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蒋文彩，于1923年古历11月16出生在陇上冀城一个小康人家。父亲有四个姐姐，却只一个哥哥，故深受祖父祖母的疼爱。由于伯父读书后，远走高飞在外，几十年没有回家的缘故，祖父不让父亲读更多的书。父亲初中毕业后，只有17岁，就与16岁的母亲结了婚，并参加了工作。

当时县上在我们蒋家庄要修建一所师范学校，地址用地选在海渊寺和祖上的祠堂，还要占用我家的一片果园。那片一亩多地的果园内，只一人无法合抱的大杏树就有九棵，所结的杏子成熟后，又黄又大又甜，连杏核也是甜的。祖父念及亲手精心栽培的杏树长这么大不容易，一旦占用就会砍掉，故心疼得死活不同意兑地。我县著名教育家马建元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本在兰州教育厅任职，为了把本土落后的教育事业抓一把，不但自己屈身返回故乡小城，还动员同学好友同来甘谷建校助学。他们全力以赴修建学堂，创办教育。马校长为了得到那片果园，以便建校舍，几乎是踏断了我家的门槛，却未能说服我十分固执的爷爷。情急之下，马校长请了我的外祖父和教育局魏督学，前来当说客，他们百般动员，也没有奏效，因为顽固的爷爷软硬不吃。

马校长毕竟是一位知名的资深教育家，他有他的绝招，于是，将我父亲调来当督建。修建师范工地上的一切事务，由我父亲全权代理。巧妙的将包袱和压力，转嫁在父亲肩上。父亲工作中遇到了难题，整天愁眉不展，爷爷能无动于衷吗？于是，这个顽固的堡垒，不攻就自破了。那片果园，自然很顺利就变成了校园。在新校园内，父亲一手照看，修建了几栋工字形的教室，长方形教室，会议室，校长办公室，教师宿舍，还有两处厕所等建筑。父亲是一个工作十分认真负责，铁面无私之人。工程的进展牵着他的心，多时候都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工地成了他的家。大兴土木，工地上到处是锯末刨花，家虽近在咫尺，父亲却没有往家里拿来一片。有人给祖母说：“三婆，学校处理的锯末刨花很便宜的，填炕再好不过了。”等父亲回到家，祖母说了要锯末刨花的事。父亲一本正经地说：“公家的东西就是送给别人也没啥，但咱们一点也不能拿，不能让人说闲话。”老人很理解父亲，极力支持他的工作，以后也不提类似的非分要求。

当初，那片杏树没有砍伐，一直健壮地生长在校园内。师范学校后来改名模范小学。我们上学时，每至初夏杏子成熟后，同学们每人能分到几枚甜杏吃。再后来，学校扩建，改成模范中学，那片杏树最终未逃脱被砍伐的厄运。

修建学校的宗旨是多快好省，父亲想方设法请来了最好的工匠，并严格将质量和进度的关把持好。师范学校能如期圆满竣工，毫无疑问，父亲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和智慧。这也证明了年轻的父亲干练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师范学校的建成、使用，充分显示了父亲很强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上上下下的认可和赞誉。尤其得到马建元校长的信任和赏识。

紧接着，筹建甘谷一中的工作开始了，自然而然，这份重担也压在了父亲的肩膀上。甘谷一中选址在城南，与南城墙仅隔一条城壕和马路。这里有住户需要拆迁，有土地要征用或兑换，有坟茔要搬迁，工作量十分繁重。父亲总是起早贪黑跑东家串西家地联系工作，遇有难缠的户主就得反复上门，耐心地做说服动员工作。跑一次不成，接着跑三次五次，哪怕十次八次，甚至求情下话地说服。为了工作，父亲极力宣传兴办学校的好处，以及振兴教育的道理，好多户主往往是让父亲的执著精神所感动，最终爽快接受条件，为修建学堂腾出地方。

就这样，父亲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一直疲于奔命的为兴办学堂、振兴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青春年华。甘谷一中基建工作结束后，先后还负责修建了武家河中学、安远中学、金山中学等。父亲为我县的教育事业真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从中也得到了莫大的欣慰。然而，五十年代的政治风波像严冬的寒潮一样接连不断，一夜之间，许许多多同父亲一样的好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说，人格上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八口人一周只从生产队领到6斤半粮食。此时，父亲丢了饭碗，回到了农村家中，与家人同吃菜色的饼子，喝能照见人影的菜汤。长时间的饥饿，油和盐是什么滋味，家里人都不晓得了。分到的6斤原粮，一般情况下，队长会计在称秤时会克扣二三两。自家的磨子，土改时分给了村人。眼下自家没有石磨，就得去邻居家的石磨上将原粮碾成面粉。每次去推磨，村人都得看邻居的眼色不说，苛刻的邻居还不让大家扫磨膛里的面粉，而去时石磨原本是清扫过的空膛。可想而知，6斤多原粮磨成面粉能剩多少？此时，不管剩多少面粉，母亲只管分成七等分，让每一天每一个家人都能见到些许面食。所有的野菜、草根、庄稼叶子我们都吃过；所有的树叶、树皮我们都尝过。白菜根，高粱壳子，退过包谷的棒子，发霉的油渣等等，都从我们的身体内荣耀地走过，接受了肠胃的检阅。父亲为了捋柳芽，把一根肋骨都摔断了，依然忍着剧痛和饥饿，照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母亲把柳芽煮过后，父亲将柳芽装在竹篮中，用绳子把竹篮绑在门前自家的桥子上。让长流的渠水浸泡上一夜后，柳芽中的苦味会减去许多，第二天就可匆忙下锅食用，这是父亲当年的一项伟大发明。柳芽曾经救过家人的性命，故至今仍有吃柳芽的习惯。母亲利用与队长夫人在石碾上碾油渣的机会，将生产队作为肥料的发霉油渣偷来许多。用井水将油渣先泡化，再一遍一遍换清水漂洗，以便除掉发霉的气味。烙菜饼子时，搀和一些油渣，那菜饼子不但好吃不说，吃下去实沉耐饿，这就是母亲的伟大创举。那个特殊的年月，难耐的饥饿，促使家人同草食动物一样，只要是地里长出东西，什么都吃过，不怕中毒，也不怕带刺的植物刺破脆弱的肠胃。

在那漫长的困难时期，父母亲用勤劳坚强和生命中不屈的坚韧精神，积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挫折和打击，坦然地对着威胁家人生命的史无前例的残酷饥饿。看到一家老小整日饥肠辘辘，饥黄面瘦的不幸境遇，父亲时常忧心忡忡一筹莫展。为了保住一家人的性命，将本来空空如也的家中能换来一颗粮食的东西，毫不犹豫地全都变卖掉，换来拯救生命的食粮，维持着不至于饿死的艰难日子。父亲用自己冬天御寒的皮大衣，呢子制服等衣物，远去陕西换来一袋救命的包谷，让家人度过了难关，免去了一劫。在那极度困难的时期，人们最念想的事情就是，几时能不散吃散喝（分配）放开肚皮吃饭就好了。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几时能吃上精面（没有掺杂）的馍馍就满足了。在父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我们众多兄弟姊妹能从饿死人的年月勉强活过来，且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父母亲的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和苦劳。对家庭而言，父母亲的功高盖世。

父亲回到农村当起了农民，是被迫的，冤枉的。但是，他一点没有沮丧情绪，也没有丝毫抱怨。父亲虽是文弱书生，但勤快爱运动，曾经篮球打得相当好，可是以前从没有干过农活，在生产队他却担过粪，拉过架子车，大炼钢铁时上过洮河工地，并在工地上受过伤，落下了腰痛的毛病。总之父亲什么农活都会干，并且协助母亲操持家务，让我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

能吃饱肚子以后，世道似乎平静了许多，父亲开始不断地申述、走信访部门，陈述他的冤屈，意在能得到组织上的平反昭雪。然而，一封封投出去的信件犹如泥牛入海，一点回响都没有。一趟趟走访只是用热脸去蹭冷屁股，那些人模狗样的官员一个响屁都不放。父亲只好耐心地等待着，久久地等待着，坚强而乐观地好好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不幸的是，能吃饱肚子的平静日子过了不久，动乱的年月却接踵而至，父亲的在劫难逃。轰轰烈烈的浩劫运动中，有好几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全扣在了父亲的头上，“什么历史反革命”、“四类分子”、“地主分子”。脖子上挂着牌子，头上顶着高帽子，全大队所有的“四类分子”排着长队在游街，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四类分子”是当时村干部的勤务员，哪里需要，只在高音喇叭上喊一声：“‘四类分子’往大队部走”。“四类分子”晴天去扫大街，雨天在修水路，冬天就扫雪，干一切别人不想干的又脏又累的活计。总是召之即来，来了就老老实实默默地干活。看到父亲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承蒙不白之冤和奇耻大辱，我的心难受极了。因为，我坚信父亲是世界上最清白、最廉洁、最正直、最善良的大好人。受到愚弄和屈辱游街归来的父亲，总是表现得无事人一样，还乐呵呵地说：“大队干部对我很好很客气，不像对别的‘四类分子’一样吆五喊六的。”毕竟父亲是老师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和一笔很漂亮的钢笔字，村干部写个材料什么的，总请求父亲代笔。父亲在村子里本来是很有威信的，很受大家尊敬的。因为，只要村上谁家有红白喜事，就会看到父亲跑前跑后张罗的忙碌身影。在村人饿得眼冒金星的年月，一位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去世了，面对丧事没有人操办，没有人往出去抬的僵局。父亲想，总不能让逝者的尸体腐烂而危及乡邻的健康吧。于是，父亲去挨门挨户叫人帮忙，并亲自动手，将逝者收殓于简陋的棺椁，一张薄薄的木板，才将这位老人抬至山上安葬。对此种从未有过的奇怪现象，父亲很宽容地说：“不是我们的庄风不好，而是人们饿得自身难保，虚弱得实在没有力气呀。”

还有一次，已是父亲的晚年，村上一户人家的一位十好几的大姑娘因病没了，男主人在外去打工多时已无音讯。女人、娃娃摊上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就如塌了天一样措手不及。看病已经花了不少钱，办后事还要花钱，失去爱女的中年妇人无法应对，只用号啕大哭来抒发心中的悲苦于凄惨。为了解这家人的燃眉之急，是父亲最先捐款，并拿着一个本子，领着这家的一个更小的孩子，挨门挨户去求赞助。看在父亲的面上，本不想出血的人家，也打开了荷包，本想少出几个子儿的人家，也就多掏几个钱。就这样，在父亲的牵头下，大家把这个夭折的青年安葬了，感激得女主人一连给父亲叩响头。父亲急忙拉起她，说一些宽慰的话语来安抚。父亲是一位很善良，极乐于帮助人的好心人。类似于上述的好事，他做了好多好多。邻里之间，谁家里有困难，父亲都会伸出手来主动援助。所以，他在村子里很有人缘和威望，也最受大家尊敬和爱戴。

父亲在农村整整“劳动改造”了20年，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然而，父亲的神态却总是表现得很平静，很坦然，还经常豁达地说：“人生犹如旅程，有灵秀的山水，就有荒凉的沙漠，不管风景如何，你都得鼓足勇气，一如既往地坚持走下去；生活就像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道，有一节宽，有一节窄，有一段平坦，有一段陡峭。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要调节好心态，去积极面对，咬紧牙去迎接挑战。要相信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坎。要相信乌云蔽日是暂时的，要相信明天的太阳会更加灿烂，要懂得狂暴风雨过后，天空一定有灿烂耀眼的七彩虹呈现。”

等呀等，盼呀盼，父亲终于沐浴到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温暖春风。社会终于恢复了公平公正，多年的冤屈平反昭雪了，父亲长长吁了一口气。只是将近花甲已57岁的父亲，工作问题落实了退职，而不是退休。这样的处理，对父亲而言，仍然缺乏公正。因为父亲的待遇是按多年前的工资标准发放的，这期间别人都调过多次薪水了，而父亲只是原地不动，所以只能拿到极少的一份工资。但是，父亲依然很满足，依然很欣慰，依然高高兴兴去一中上班，当一个聘用工去发挥他的余热。家人亲友都感到这样的结局，对父亲有失公允。但父亲却不这么认为，他乐呵呵地说：“能等到有今天，能摘除多年来背在身上的沉重包袱，我已经很满意，很知足了”。原来父亲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解放，金钱的多少，在他眼中看得很轻，很淡；位置的高低，他也不在乎。已经57岁的父亲，去一中干后勤管理工作，用自己的严谨和认真负责，把原来管理混乱的师生食堂治理得有条有理。父亲的经手，食堂的饭菜质量明显提高了，饭菜的花样明显增多了，饭菜的味道也明显有所提高。父亲的工作成就，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也得领导的交口赞赏。就这样，在一中一干就是十多年，70多岁时父亲还想继续干下去，但经过大家的耐心劝阻，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家中安享晚年。

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相携相伴，在一起共同渡过了将近60个春秋，生育了十个子女。除1953年出生的三女未满周岁夭折外，其余九个孩子均长大成人。可想而知，这么多子女，大人要付出多少心血和劳动来抚养教育？如今只生一个孩子，还有人为抚养而叫苦连天，可见我们的父母亲是多么伟大呀！

不幸的是，我的1945年出生的二哥，一个很聪明能干的孩子。在他8－－9岁时，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颠间。无情的病魔将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折腾的时常犯病，发作时随地反倒，口吐白沫，十分凄惨。有时发病，会疯疯癫癫，胡说八道。为治好二哥的病，父母亲真是花费了百般的心血和无数的钱财。听到一个药方，立即抓来成堆的药剂服用。听到哪里有大夫可以治疗这样的疾病，就立即前往求治。哪怕是借钱，哪怕路途有多遥远，都在所不辞。为了给二哥看病，西边去过兰州、西宁，东边到过天水、山西。其中，天水去的次数最多，因为有我的二舅和二妗子时常关注着他的病情。家里有这样一个病人，大人就要付出格外的精力来照顾，最为严重的是在精神上的打击和摧残。由于这病，二哥终生没有结过婚，这也成为大人的另外一种心病。直到1986年，四十刚出头的二哥因病发作去世，走完了他苦难悲凄的一生。可怜二哥的离世，让他解脱了无边的苦难，也让关心他的亲人在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二哥的不幸一生，对父母精神上长久的折磨是天灾，家人只能默默地忍受。

父母亲的长女，我大姐是1942年除夕出生，阳历应该是1943年年初。当父亲在最艰难的年月遣返回乡后，家里实在是没有吃，没有穿，也没有烧，却平地多出一个吃饭的人来。万般无奈之下，高中即将毕业的大姐辍学了。为了求生存，她只身去西宁，找到一份能活命的工作。大姐当了邮电局的话务员，一个月就拿20几块钱。念及家里的贫穷无助，大姐省吃俭用，每月挤出十块钱寄回家。家里的穷窟窿太大，十块钱虽说是杯水车薪，但也是救命的稻草，起到了接济的大用场，让家庭渡过了危机四伏的难关。家中生活有所好转后，大姐依然很顾家，很孝敬父亲，为我们当弟妹的做出了好榜样。大姐在西宁工作生活将近40年，一如既往关心照顾着家人，她对家里的贡献最大。1999年春，大姐在西宁查出得了淋巴癌，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大家都瞒着两位老人。2000年中秋节前夕，大姐在她儿女的陪同下，带着大包小包药品回老家来了。

骨瘦如柴，面色憔悴的大姐一进家门。父亲就急切地询问：“得的什么病？把人瘦成这样子了，中药西药拿来这么多。”大姐说：“没什么，胰腺炎。”父亲嘴上再没说什么，在给大姐熬药之际，却将逐味中药一一看了一遍。后来又疑惑地询问：“这个治疗胰腺炎的方子，怎么同上次给你妈治胰腺炎的方子全不一样呢？”大家搅和说：“这是人家西宁的大夫开的方子，怎么会同老家的大夫开的一样呢。”虽然父亲再没吭声，但很明显，他严峻的神情，已经感觉到了大姐病情的严重。因为，父亲对每一味中药的功效是略知一二的。大姐他们在家乡待了近一周就回西宁了，父亲再没有提过病情的话题，但他的心情一直表现很沉重。

从父亲60岁开始，我们年年给两个老人办寿，本家子来齐会有30多人，再来亲友的话，就得坐四五桌。父亲的生日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故在生日这天大姐只打个电话来问候老人。今年大姐回去后一直没有来电话，因为在医院的原因。父亲生日之前52天，大姐于2000年古历9月24日去世了，大家只瞒着两位老人。生日这天，没有等到大女儿的电话，父亲已是心神不定多时了。当他接到外孙女的电话时，父亲已是老泪纵横，伤心极了。此时此刻，父亲也许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此后，父亲多次询问大姐的病情，大家众口一词，说在医院治疗。但是，父亲不相信了，让我们把实情要告诉他。我们都不忍心说出实情。一直拖到来年的劳动节，外孙一家来看望老人。见到外孙来了，父亲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再也没有提及大姐的事情。父亲把苦水独自咽进了肚中，他是怕大家伤心才装糊涂。

父亲的一生坎坷崎岖，吃尽了人间的十二分苦楚，遭遇了世间诸多的不公。二哥、大姐，还有二姐夫的早逝，对父母亲精神上的打击不小。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毕竟很残酷。去世的前一天还好好的，在外面走动过，坐在大门口的椅子上同许多路过的人说过话。并对母亲说：“你不要走远，就待在家里。”

母亲说：“我没有要去哪儿呀。”

父亲的反常，让母亲多了一份留意和警觉。在半夜父亲几次拉亮电灯，也几次推翻被角。当母亲来床前查看时，父亲睡得好好的，就将被子盖好，电灯熄灭。就这样反复几次，耐到天亮，父亲再没有开口说过话，只是脚和手时有动弹，均匀的呼吸就像在熟睡中。无奈，母亲只好叫来在跟前的两个哥哥和舒大夫。医生说让准备后事，大家给父亲清擦了整个身体，穿上早已做好多年的寿衣。就这样，父亲穿得工工整整干干净净，在床上躺了他生命的最后3个多小时，于2006年三月初七11时5分平静安详地去世了，享年84岁。父亲可以说是无疾而终，突然间抛下他的妻子儿孙们走了。儿女们都很舍不得父亲的突然离去，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而外面的人却说父亲有福气，没有受痛苦，这也是他一生正直善良的积修结果。父亲走了，原单位连丧葬费也没有，给老母亲也没有恤血金。可见，父亲生前、身后享受的都是不公正待遇。身后之事，谁都无发预料。然而，父亲生前虽经历种种磨难和不公，但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总是以乐观豁达面对逆境，面对人生的艰难险阻。父亲的一生像世上所有的父亲一样太平凡了，但他精神是不朽的，是伟大的，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