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人

张维舟 散文 随笔小札 2011-03-01 23:27 责任编辑:江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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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人的文字一向很模糊,定义不清,且多歧义。给人定义,多用好人、坏人。至于什么是好人,如何是坏人却没人去深究。说一个人是好人,也许是说他是英雄、模范;也许就是烂忠厚无能之辈;或许就是个左右逢源的人;或许是个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反正是没有确指,随你如何去理解。作者关于好人的议论,很得生活三味,幽默调侃之中,刻画入木三分,颇有哲理,值得人们回味。

好人,老实人,都是很模糊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楚,作为对人的评价常常失当,乃至于成为误导。我们常常见到这样一种人,没有什么实际本领,也不主动干点什么,遇事不点头也不摇头,谁也不得罪,可也没有深交。甭说见义勇为,就是身边有个老人跌倒了,他也装着没看见。这种人常常宣称:“不该得的,我不得;该得的,一分也不能少。”这种人,由于上下左右关系能摆平,不同谁有龃龉摩擦,即便没有本事没有业绩,也常常被称为好人,老实人,选举时,得票最多,评职称加工资也总能优先。久而久之,这类人自然而然被普遍认为是好人,这类人自己更感觉良好。

反之,还有一种人敢说敢干,有能力有魄力,执着,不放弃,勇于发表意见,对丑恶现象毫不掩饰其反感,对有困难的人能伸出援助之手,乐善好施,有同情心,有怜悯心,可是由于在“人缘”“关系”上,前后左右上下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尽管办事公道,主持正义,工作出色,业绩突出,可是选票不多,或者就根本没票,评职称加工资总是困难重重,或者干脆晾在一边不予考虑。当然对这第二种人,人家也不说不好,但总觉得有点“那个”。在某些风气不正的部门和单位,这些人常常被边缘化了。

这是是非颠倒,误把庸人当好人,而真正的好人则受到责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给“好人”正名。

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各人看法不一样,也很难一言以蔽之。我想从最近读到的一篇小说谈起。这是墨西哥著名作家格雷戈里奥·洛佩兹的短篇小说,题目叫《一封寄给上帝的信》。情节很简单:一场冰雹骤起,庄稼被毁坏以尽。莱恩科大叔望着被冰雹打得七零八落的庄稼痛不欲生。这时候,他想起了上帝,“不饿死一个人——牧师们都是这么说动嘛!”于是他提笔给上帝写信,汇报了灾情,要求上帝赐“一百比索买种子,买粮食,以便在地里重新播种,维持生活”。信封上只写三个字:“上帝收”。投递员拿到这信忍俊不禁,他交给领班,领班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是啊,上帝在哪儿?怎么才能让上帝收到?不过领班笑过后,倒严肃起来,他决定以上帝的名义给这位笃信上帝的人以安慰。可是待他打开这封信读了之后,才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不是几句言就能打发的,这位署名为“莱恩科”的人要的是钱,是一百比索的救命钱。为此这位好心的领班又奔走张罗,四处募捐,好不容易凑了七十多个比索,兴冲冲地给莱恩科寄去。莱恩科大叔收到来信和汇款,丝毫不觉得稀奇。他认真清点汇款,发现不是一百个比索,而是七十几个比索后,几乎愤怒了。于是他又提笔写下一封信:“上帝……我要的钱没有如数收到,只收到七十比索。请再寄三十比索,我急需使用。下次付款切勿邮寄,因为邮局这帮家伙都是盗贼,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这里三个人都是好人:莱恩科大叔是个笃信上帝的庄稼汉,心地单纯似明镜,他在危难之中向上帝求助,他对截取上帝赐予灾民的救济款中饱私囊(虽然并无此事)表示极大的义愤;领班和投递员更是好人,他们以上帝的名义无私地救助素不相识的灾民,即便遭到误解,估计也不会有怨言,否则,他们就不会慷慨解囊了。

我还想起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一位弥留之际的老人,绝望地望着窗外抖颤的枯叶,泪水夺眶而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也即将像这枯一样飘然落地。身旁的画家深知病榻上老人的心思,立即去装饰那棵树,使那棵树依然满眼新绿。老人笑了,笑得那末幸福,笑得那末坦然。老人自然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死而无憾。这个画家无疑是位好人,他表现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至于鲁迅《故乡》中的“我”,《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和“我”,《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风筝》中的“我”等等,都是有同情心、怜悯心、人道精神和反省意识的好人。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说过:“鲁迅由于他那种人道主义的性质而使我们俄罗斯人感到亲切。”(《论鲁迅》上海泥土社第21页),岂止是俄罗斯人,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中外古今这类作品,真是太多了。

好人,按职业,按使命,可以分为许多层次,如: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宗教创始人的层次;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如虹”(陈独秀),这是革命领袖的层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是哲学家的层次;

“虽然,我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独往独来者;但是,归属于一个追求真理、美和正义的看不见的共同体的意识,阻止了孤独感的产生。”(爱因斯坦)这是科学家的层次;

“我用诗歌唤起过人们的善心,/在残酷的年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普希金),“一个诗人必须和一个民族相称……他的精神应和他国家的精神相呼应……他是他地理、生态、江河与湖泊的化身。”(惠特曼),这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层次;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这是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层次;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为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拍马行”(清黄仲则),这是爱国军人的层次……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但仅此而已,我们也可以看出好人之“好”,不在别的,就在于他(她)们都有群体意识,博大胸襟,博爱精神,他们都利他利人,利国利民,感恩回报,能够舍弃,甚至自我牺牲。他们真正尊重人,关爱人,把人的利益,人的生命以至于人类的解放当作终身的事业,矢志不渝,死而后已。当然他们也有缺点,也有这样或那样的过错,但都任何缺点和过错都不能掩盖他们的光辉。

好人同坏人,同恶人的区别比较清楚:好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以别人的幸福为幸福;坏人则相反,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也不利己,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好人同庸人的区别却不甚分明,有时候还会混淆。其实,细想想,也不难区别。那种经常标榜“不该得的,不得;该得的,一分也不能少”的人,就可能是庸人。所谓“不该得的,不得”,这是废话,不该得的你得了,这不是强盗吗?“该得的一分也不能少”,却是要害,是本质,那就是杨朱哲学“拔一毛利天下,我不为也”。其实社会是群体社会,任何一个人为社会为他人提供了服务,得到一分报酬,同时别人也为他提供了服务,他也要有所付出。至于有情有义,有怜悯心,同情心,则是人不同于动物的重要区别。庸人哲学就是利己主义哲学,庸人认为自己可以完全独立于社会,舍不的半点付出,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激励机制,应该形成这样一种氛围,要为真正的好人庆功嘉奖,不能让庸人享有殊荣,得到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