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娘

我姐夫的母亲我叫什么，答案也是不一而足，网上答案是北方人的话就喊大妈，南方人就喊伯母，如果比你妈妈年龄小就喊阿姨。我出生在雁门关外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也是北方人，我们本地习惯叫姨娘，我姐夫是北京人，也是北方人，但是他们让我叫庆娘。我写的内容是有关我姐夫母亲的事情，所以我的题目也按照姐夫的吩咐，叫庆娘。

与庆娘相见是在我姐姐家，那时庆娘已经退休了。庆娘退休之前是京棉一厂干部，我大姨就是她的部下，因大姨年轻时候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深得领导——庆娘的赏赐。姐夫到了成家的年龄，跟上腿脚有残疾，找对象成了庆娘心头上的一个难解的疙瘩。看看姐夫已经三十大几了，还没有合适的，庆娘急在心上，有苦难言。平时庆娘有什么心思习惯和大姨交流，大姨有什么想法也习惯找庆娘交谈。姐姐在北京做清洁工，早出晚归，吃住在大姨家，姐姐到了出嫁的年龄，在老家相了几家都没有相中，不是人家的问题，关键是姐姐眼高。姐姐在北京呆久了，她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渐渐被京化了，残留在她身上的农村土气随着日子推移渐渐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决心找个北京人。嫁个北京人象一颗定心丸在她心中深深扎根，老家提亲，她仅仅是为了安慰父母的一片苦心。

庆娘自然知道大姨有个外甥女来自农村，在北京扫大街。其实庆娘早有这个想法，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找个乡下的贤惠姑娘做媳妇，但是又不敢及早提及。当时姐夫也搞了个北京的对象，只不过进展缓慢，毕竟对方是女性，而且是正常人，人家即便推迟几年找对象也不成问题。姐夫年龄大了，再则姐夫腿脚有残疾，正常人两条腿走路，姐夫却三条腿走路。那支陪伴他走路的拐杖向过往行人暗示着主人的身份：残疾人。看看姐夫与所搞的对象没有什么进展，庆娘语重心长地说：“实在不行的话，妈帮你介绍一个农村女孩，你们见见面，相互谈谈，怎么样？”姐夫答应了庆娘的请求，之后，姐夫和姐姐见面，不见不要紧，两个人相见，相互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也应了那句古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既然两个人同心，做父母还能说什么，接下来的事自然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婚后，两人同心同德，夫唱妇随，家住在离西单不远的南榆钱胡同6号四合院，房子不足二十平方，取暖、做饭还是用煤球火，家里最里边是一张双人床，其次就是个小型组合柜和一个折叠式睡觉、就坐的两用沙发。小型组合柜上摆放着一个双卡收录机和一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靠近窗户的有暖气片，蜂窝煤炉在室外。尽管居室简陋，小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让双方父母都格外满意。

姐姐与姐夫结婚第二年夏天，我到北京玩儿，吃住就在姐姐家。白天，姐夫姐姐都忙着上班，我一个人到附近一些景点观看。周末时候，姐姐、姐夫都休息，庆娘也来了，姐姐炒了好多菜，我们边吃边喝，大家都很开心。庆娘将近花甲之年的人了，看上去仅有五十多岁。庆娘戴一副茶色眼镜，穿衣很讲究，看上去显得精神抖擞，说话很客气，显得很随和、平易近人。

饭后，姐姐姐夫都上床休息去了，我和庆娘在沙发上边聊天边看电视，说话内容围绕姐夫腿脚残疾展开的：当年，庆娘生下姐夫七八个月了，中央下了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的文件，庆娘响应党的政策，不得不忍痛割爱，将姐夫交付给庆娘的婆婆、公公照看。庆娘随同同窗好友背井离乡到离家老远的四川某偏远山区下乡插队，那时通讯设备不方便，一走就失去了联络，等下乡插队回来，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我的姐夫的时候，眼前的情景让庆娘痛不欲生。姐夫因高烧持续不退，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姐夫左腿小儿麻痹……庆娘说话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吧嗒吧嗒落下来。她说，“我有五个儿子，但是我最心疼的就是四儿子——我的姐夫，因为其他都健全，不用过多操心。所以我一心都为四儿子着想。”

姐姐分下楼房的时候是１９９５年，当时我在北京工作，姐姐除了上班，抽空还得挤公交到位于丰台区的丰台路口丰体北路新房去进料、配合装修人员，我闲暇时候也和姐姐一同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几次在公交车上见姐姐熟睡的样子，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时光荏苒，转眼就是数年，离开北京一晃就是十几年，姐夫、姐姐的日子过得更红火，当年外甥还没有出世，如今外甥已经上高中了。去年夏季与姐夫在老家相聚，姐夫头发中间有零星的花发夹杂在其中，和姐夫提及庆娘，姐夫的脸上表现出难过的表情。庆娘因操劳过度，身体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