他们的苏联朋友。那些能力不强、平庸的苏联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权力却是无比权威和一贯正确的。这种指导的不幸结果是使中共像一个进行填鸭式灌输的小孩。”（《红色使者与中国共产党》李玉刚主编北京宇航出版社第289—290页）陈独秀本人也总结说：“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罗易和陈独秀都指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是国际和苏共剥夺中共的独立性和权力，不得已向资产阶级妥协，导致大革命失败。

有一种认识，认为“1927年以来，陈独秀为首的党，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忘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伸出手来要东西，他给农民一瓢冷水”，更有甚者，有人指责“当革命达到紧要关头时，（陈独秀）要地主资产阶级而不要农民。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如此，镇压了农民暴动，当时两湖、江西、河南的农民起来了，拥护共产党，分田地打土豪，轰轰烈烈的情形，不减于现在（1947）。那时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侵犯了革命军人家属’（唐生智等）”，云云，不一而足。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共产党的总书记不为工农大众谋利益，而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打击工人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岂非咄咄怪事？事实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急躁蛮干的情绪处于支配地位，却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从长计议，陈独秀多次建议中央储蓄革命力量，暂时不要搞暴动，可以在农村做一些改善民生的工作，以免革命损失太大。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吗？显然不是。至于说农民运动“过火，‘侵犯了革命军人家属’”，这种指责也欠公允。我不知道陈独秀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了这种话，即使讲了也是有针对性的。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成分非常复杂，可以说他们的领导人和各级官员，左派、中派特别是是右派，同农村封建势力，即同农村中小地主土豪劣绅都有直接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陈独秀主持党中央工作，他要支持工农运动，特别是要支持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同时又要最低限度地维系国共合作，使之不破裂，为此目的，他提醒农民运动不要“过火”，不要使国民党中左派和中派，难以接受，应当说是大局意识。至于当时的农民运动有没有某种“过火”行为，我们无法重现那段历史，不好下断语，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并不少见，甚至于建国后还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局性的“左”路线错误。党在幼年阶段，有“过火”行为，不足为怪。陈独秀若指出这一点，应当说无可厚非。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特别是当年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决定秋收暴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后，从此中国革命便柳暗花明，一路坦途，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样说总的来看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应当简单化。就拿“八七”会议来说，会上作出秋收起义决定，是积极的一面，但整个会议是由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控制，起义实行的也是苏联模式，即攻打大城市。在这之前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在这之后，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和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也都失败了，而且伤亡惨重。聂荣臻在《南昌起义》一文结尾道：“实际上，当时我们既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又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农村工作很薄弱；另方面，起义军的成分很复杂，没有进行革命的改造，也不可能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因此，要这样做事实上也办不到。”（《党史通讯》1983年7月30日第14期第11页）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过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在这以后的事情。陈独秀所处的大革命时期不具备这个条件，全党也没有这种认识。这是不能苛求陈独秀的。

共产国际把陈独秀整倒，在中国共产党内反应如何呢？

早期共产党人、毛泽东的战友易礼容本人有详尽的回忆：易礼容负责省委工作，没参加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湖南参加会议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刚走，共产国际代表两人从武汉到湖南，在长沙俄领事馆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夏明翰、饶漱石（英语翻译）等。时间大约是8月4日或5日，开了个通晚。会议内容，由俄国人提的，要我们签字打倒陈独秀。我们提出：一、不赞成打倒陈独秀。二、不赞同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只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或从政治上没收。三、湖南的合法运动行不通，要搞武装斗争；“七一五”汪唐叛变，我们愿上山打游击，请中央发2万支枪，拨20万光洋给我们。我们问俄代表：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这一晚的会议，未作结论，当时有会议记录可查。俄国人在此会上未达到目的，就回武汉去了。后来毛泽东从武汉回长沙时告诉我，俄国代表在‘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毛说，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你们在此说风凉话。他们是在前线对敌斗争。因俄代表之故，‘八七’会议之后就撤销我的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的职务。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怀念易礼容老伯》《南方周末》2004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在“倒陈”的问题上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少的人极为反感，由此可略见一般。

中国革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是陈独秀主持党的工作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党处在幼年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受制于国际，（实际上是苏共）国际指使国共合作，不仅党外合作，而且要党内合作，而国际在国共两党的矛盾和纷争中，通常都是袒护国民党一方。这就完全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中共失去了独立性，中共的许多正确主张包括陈独秀的许多正确主张，都无法贯彻执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瞎指挥才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用通常所谓“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来解释的，苏共直接插手直接干预中国党的许多具体事务，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已经不是“外因”，而是“内因”了。大革命失败应该由国际负责，板子要打在苏共的屁股上。

革命也和今天的改革一样，不革命不行，但革命又不能不顾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当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这两种条件特别差的情况下，谨慎从事，科学发展是正确的。邓小平说改革是“摸石头过河”，革命也是这样。只能是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改正失误，摸索前进。用后来的成功和胜利，来批评大革命，否定陈独秀是不公正的。

总结历史经验，我认为从来就没有一条先验的“一贯正确”的路线”，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符合实际，不断接近真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才是党的思想路线。所谓“常胜将军”，所谓“用兵如神”，那是文学语言，不是科学表述，不能用来总结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领袖人物。

说到陈独秀，我们要说陈独秀是人不是神，他当然会有许多错误缺点和弱点，但是纵贯他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他的功绩，他的成就是主要的，他的错误、缺点和过失是次要的。那么他的根本问题出在哪儿？我认为他过于刚直，缺乏必要的灵活和变通，这是他致命的弱点。党内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曾说：“我党早期的领袖中只有两个人不搞阴谋诡计，陈独秀一个，瞿秋白一个。”这里的“阴谋诡计”不是贬义的，而是指一种素质和条件，指革命斗争中领导人必要的变通和灵活性。这是政治家的必要条件，陈独秀恰恰不具备这种条件。陈独秀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立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还以诗明志：“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1930年2月8日国际通知陈独秀就开除他的党籍问题要他到莫斯科开会，对此陈独秀在2月17日回函道：“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如此执拗倔强，刚正不阿，作为科学家，作为学者无疑的最可宝贵的，但作为政治家，作为领袖人物，没有一定的柔性和圆通，怎么能处理好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从而带领千千万万民众向反对势力作斗争，同时又怎么能从容地应对各种复杂变化的情况在斗争中掌握主动，游刃有余呢？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现在追忆往事，由于复杂的原因和各种人为的因素，陈独秀已经不是实实在在的陈独秀了；而当时的陈独秀面对一摊乱局更是茫然四顾，不知所措。陈独秀被曲解被误解得太久了，太深了，就连国民党爱国将领、“民革”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好友陈铭枢也说陈独秀“谤极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令人扼腕唏嘘。

陈独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奔走呼号，他“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

陈独秀，晚年在逆境中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高瞻远瞩，写下六封信和四篇文章（1949年香港汇集出版，取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苏联如何蜕化为独裁专制的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作了全新的阐述，至今读之，依然震聋发聩，这些文稿既可视为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思想的发展。

陈独秀是语言学家，他在音韵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留下许多这方面的专著。但他不是不问世时独善其身的学人，他心系百姓，晚年在病榻上写完的最后一本书是《小学识字课本》。

陈独秀字如其人，他的书法苍劲挺拔，风骨凛凛，独树一帜，观之流连忘返，不能释怀。

陈独秀还是诗人，他的诗作反映现实，入木三分，抒情感怀，感人至深。“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对于他，诗，既是武器，又是竖琴，既有呐喊和爆炸声，又有爱的温馨、情的火热，有阳光明媚，有人性高蹈。

陈独秀，我们心中的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