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竹马

我们那个生产队，从外地搬来一家很特殊的家庭，面黄肌瘦萎靡不振的女主人，小我两岁时刻瞪大惊恐双眼的一脸菜色的小姑娘。她们的行李就几只箱子，一个大旅行包，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家具更不用谈了。据说，这家的男主人是原来解放军某部不小的军官，原来是林彪麾下悍将，去年9.13事件后，没多久这位昔日的悍将便不知所踪，一双母女几经辗转，被流放到我们这个贫穷闭塞的乡村。

女主人从来不多说话，总是唯唯诺诺，生产队的农活也不会干，戒备的眼神时刻紧张的环扫四周。时不时的还会神经质般剧烈颤抖，像单身一人闯进魔兽世界。可怜的小姑娘睁大一双美丽的惊恐的双眼四处打量这个陌生、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遇上看她的目光，赶紧羞怯低下头，紧紧依偎在妈妈的身边。过一会，仍忍不住偷偷打量这个陌生的环境。她时刻不离妈妈身边，只有路过几间土坯茅草房小学校，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才会放慢脚步，留恋、羡慕、依依不舍表露无遗。我能读懂她内心的感受，我何尝不是流露过这样的眼神？她不跟同龄的孩子讲话，母女俩与我们近在咫尺又似远在天涯。

母女两个要么收拾家务、洗洗衣服还行，其他的几乎一样不会。烧火做饭应该简单吧，她们也搞得浓烟滚滚，不熟、夹生是家常便饭。可是她们戒备心太强，拒绝邻居帮忙，仿佛来自外太空一般，这，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决定，一定要接近她们，走进她们的生活。当时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同情，还有一点点男子汉特有的保护弱小“侠义”之举，我自己也没料到，这一决定，这一举动，却让我悔恨、遗憾、折磨、痛苦半生，还差点送了性命。

记得那是全国“形式一片大好”的1972年，刚过完年一个月吧！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我跟几个小伙伴在十几里之外看电影才会来，漆黑的天空星光闪烁，借着一点星光我们几个又唱又跳的，还模仿电影人物的台词，正兴高采烈的往家走。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马达声，两道强烈是白光直射过来，在黑夜里更加耀眼。不久一台“东风50”开过，我们顿时从车后疯跑狂追，心里巴望这车子开到我们队，好让我们看个够。我们除马车、板车，还没坐过机器拉的车呢！

果然，拖拉机停在我们生产队那废弃的小院外，有两个解放军，一个挎着手枪，一个背着“半自动”，两个民兵，还有一个像当大官的，不声不响的母女俩驱赶下车，扔下简单的行李，调转车头，扬长而去。

我分明看到母女俩惊恐不安的眼神，那种眼神让人心碎，叫人揪心。像是落入狼口的羔羊，被盘软了，被惊吓过度，连徒劳的反抗意识也没有，等待着她们的是什么结果，恐怕早已无暇顾及了。那年头不论大人孩子左胸前都挂毛窒息像章，她们没挂，不挂像章本身就很奇怪了，她们母女依偎在一起，那副沮丧的如临大敌的表情更让人好奇。我不知道她们母女怎没在黑灯瞎火的茅屋里怎么过的夜，只知道，当我们吃完早饭再去看时，行李没了，小院静悄悄，三间茅屋里听不到一点动静，不见一丝一缕炊烟。她们是怎么度过这寒冷的夜晚的？她们吃饭了吗？她们是谁？从哪里来？许多疑问早脑子里回荡。

那年头虽说革命热情高涨，人们像发疯了一样斗私批修，一门心思建设社会主义，但谁家不缺衣少食？有的人家干脆连煤油也买不起，吃盐像当年在山上打游击的红军。大米更艰难，稀饭咸菜是主要食物。记得当时农村大部分生活习惯是，大米粥，把山芋切开，放熬粥的锅里竹篦子上蒸熟，配上咸菜。新来的母女俩看别人这样，也学着这样做，她们不懂用竹篦子，把山芋放在锅盖上，用一块干净纱布盖起来，结果把米熬化了，山芋也没熟。

不声不响的给她们做了竹篦子，给她们做了第一顿饭，在她们搬来几天后我第一次走近她们母女，虽然没说一句话，但是我能感觉到，也能看得出，她们很感谢很感激我，我又用自己攒下的可怜的积蓄，给她们打来一斤煤油（三毛六分一斤），在小朋友的协助下，给她们做了一盏小油灯。从那以后，每到夜晚，从她们家那残破的窗户里，才透出一丝光明，这才像个人家。

从那以后，我成她家了唯一的客人，也是唯一能说上话的“外人”。我，一个十二岁的男子汉，成了妈妈的好帮手；女儿的主心骨和依靠，不自觉的成了这个特殊家庭的“顶梁柱”。

小姑娘那哀怨无助的眼神令我心碎，我看得出她们感谢我的帮助，希望我常来，可是仍然很谨慎，一句话不说。虽然我也还是孩子，可我明白她们的心思，理解她们为什么会这样。

农村生活艰苦，粮食不够吃是普遍现象，连烧水做饭的柴火也不够。生产队分的柴火根本不够烧，家家户户基本上要靠拣柴火。母女俩就生产队给的半袋米，一挑稻草，够几天用的？我看在眼里，就带几个玩的好的伙伴，到野地里拣了几挑柴火，然后我自己一趟趟的送到小破院，垛好，再用稻草苫好，这样就不怕下雨了。她们不会腌制咸菜，我发动小朋友们找来坛坛罐罐，偷生产队的蔬菜，自

己掏钱到供销社买几斤盐。平时看妈妈咸菜做多了，“偷学”的手艺帮着做了咸菜。那年头没有自来水，一个生产队只一口砖头砌的井，挑水，也理所当然的成了我的任务。

三天以后，小姑娘终于放松警惕，跟我说话了，那甜甜的普通话听起来格外新鲜、新奇。妈妈也对我放松了戒备，需要借什么东西诸如针头线脑之类总喊我帮忙，我成了“管家”、“长工”。

小姑娘寸步不离的跟着我，我成了她的保护神，成了她的依靠。我们去逮鱼摸虾，她也跟着，小嘴不停的甜甜的叫我三哥，叫的我的心里十分惬意，仿佛自己高大了，像个男子汉了，对这样天真的姑娘更有责任了。每次抓鱼摸虾回来，我和几个朋友都会分一些给小姑娘，并七手八脚帮着杀鱼，洗干净，做好给她们吃了，我们才回家。

去卖菜回来，到村外迎接我的，总是这天真可爱的小丫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受委屈的时候，总是喜欢找我诉说、撒娇。在她的心里，我也许早成了父亲、兄长了，她对我的依赖程度，早超过了妈妈。我从来也没令她失望过，宁愿自己饿着，也会省下几分钱，给她买红头绳，买几粒糖果。

时间久了，她跟我的“群”朋友们也打成了一片，一起挖野菜，一起挖咕咕丁、地骨皮等药材，一起玩耍，一起去看露天电影。去的时候牵着她的小手蹦蹦跳跳的去，可是电影看不到一半，我就得当驴了，一直把她背回家。高兴的时候，还给我们表演节目，唱卖花姑娘，唱儿歌。有几首儿歌，我也学会了，到现在还会唱。

日子过的开心，那面黄肌瘦、双眼无神、羞怯恐惧的小姑娘似脱胎换骨一般，脸色红晕，灵气的大眼神采奕奕。妈妈一脸菜色也逐渐退去，安详宁静的取代了恐惧、焦虑和不安，气质高雅的妈妈也恢复几分迷人的风采。母女俩在我们一帮孩子的帮助下终于渡过春荒。

夏收完毕，天气热了，桑树上飘来桑枣（有的叫桑葚，有的叫桑果子）诱人芳香。桑枣子有两种，一种黑的，较大些。黑的闪亮鲜美多汁；一种奶油色，香甜可口；这是孩子们的最爱。有一次我们去采桑枣子吃，在树上吃了一会，小姑娘硬要我陪她回家拿盆子，要我多采点回家给妈妈吃。拗不过，我只好跟她回家。

回到家，院子的破门紧闭，屋里传出了哭声和扭打挣扎的声音，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纵身从院墙上翻了进去，冲进屋里，原来是队长抓着妈妈往床上按，当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拿起一把三股草叉，把那队长屁股上捅出两个血窟窿。队长负伤翻墙逃走了，妈妈一把搂过我，哭的伤心欲绝，泪如泉涌，完全不理会小姑娘在门外“三哥、三哥”的呼唤。

十二岁的我，十岁的她，本来都应该学校接受教育，天真烂漫的童年本应该远离这些龌龊和苦难，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我们的父辈都为蓝蓝的天浴血奋战过，可我们为什么是狗崽子？课堂里为什么就放不下我们的课桌？为吃饱绞尽脑汁，为生存奔波挣扎，为不能上学而苦恼，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去面临去思索的范畴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拿笔书写、计算、去读书，哪怕就是背诵语录、口号，也不该端起钢叉去捅人家屁股，是我天性顽劣、不可教也？

1978年，十六岁的她出落的亭亭玉立，身材高挑，像个大姑娘了，再不像小时候那样，毫无顾忌的围着我叽叽喳喳了，只有我俩单独相处时，才像话匣子一样。在我朦胧的意识里，也很愿意跟她相处，只是有种莫名其妙的羞涩。

请朋友们原谅，我这不是写故事，随便给女主人安排个名字。我不想公开她的名字，更不想给她冠以别的名字，再好听的名字，也配不上她。

时间到了1978年，小姑娘出落的鲜花一样，身高足有1.7米，可我呢，不知道是累的还是饿的多了，从十四岁起就只长胡子不长个子了，努力到现在，还只1.7米不到，成了名副其实的三等甲级残废。

我俩之间也变得微妙起来，会说话似的大眼睛不再肆无忌惮的盯着我。人多的时候，也不想像童年那样，紧紧依偎在我身边了，我能感觉到她火辣辣的目光，看得我心头撞鹿，心跳加速。一起去看电影，也总是磨磨蹭蹭走在后面，不停的叫我等她，给我的感觉怪怪的。

从76年开始，日子早好过起来，批斗会少了，阶级斗争、文攻武斗也不再那么如火如荼，拨乱反正的消息到处传播。我的任务也加重了，做好“管家”、“长工”的同时，还当起了“邮差”。隔三差五要跑到县城去寄信，再到大队部查看回信。去县城寄信成了我们俩最乐意干的好差事，距离县城三十多里路，来回近七十里路程，大半天时间在一起，唱啊跳的好开心，尽管她每天都会撒娇，半路上叫我当驴，背着她走，我还是义不容辞，每叫必到。

77年，回信多了，多数是部队的信函，期间有好多次来人，据说是为落实政策搞材料的。下半年，小破院子热闹起来，不断有大干部摸样的人来，还带来不少礼物，十八岁的我第一在她家吃上奶糖、苹果、罐头等“高级”食品。客人走了，我成了“主人”，母女俩总是等我一道享受我梦里也没见过美味。

78年中秋来临之际，她们要走了，要去湖南找多年没见的男主人，妈妈叫我跟她们去，小姑娘拉着我哭的泪人似，那看着我的婆娑的泪眼我此生再不忘。她殷切的对我说：“三哥，你要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等妈妈先去安顿好再说。”

当时我也似乎朦朦胧胧的意识到什么，可是什么也没多想，忙着把行李搬上车，眼看着吉普车摇摇晃晃的在乡村土路上越走越远。

天下最笨的笨蛋就是我，我是天下最笨的白痴，尽管后来明白了，可惜，一切都晚了。

81年我才知道，她们走后，几乎每三天就给我来一封信，被我捅了屁股的队长做了村长，看到给我的信看也不看就给销毁了，四年来他销毁的信自己也数不清。81年底我冒着危险下水救了他的小儿子，他才跟我说实话。

母女俩在信上跟我说了什么，成了永远的迷。

二十多岁了，我终于明白了那姑娘对我的期待，错过的感情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痛的刻骨铭心，痛的撕心裂肺。我悔，悔我自己不开窍，愚蠢的不如一头驴，不如一头猪。我恨，恨那队长小肚鸡肠，为报复我销毁我的信件。

82、83两年，我两次去湖南寻找自己的梦。一路扒车，拣剩饭充饥，做苦力挣一点小钱，差点饿死累死，可是，湖南那么大，我的梦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