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人家

山城初春的一个上午，乍暖还寒，我在办公室正忙碌地处理着手头的一些事务。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接通后，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了过来：“喂，我是你风英姨，已到了你家这儿，你过来接我一下吧。”可当时由于马上要召集人开一个会议，无法离开，我只好随即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让她去接风英姨。安排好这件事后，我就急匆匆赶往会场，会上讲了些什么，我几乎都没有听进去，脑子里一直闪现着和风英姨一家相处的往事，就像是过电影似的……

风英姨姓吕，和我母亲是小学同学，也可以说是闺中密友，两个人1958年参加工作以来，尽管工作地点天各一方，但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977年的秋天，由于工作需要，我们举家从湖南迁到这座山城，那一年，我刚刚十岁。对于我们弟兄四人来说，当时最难应对的是吃饭问题，因为我们都出生在湖南，已习惯了吃大米，尽管我们骨子里都是纯粹的北方人，但面对于棒碴子粥、捞面条着实难以下咽，可在当时粮食计划配给的情况下，即使有钱大米也是无处可买的，搞得父母一筹莫展。恰在此时，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这座山城工作的风英姨来看我们，在我印象中，那时的她，36、7岁，个头不高，但显得很精神，嗓门大、爱笑、快人快语，听到我母亲无意中谈到孩子饮食不习惯，就大包大揽地说道：“让孩子跟我走吧！保证饿不着他们。”就这样，我随同风英姨来到了她的家里。

风英姨的爱人长得很高大，性情憨厚，话语不多。他们的家境并不宽裕，两个人都在矿里的地面单位工作，加在一起的工资不到一百元，有五个子女，长女腿有些残疾，长子是风英姨爱人哥哥的儿子过继给他的，其他还有两子一女，都在上学。我来到这个新家后，大家对我都很热情，当然，我也每天开始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大米是风英姨托关系高价购买或用两斤白面换一斤大米换来的。由于学校还没有联系好，他们上班、上学，我就一个人呆在家里，风英姨的几个孩子怕我寂寞，纷纷向同学借了很多小人书给我看，有时，风英姨夫妇也会把我带到他们工作的单位，到中午吃饭时，两个人到食堂打份素菜，给我单独买份酥肉。最快乐的是周末一家人吃过晚饭一起到影院看电影的情景，七、八个人走到路上有说有笑，印象最深的是风英姨的小儿子，模仿着女声唱当时流行的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来了华政委……”能把全家人都笑翻了。就这样，我在风英姨家度过了两个月的快乐时光。

以后，我们两家每年都常常走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风英姨的爱人学会了钓鱼，每逢钓到大的鱼就会给我们家送几条，这时我的父母也会准备些酒菜和他高高兴兴喝几杯，再以后和风英姨两口见面时，发现他们变得忧虑了，因为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大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1984年，为了赶上子女接班的末班车，两口子提前退了休，害怕儿子下井，接班名额给了两个女儿。退休后，风英姨两口为了贴补家用，购置了一部压面条机，起早贪黑碾面条，见他们的面就少多了。由于两口子都是老实人，也不善于拉关系，三个儿子都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无奈之下，其中两个儿子最终还是选择到了井下一线工作。2002年，风英姨由于常年弯腰和面，患上了慢性腰疼，不能再干重体力活了，两口子就离开这座山城，回豫南农村老家生活了，他们这一走，我同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会开到了傍晚，当我急匆匆赶回家时，风英姨两口已走了，母亲告诉我：“临走时你风英姨还一直念叨着想见你一面呢。这几年他们也不易，一个孙女有病花了不少钱也不见好转，明年他们就要回这住了，一心一意照顾孙女。”听完母亲的话，我内心一阵阵酸楚，我在想，风英姨家只是这座山城很普通的一家人，但从他们身上我学会了真善美，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就是由千千万万像风英姨家那样的普通家庭组合的，我现在也有了一点职权，我会学着像风英姨那样善待、诚待我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也算是我对风英姨的一点报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