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名字惹的祸

在我心灵深处，落下最沉重烙印的是“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在墙壁上随处可见用石灰水刷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到地、富、反、坏、右！”、“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等标语，特别是“五类份子”的子女起个名字稍不注意就会惹祸上身。

那时，我们家在当地数得上是个大家族。我父辈有五兄弟，我们堂兄弟姐妹有22个。但我们家是富农，堂兄妹的名字就惹过很大的麻烦。

记得那天，治安主任曾宪章带着几个袖子上套着红色“治安”袖标的基干民兵，冲进我四叔家，急匆匆地把我四叔带走了。说是要审讯我四叔。莫名其妙的四叔到了大队部“审讯室”才知道自己犯下了“严重的反党、反革命罪行”——三个儿子分别叫张爱国、张爱民、张爱党。治安主任曾宪章审讯我四叔时说：“你知道现在翻不了天，竟敢把翻天的希望寄托在那些狗崽子身上！爱国、爱民、爱党，这不明显的要这些够崽子们爱国民党吗？！你知罪吗？……”问得四叔哑口无言。第二天在斗争大会上，四叔只有“低头认罪”的份了。后来，我堂弟张爱党就改名张爱平了。

在“爱国民党”事件后不久，曾宪章又带了一帮人到稻田里把我正在做事的幺叔带走了。

我幺叔在六十年代初期算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了，在省水电厅工作。由于人太年轻，只有十八九岁，一次出差时超支使用公款一千多元，被开除工作，判刑3年。（1979年平反）后来回乡后，生了个女孩起名张育民。

曾宪章带走我幺叔的理由是我堂妹的名字“张育民”隐含着幺叔的反革命倾向。因为“育”与“狱”谐音，给我幺叔戴上的“帽子”是“未改造好的反革命”。幺叔也很犟，再三解释，曾宪章便说他是“不肯悔改的顽固的反革命。”

没过几天，曾宪章又找我二伯父的麻烦去了。我二伯父的第二个儿子是按我们这一辈的辈分“美”字排行取名的，叫张美桃。曾宪章审讯我二伯父时，强词夺理地说我堂兄的名字是“美逃”之意。说我二伯父“反对社会主义”，“有逃往美帝国主义之心”。

就这样，我四叔、幺叔和我二伯父因堂兄妹的取名多次被押上过批斗大会的“主席台”。

我父亲倒是没有为儿女的名字挨过批斗，但我小时候的名字对我一生而言影响都很大。小时候，父亲给我取名张百忍。我家的桌椅下父亲都用油漆写上了“百忍”二字。从我明白事理起，父亲就叫我万事要学会忍耐。我很听话，上学时被调皮的“无产阶级”子女打过后，都会独自忍受，从不和父母说起，只是学会了受过委屈后在无人的地方偷偷地流泪。后来，阶级斗争“淡化”下来后，我将自己的名字张百忍改为了现在的名字张勇。其实，现在想起来，是“百忍”这个名字成就了我现在遇事淡定、沉稳的性格。

那个“文字狱”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只是在我心里，还留着隐隐约约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