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的艺术

前几天，在家里小病了一场，令我意外的是来探望的朋友竟有不少。我在私下里庆幸和感动之余，也突然领悟到在此之前自己探望生病的朋友时所犯的一个错误——带着一颗真心，费了一番脑筋，说了一堆废话！

我所指的“真心”自然是给予病中的朋友以宽心的安慰，而“废话”则是那些自以为很妥当，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温暖话语”。

我生病卧床，听得最多的便是“安心养病，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之类的话语。我的许多朋友（包括之前的我）都认为这是再妥帖不过的安慰话了。但是在病痛中的我，听到这话不但没有感到任何放松，久而久之竟开始厌烦。这才知道，站在病人的角度上看，除了医生，他不会从任何人口中听到这话而感到宽心。

邻居张阿姨来看我时，眼圈发红，声音哽咽：“啧啧，好好一个人，说病倒就病倒。年轻轻的就卧床不起了，人啊－－”

天知道我听了这些话的感受，鼻子一酸，差点哭着一起与她嗟叹“人生苦短”。

住我家前一条街的王大妈，更是将女性特有的关怀与细腻完美的演绎。拉住我的手不放，不停的询问着我“你哪儿痛？痛起来时怎样？吃什么药？吃了没？在哪看的医生？那个医生看病不准的！”

话说了半天，我的头似乎快要爆炸。这些被问了千百遍的关心话，幸好被妈妈一一接了过去。否则，我真担心自己是否会把这些好意当成无休止的骚扰。

当然，并非所有的女性都像以上两位街坊那样热情过度。我的小学同学阿燕来见我时，那皱眉叹气、居高临下的怜悯表情，仿佛在我胸口搬上了一座泰山，我忍痛将这救物主似的人物打发走，横下心来，再也不见来看我的人。

话虽是这么说，然而有些朋友，由于相交太深的缘故，总不忍却情，只好硬着头皮相见。其中便包括我的高中同桌潘俊越。

他还是一脸阳光的笑着：“你小子真会偷懒，把所有的事都可以暂时放下，自由自在的吃睡，开开心心的，我倒也想小病一场了！”听了这话，想起往日的繁忙与无奈，不由得为自己暂时的摆脱一切而私自庆幸起来。继而又诚心感谢起他来。

还记得有一次，潘俊越与我一道去探望一个生了水痘的朋友，临走的时候，他对朋友说：“你的水痘已快好了，痊愈之后，你又比我们多了一层保障，那就是永远不出水痘了！”朋友当时笑的异常灿烂。从此他与潘俊越更加亲密了。

前年，参加初中同学阿阳的葬礼，一幅年轻帅气的照片挂在初中会堂北墙的正中央，他走时年仅二十岁。我与初中时的班长石俊峰陪住他悲痛不已的母亲，禁不住这哀伤的场景，我正欲陪着阿阳的母亲一起痛哭。这时，石俊峰打断我，我俩静默的待阿阳的母亲哭完安静下来。他又使眼色给我，附和他与阿阳的母亲聊起他成绩优异的姐姐。

事后，石俊峰与我谈及此事，他说：“安慰一个死者的家属，最好的方法便是不要提及死者，而是让他看到未来还有希望，何必为表示你的惋惜而又撩起别人的悲痛呢？”

“可是，我无法在一个朋友死后，还保持像你一样的淡定与冷静！”当时的我满脸的不屑与嘲讽。

“人总归是要死的，阿阳的死，我与大家一样悲痛，可他只不过走在了你我前面。如果人真的有魂魄，待大家百年之后，一定会找到他的，又何必为他的早走一步而悲伤呢？”

“冷血！”我冷冷回头，不以为然。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我甚至一度断绝与他的来往，当时的我那么偏激与任性。

而这种任性，直到今天在病中，我才深切的体会到：人有时候，只有在痛病中才能悟到一些原本为自己所忽略的生活哲理：原来，安慰的最好办法并非是同情！同情当然是安慰的首要条件，明白他人苦痛熟谙人世悲欢，自然极好，可关键还要看话语是否来的合理恰当。

我的一位同学，安慰阿阳的母亲便有失分寸：“阿姨，看开点！这算得了什么？何必为此烦恼呢？”我当时真想塞住他的嘴巴，如果我是阿阳的家属，我会冷冷的：“你懂什么？你只会说风凉话！难道我是为了不值得的事情而烦恼吗？”

安慰他人的最佳方法就是安慰中予以鼓励。前几天在电话中向石俊峰诉苦，说我虽活了二十几年，上了大学，可至今仍碌碌无为，平凡度日。他听了，只是一笑，说了句比简单的同情更令人奋进的话：“多少伟大的事情，都诞生在平凡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