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父亲

父亲已快九十高龄了，本就瘦小的身子显得更加羸弱，但在我们面前他总是装出精神振振的样子。他的眼力很差了，高倍老花镜都不凑效，我给他一块放大镜，常见他拿着在报纸字行间挪动，嘴里念念有词。看着他这神情，心中在欣喜中夹杂了许些酸楚。

父亲一岁多点就失去了母亲。那是上世纪初的白色恐怖年代，担任红军交通员的祖母，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被白匪从床上拖出斩首于禾场边上。父亲跟我们一说起这事就泪眼涟涟。这是父亲的最痛，因祖母死的太惨了。

父亲才七八岁就在张坊上洪的王石洞给人在纸槽里踏着张凳子扛帘，后来学会了做纸。直到四九年，饱尝苦难的父亲满腔热血应征在浏阳县大队服役。我稍懂事时，父亲就把他当兵时的威武照片和几枚奖章拿给我看。是啊，母亲被白匪所害，自己当了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总算是继承了母亲的遗志，怎不令他自豪啊！

五六年父亲复员被安排在当时的人溪乡担任民治委员，成了名国家干部，直到如今父亲还常把“为党工作”挂在嘴边。可想而知当年的父亲是怎样卖力工作的。可惜他只干了两年多点，就因他只讲原则不讲情面只会做事不会做人，把一个乡长大人的岳母狠狠的批斗了。此后乡长时时找他的碴，五八年乡长趁“精简人员“之机，冒名代填写了退职申请表，就这样一脚把父亲的公职踢没了。七九年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父亲要我跟他写了一次又一次的请求平反复职的报告，他也一次又一次的到县市省上访，可终因“不属落实政策范围”没能如愿。父亲为这事懊恼至极，常常一个人仰对苍天以泪洗面。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苦口婆心地劝说再劝说解释再解释，我们做儿子的只能是安慰了再安慰。

父亲被退职回家后当了好几年的兽医，为乡亲们治了不少的家禽家畜。再后来被推选当了两年村支部书记。六四年父亲成了“四不清干部”，家中的用物赔退得只剩下一床祖父传下来的破棉絮。其实父亲并没贪公家的一分钱，只是贪了土地爷的几亩荒地，养了些家畜而已。文化大革命时，父亲又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被批斗。最让父亲伤心的是他的党籍被开除了。屡次挨斗后回家，不识一字的母亲总是以“留了骨头会生肉”这最朴实的话来安慰垂头丧气的父亲。

父亲是党性入髓，常把党的方针政策当圣旨的人。八十年代，刚刚恢复党籍的他硬是在乡上争着当了一名林业管理员。白天风雨无阻的到他管辖的地盘里搜山，惟恐人家偷了他一草一木。晚上则一个三节手电筒一夹，到与江西仙源交界的隘口上堵截来盗伐盗买木材的人。一次在追赶盗木材的人时重重的摔倒在河下，肋骨撞得好伤，可他仍坚持着。看到父亲在舍命工作，我们生怕他再有闪失，于是背着他跟林管会的领导说好，要他们将父亲辞退。在辞退他的会上父亲跟他们较劲了，说：“你们年年评我的先进，现在凭什么把我辞退？”领导们没话了，只得说明真相。父亲把我大骂了一通后说，有一口气就得做一份事，才算过日子。

父亲七十岁时，我们好说歹说总算把他从林管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身子闲了可他心不闲：看到白天家家家户户那一桌桌的麻将时，他哀声叹气；看到种田人既铲草也不搭田埂，就是几粒种子，一把化肥时，他摇头晃脑；当看到前几年那越来越多的荒田时，硬要我跟他把这事写成报告寄到市政府去。我叫父亲别管这闲事，可怜巴巴的他竟坐在打字社要打字员他说一字打一字。然后专程送到了市政府。

父亲和母亲仍固执住在老家那破旧的屋子里，艰辛的守着两个人的日子。其实我们兄弟几人在集镇和城里都有被父亲视为“洋房子”的家，可他们就是不愿跟我们住，说，我们上的上班，忙的忙事，不能为他们影响了工作。偶尔来县城一趟，也是星期六来住一晚就回去了。望着父亲那来去匆匆的身影，想起他那一生的辛劳一生的委屈，我就两眼潮湿。多么可怜的父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