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的故事

哑巴的故事说起来已经很陈旧了，但他的故事总会当我闲暇的时候在我的心田里躁动。有耐心的朋友不妨听听吧。

（一）落户

哑巴一家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乞讨到我们那个生产队（注：那时乡叫公社，村叫大队，村小组叫生产队）时落户下来的。来到我们队的时候，正好遇连日的秋雨。队上几位年长的老娭毑看到哑巴一家实在可怜，就求队长让他们一家在牛棚里住了下来。哑巴一家五口：哑巴妻程桂英以及两个女和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崽。队里的人从哑巴妻程桂英口中得知：他们家原来在大庸山区（现张家界），因严重干旱庄稼无收，生活无以为继，无奈之下只得携全家到湖区来靠乞讨过日子。

哑巴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脸方鼻阔。黝黑的皮肤记录着日月霜露留下的痕迹，脏乱无序的头发衬托着时而茫然、时而淡定、时而期盼的眼神。哑妻程桂英，虽然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但在乱缕破碎衣服的装束下，仍透露着中年妇女难得的丰润，让人联想到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胚子。

哑巴一家住在牛棚，好心的乡亲们会轮换地送些稀饭和蔬菜到牛棚去。每次有人送东西去的时候，程桂英都会拉下高大的哑巴和目光有些呆板的孩子们下跪磕头致谢。

绵绵秋雨停了，哑巴一家应该离开我们那个也很穷很偏僻的地方了。但程桂英看到我们队里乡亲们都有颗善良的心，于是拉着哑巴带着小孩挨家挨户给那些年长的求情，说她家实在是无路可走了，她家哑巴男人虽然不会说话，但干得一手好农活，请求乡亲们能收留他们一家子。在一旁的哑巴，嘴里“啊”“呀”的说着别人听不懂却又明白的哑语，并不停地向乡亲们磕头。队里的人看到哑巴一家是在可怜，后经队委会讨论决定让哑巴一家留下来，并安排几个年轻的劳动力（成年男人）砍了一些树，在牛棚旁给哑巴一家盖了间稻草偏房。这样，哑巴一家就成了我们队上的一户人家了。

（二）哑巴

哑巴落户到我们生产队后，人们随哑妻的姓称他为“程哑巴”。程哑巴做起活来一点也不含糊，男人女人们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冬天修防汛大堤挑土的时候，一般是几个人搭档挑土算土方而记公分的，程哑巴挑土时总会要上土的人给他箢箕里多上一些，所以别人都愿意和他合伙做事。当别人向他伸出大拇指时，程哑巴会露出憨厚、得意的笑脸。

程哑巴篾匠活干得很好。春天是农闲季节，程哑巴会到我家讨些毛竹，编一些筲箕、箢箕什么的，卖出后解决家里一些油盐开销。

夏天“双抢”是农忙的季节，在整理稻田“犁、耙、抢、攘、滚”这些技术活方面最需要人手，可程哑巴是样样在行。可以说，他一人可以顶两人的活。加上程哑巴能吃苦耐劳，队上的人都争先恐后的感叹：哑巴真能干噢！当初留下哑巴我是第一个举手赞成的！你们几个还不太愿意呢！

秋收的时候，稻田里在打稻机上头戴破草帽、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脚踩踏板、手握稻把打稻的高个子一定是程哑巴；挑着满筐稻谷在田埂上走得最快的高个子也一定是程哑巴。

……

不做事的时候，程哑巴很安静，也很少有人关注他。

程哑巴喜欢抽烟。烟叶是自己栽种的，卷烟纸是捡的别人家包过红沙糖的黄色的粗草纸。我常看见他蹭在牛棚的屋檐下仰头抽烟，看那烟雾升空直到消失，呆呆地不知想些什么。

那时候，大队部经常召开“地、富、反、坏、右”的批斗大会，全大队的人都不要干农活，学生也停课参加批斗大会的。程哑巴图个清闲也喜欢去凑热闹，只是他每次去都会到大队部的广播室找两三份报纸，一张用双手顶在头上遮太阳，一张垫在屁股下，还时不时地换报纸遮太阳；有时，看热闹看累了，他索性双手撑在膝盖上，埋着头似睡非睡的。

（三）风波

1973年夏天，生产队的“双抢”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程哑巴一如往年一样早起晚归地做着犁田、耙田的农活，只在中午太阳烈的时候休息几个小时。没有想到，程哑巴却被一个“地主份子”掀起了一场意外地风波。

吴天亮，是本队的“地主份子”，看上去人很老实，但因为他是我们大队一个“大地主”的长子，所以每次大队开批斗会挨批时都少不了他的份儿。那天清早，吴天亮出工时碰到放牛的李老倌，便拉着李老倌悄声地说：“诶，李老倌，我给你说个事儿，你可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兮兮的。”刘老倌很好奇。吴天亮便说开了：“昨天割谷（收稻子）的人都收工了，天黑的时候，只有程哑巴一个人在湖边的稻田里耕田（犁田）。那时，我还在湖里割牛草，正准备上岸时，你猜怎么了？”“怎么了？你快说啊！”“我要上岸时，看见程哑巴耕田的牛躺在水田里，天太热了，耕了一天也累了，老是不肯起来。程哑巴“啊”、“嗷”的叫，用鞭子使劲地抽它还是不管用。程哑巴发火了，你猜怎么样？”吴天亮迷着眼望着刘老倌，把话停了下来。“你快说嘛！我怎么晓得怎么样！”刘老倌有些不耐烦了。“我告诉你哦，不过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程哑巴见牛老是不起来，就用力扯缰绳，用力抽鞭子，他还开口说话了！我清清楚楚地听他对牛骂了一声‘畜牲’！”“胡扯！哑巴怎么会说话呢？”刘老倌不信，拉着牛走了。

这下可好，刘老倌把这件事告诉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又向大队治安主任汇了报，只半天的功夫哑巴会说话的事儿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了。这可是抓阶级斗争典型的好机会，当天下午，治安主任就安排两个基干民兵把地主份子吴天亮押到大队部去审讯。审讯的结果是吴天亮把对刘老倌说的话重复着说来说去。

另外，治安主任不禁暗暗窃喜——他早就对程哑巴的妻子程桂英垂涎三尺了，只是找不到接近程桂英的好机会。治安主任审完吴天亮后，要他先回家，不得外出，等候处理。晚上9点钟以后，治安主任又要一个基干民兵传讯程桂英到大队部来接受调查。

程哑巴的大女儿程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民兵带走了，急得直哭，赶忙跑去找还在稻田里耕田的哑巴爹。程哑巴从女儿的手势比划里知道自己的老婆被人带走了，放下农活，坐在田埂上猛抽“喇叭筒”。坐了片刻功夫，他急忙赶回家，提上一把锄头，就往大队部赶去。

程桂英被人带到大队部后，治安主任要随行的人回家休息去了。等程桂英一坐下，治安主任就严肃地对她说：“有人怀疑你丈夫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请你如实地回答——你丈夫到底会不会说话？你们到我们大队潜伏下来的目的是什么？”程桂英一脸的茫然，埋着头将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的情况说了一遍，并再三强调：丈夫绝对不会说话，更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望着胆怯怯的程桂英，治安主任眯起了色眼，走到程桂英的面前，用双手捧起程桂英的脸，对程桂英柔情起来：“其实，我知道你丈夫是个老实人，完全是那地主份子吴天亮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只是——只是——我——”话还没说完，就迫不及待地去搂抱程桂英。程桂英在惊骇之下奋力反抗。就在程桂英快体力不支的时候，程哑巴猛力踢开了大队部的那扇双页门，提着锄头“啊、啊、啊”吼着冲了进来。程哑巴对撕扭在一起的两人不知如何下手时，治安主任机警地脱身往门外窜出。程哑巴追出门外，见治安主任已逃得老远，便愤愤地在大队部场坪上用锄头挖出一个大坑……当然，这件事除了当事人外大队里其他人都不知道。

第二天清晨，队里的人就听到了“嘡”、“嘡”的敲锣声，接着锣声的是有气无力的叫喊声：“我是地主吴天亮！陷害他人无天良！”“嘡！”“我是地主吴天亮！心里装着变天账！”“嘡！”只见吴天亮肩扛一根木棍，一头吊一块石头，一头吊一柄铜锣，沿农户屋前的小路游行，边敲锣，边叫喊。如果不是农忙的话，肯定还会开批斗大会。

在治安主任的“英明决定”下，一场“哑巴说话”的风波就这样结束了。

（四）失踪

1979年，就在长女程盼参加完高考的第二天，程哑巴失踪了。

几天后，治安主任带县公安局的人到队上来调查情况，询问程哑巴失踪的相关线索。有人反映：早些天看见程哑巴背着一个包袱，往县城那个方向去了。程桂英也承认：丈夫是有几件衣服没看见了，估计是被他带走的。但到哪里去了自己真的不知道。

程哑巴失踪的有效线索没找到，治安主任三天两头的往程哑巴家跑，表面上是调查情况，实际上是来安慰、讨好程桂英。往返的次数多了，队上的人议论开了：“我看呐，程桂英和治安主任肯定有一腿，说不定——”“说不定程桂英对哑巴厌烦了，起了谋夫之心咯……”还有的骂起人来：“程桂英那个骚婆娘，对哪个男人都眉来眼去的！我老公的魂也被她勾去了，经常和我说那骚婆娘长得如何如何的。”“呵呵，好戏还在后头噢！等着瞧吧！”

时间过去一个月了，还没看见程哑巴回来，也没有程哑巴的消息。9月下旬，程哑巴家轰出了全大队最大的新闻——程哑巴的女儿程盼接到了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程盼考上了湖南大学！这是我们大队解放以来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的大学生（曾有一个推荐到湖南农业大学的大学生）。

女儿考上了大学，程桂英喜忧难分。喜的是女儿为自己、为这个家争了光；忧的是哑巴丈夫去向不明，女儿的学费还没有着落。连续几天，程桂英坐在屋檐下，手捧着女儿的通知书，茫然地望着天，默默地流泪。

（五）回归

就在程桂英母女一筹莫展的时候，那天中午程哑巴回来了！

程哑巴在回来的路上让全队的人都目瞪口呆：他着一身别人从没看见过的崭新的装束——上穿一件蓝色的咔叽布中山装，下穿一条深蓝色毛哔叽长裤，脚穿一双黄色的解放牌胶鞋。看上去新理了头发，脸上挂满了比阳光还灿烂的微笑。一边挺着胸脯大步流星地向家中赶去，一边：“张大哥好！”“李大婶好！”的和相邻们打着招呼。人们在惊愕过后，蜂拥着跑到程哑巴家去看热闹。

程桂英坐在屋檐下的地上望天发呆，“桂英！桂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离家还有好几十米远，程哑巴就冲着妻子呼喊起来。程桂英惊疑地缓缓地站了起来，望着奔到自己眼前熟悉而陌生的丈夫，半晌没有缓过神来。程哑巴伸开双臂将程桂英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些年，委屈你了。”言语沙哑起来。程桂英推开丈夫，掏出怀中女儿的录取通知书：“女儿——我们的女儿——考上——考上大学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一定会有出息……”哽咽着的程哑巴和妻子同时涌出了激动和辛酸的泪水，相拥着泣不出声来。

屋外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屋里在高桌子低板凳上吃午饭的五个孩子（到我们队落户后程桂英又生了一儿一女）一起跑了出来。“以后都叫我‘爹’，啊——！”望着从小只和自己打手势没称呼过自己的孩子，程哑巴擦了擦眼泪大声地对他们说。

看着疑惑的妻子、孩子和前来看热闹的人们，程哑巴从家中搬出一条长板凳，拉住妻子坐在他身边，讲起了他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本人姓王，叫王伟业。出生在湖北襄樊一个殷实人家。解放时我家被评为‘大地主’成份。我18岁那年，具体说就是1952年5月的一天，我从生产队队屋旁经过，突然听到有女人‘来人啊！来人啊！’的呼喊声，我闻声而去，看见大队书记的崽将队里的一个女孩压在稻草垛旁要做那缺德的事。我没有细想，捡了一根木棒跑上前去对着那畜牲就是一棒，当时我看见他头部流出很多血来，慌忙跑回家把这事对我父母说了。我父亲跺着脚对我说：‘你这下可闯了滔天大祸啊！’急忙要我娘给了我一些零钱，‘你快远走高飞吧，快！快！永远也不要再回来！’还没等我发急的娘说一句话，我爹就把我推出了门外。”

“就这样，我仓促盲目地逃了出来。为了安全起见，我装起了哑巴。身上的零钱没多久就用完了，我只好沿途乞讨。几经周折，我逃到了湖南大庸山区。”

“有一天，我因饥饿而昏倒在山路旁。我醒来时，才发现躺在了一农户家的床上。农户家有四口人，中年夫妇和两个女儿。中年妇女拿着两个煮熟的红薯给我吃，还要站在一边的一位清秀的小女孩给我倒水喝。等我精神好起来，中年男人便问我如何来历，我只能‘啊、啊’的装哑，什么也没有说。夫妇俩见我是个哑巴，很是可怜，便商量了一会，拿来蔑刀和竹子，示意我跟着中年男人学做篾匠活。我很感激，点头答应下来。”

“在这个农户家安顿下来后，很快就学会了篾匠活儿，平常除编织以外，还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力气活。夫妇俩把我当做了儿子看待，我也把这个家当做自己的家了。”

“在这个家一晃十年过去了，家中的两个小妹妹已长得像两朵出水的芙蓉。大妹子20岁了，有好几处媒婆登门为她介绍婆家，但她没有一处看得上的。后来在她娘的逼问下，她说她喜欢的人是我。或许是出于对女儿的溺爱，或许是习惯了我是家中的一员，夫妇俩竟同意将比我小8岁的爱女嫁给我。”王伟业一边说，一边握住身边程桂英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望了望已是满脸泪水的程桂英，接着对众人说：“就这样，我们在1962年结婚了，我老婆就是我身边的程桂英。”

停顿片刻，王伟业把思绪又回到了从前。“到1968年，我们那里严重干旱，几乎没有粮食收成，我们又有了3个孩子，生活很艰难。1969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有好几拨人去调查我的来历，为了不给丈人丈母添麻烦，我便和老婆商量带小孩一起出来乞讨。”说着，王伟业拉起程桂英连续给乡亲们鞠躬好几次，话语也激动起来：“感谢乡亲们在我们全家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和支持！在这里我们生活了十年，乡情们对我全家的好，我时时刻刻铭记在心里，只是无以为报。真的很谢谢大家！”

谢过大家，王伟业坐下后又感伤起来：“自从我离开湖北老家到现在已整整二十七年了，我装哑巴装了二十七年，真是有苦难言啊！思念父母的时候，一个人只能望着家的方向默默发呆；想到自己愧对妻氏儿女的时候，只能蹭在地上抽熏草烟……”说完一些感慨，王伟业又说到了六年前由自己引出来的‘说话风波’：“那次是我失嘴说过一句‘畜牲’，在那种情况下只能委屈吴天亮代我受过了。哎——！”长长地叹了一声，王伟业接着说：“这些年，苦了我老婆，也苦了我的孩子。我感到安慰的是孩子们都很听话、很懂事。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她们的身上，她们做作业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旁边，夏天为她们扇扇风，冬天用树兜生生火。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以后都有出息。”

“近几年，我从报纸上看到政策变了，所以一个多月前，我偷偷地去了一趟湖北老家。呵呵！”王伟业淡淡地笑了一下：“我很安慰的是我父母亲还健在！当年被我打过一棒的那个狗×的，可能是受棒的力有点斜，当时没什么大碍，前几年得肺癌死了。只是那时那个狗×的他爹逼着我家把我交出来，后来逼得我爷爷上吊死了，那事才算了结。……”随后，王伟业还说了一些在老家的所见所闻，以及今后的打算。最后王伟业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好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为了感谢相邻乡亲多年来的帮助，也为了祝贺我女儿考上了大学，明天我们家请大家喝一杯谷酒……”

（六）尾声

后来，王伟业把女儿程盼送到湖南大学后不久，全家就搬到湖北老家去了。从此，“哑巴”的身影和他的故事永久地留在了我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