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升迁

文化大革命的遭遇，使我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也许，这就是命运，而命运往往是捉弄人的。我有幸盼到了这一天，并意识到了幸运之神已经开始向我招手。

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一天———1975年7月23日。这是一个温馨而又吉祥的日子。这天我轮空休息。车站安排我到车务段参加安全生产动员大会。这一天我起得特别早，带两个小孩晨练回家后，便吃了早饭，不到八点钟，我就急匆匆地往车务段二楼会议室赶。刚刚穿过段机关天井，只见新任车务段的党委书记刘树德同志正迎面向我走来。我刚想打招呼，不料刘书记先声夺人：“XXX，你什么时候到祁东的？怎么事先不给我打个招呼？”我知道，刘书记一定是误认我是衡阳分局宣传部的科员了。他不知道我是祁东车站的一名普通职工。因为前年——1973年，分局宣传部黄明淳部长，带我一起到了刘书记当年任职的冷水滩车站，为他们写了一个出席分局大会的经验材料。当时，我是被分局安全表彰大会筹备组借调的一名职工，专门负责为有关单位辑写经验材料的。就是因为那一次偶然的机会，竟使刘书记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为他们单位写的经验材料，不仅使冷水滩车站成了衡阳分局安全生产表彰大会中一个为数不多的安全“标杆”，而且还被分局推选成了广州铁路局的一个先进单位。所以，今天的见面，他对我记忆犹新，并情有独钟。没想到这次邂逅，竟成了我人生转折的一个重大的契机。

刘书记知道我是祁东车站的一名普通职工后，便动了隐侧之心，他来祁东车务段后，有一种求贤若渴的激情，他打心眼里喜欢我这个能说会写的后生崽。所以，他在此后多次“班子”会上讲到我的情况，并构思了对我实行“三级跳”的培养方案。首先，他让行政把我调到了车务段的值班室。让我在领导的眼下接受考察。

车务段值班室的人，一向被人们称作是兵头将尾，是没有官衔的一线指挥员。因为全段的工作要靠值班室的当班人员上传下达，各站的生产动态，又要通过值班室来收集整理。所以，值班室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每天，车务段党政工团领导及股室负责人都要参加在段值班室召开的“交班会”。并通过交班会上反馈的生产及安全中的种种信息，再来决定当日工作的重点。

我在车务段值班室工作的时间不太长，前后加起来十个月还不到。但在这十个月当中，全段先后出了十四件行车事故。其中，两件险性，十二件一般事故。而这十四件事故，全为甲、丙两个大班平分。我这个大班连一件事故都没有。这样的结果，不但领导感到意外，就连一般职工也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胜于雄辩，统计表上的记载早就作了无言的见证。此后，段长潘俊杰不断在交班会上肯定我的“预想在前、当机立断、巧于善后”十二字工作法。书记刘树德也表扬我注重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运输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切实做到了“三抓、两点”。我的工作得到两位主要领导的肯定，为我大刀阔斧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我产生了更多摩拳擦掌的激情和冲动。正当风顺雨顺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提干的命令。一下子由运输室值班员，提升为运输组织员。接任后的第三天，我陪同分局运输科杨工一行对我段三个红旗车站进行验收。不久又被调到段长办公室做主任干事。调入车务段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重用，两个提拔。的确凸显了我人生的风光和仕途上的峰回路转。心中的喜悦，有如清晨看到了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缕曙光那么激动。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在车务段的表现也引起了分局领导和机关有关科室的注意，分局办公室主任张兴第几次到祁东车务段找我谈话，动员我到分局办公室去当秘书，分局宣传部黄明淳部长也到车务段党委书记刘树德那里发话要把我调宣传部；运输科杨工、安监科张科长也向车务段放风要把我“劫”走。这一连串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车务段的上上下下，我心里想：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而且被人需要，那是一种自身的价值的表现，也是一种幸福。而同时被分局的几个科室争要，那更是人生的一种风光。后来，我终于被分局政策研究室“抢”去了，他们捷足先登，而且先下令后要人，这使得分局其他科室显得有点猝不及防。不过事后他们心里也清楚，当时的政策研究室，被人们看作是分局领导的“智囊团”和“参谋部”，全分局的政令法规都是归口由政策研究室审定签发的，分局政策研究室要我，谁敢斗胆与之争锋？尽管他们懊悔动手太迟，但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当我在人生旅途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号称铁道部改革先锋的“杨大胆”（广州铁路局局长杨其华）突然宣布长沙铁路分局和衡阳铁路分局合并。在这撤统合并的三叉路口，长沙分局的接收要员要我去省城，而我因家庭的负累，毅然放弃了迁升的机会，甘愿选择了“下岗”。后来，广州铁路局宣传处领导动员我去深圳铁路分局当秘书，我也婉言相拒。我想：我是一个知足的人，我不想折腾，留守衡阳照样是工作，不想，我这一次又一次的婉拒，竟变成了自己仕途升迁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