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印迹之四：玩商记

近日在大学校友录里看到一组照片，画面上是一座山。山上绿草如茵，林木茂盛。本是一张很平常的风景照，但那照片描述却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原来，这照片中的山是我的大学室友钊刚刚买下的一块山地，准备开发做旅游项目。

毕业分别后，我和钊在陕西宝鸡曾见过一面，后来各自忙“为稻粱谋”，就断了联系。再后来听说他下海搞房地产，并发达了。但我却不曾想到，他的事业已经大到可以进军旅游业的程度，且已经具有自己买山开发的强大实力了。

看来，他还真有做商人的天赋和能力啊。只是这一点，在当年我们一起玩商的时候，我们并不曾看出来，更不可能想到今天这么远。

说“玩商”，只是因为我们当年一起兼职地、业余地、做过最基本的小买卖。我们本没想着要挣钱，却也挣了一笔在当时也算可观的数目的钱。

当然，我们当时所做的低级的、幼稚的、不会奸诈的所谓小买卖，及挣得的所谓数目可观其实可笑的钱，也许会让我的网友－－阿紫等现在真正的成功的商人们笑掉大牙。加之，我们当时的初衷也确属只是凑凑热闹，只是玩玩。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不是行商，也不是坐贾；我们的作为既当不得经商，也算不得行商。故，只好称作“玩商”。

看“玩商”一词，似乎总显得有些不够庄重与严肃，也似乎总显现出我对商业，对商人，特别是对阿紫们的大不敬。但我保证绝无此心。只是本人表达能力仅仅如此，也只好如此一说了。见谅！呵呵。

言归正传。陈涉曾号召他的难兄难弟们“苟富贵，勿相忘”。我估计现在的钊不一定是出于本意，但他一定会因为时间，因为精力，因为观念等等，早把我们，早把我们当年一起玩商的事情都忘了。为此我无权怪他，但，我却仍对那人，那事记忆犹新。

我在《我看到了电视的下场》一文中曾提及并批评了人们，特别是国人的从众跟风心理。而玩商，其实也是我们从众跟风心理的必然结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成效初见端倪。但不管是政策还是人们的行动，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猫理论”虽尚未被那位伟人明确提出，但人们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和动作。在此大背景之下，文革期间及后来被压迫了太久的人们的许多意识观念，在这时便开始爆炸式、报复性的的尝试实施。经商即是其一。

当时的“全民经商”较之于此前的“上山下乡”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堪比现在的全民炒股。记得当时有大学教授下班后摆地摊而被传为佳话的报道。人们还曾不无讽刺的说，“造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可见当时人们经商思想之盛，之烈的火爆状况。

纵观近现代中国历史，历次思潮、运动，学校，特别是大学、大学生无不引风气之先，站潮流之头。听社会舆论，看社会形势。热血沸腾的我们便急不可耐且跃跃欲试起来。

记得就是钊，第一个在寝室严肃地说我们也要做点什么，否则我们会跟不上未来如火如荼的商业社会的步伐的。可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啊。他的一句话，就似乎擦亮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我们被历史甩出快车道的狼狈情形，更让我们立刻感到了加入经商者行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说时迟，那时快，干！

选择项目是经商的第一步。那么，我们会干什么？我们又能干什么呢？当晚我们几乎一夜无眠。卧谈会上空前的、自觉地省去了关于数学系那个漂亮女生大胸脯的内容，也没有人再提起老五的女朋友的动听嗓音，甚至没有人再有情绪讲黄色笑话。我们每人都似乎突然间长大了，变得凝重起来，甚至有些不苟言笑了。

记得当晚我们七嘴八舌的讨论，每人至少都提出了不下五六种的方案，然后我们又一一否决。最后，睡在上铺的钊，突然一下子摁亮了床头的台灯，坐起来，有些激动地说：“我们学校唯一的商店在桥的那边，而现在又是夏天，我们何不从最基本的，也是最紧急的事情做起呢？卖雪糕，肯定可以！”

那时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似乎都还没有超级市场了吧，更遑论大学校园了。我们学校就一个小卖铺，只卖一些生活用品。还设在教工生活区，和学生宿舍区隔着一个大操场，还得过一座桥，大约有一里地。而那时正是夏天。人们，特别是北方的学生对苏州夏天湿热的天气叫苦不迭，好多人都在怀念透心凉的冰棍呢。

当时人们消暑，多数人还只能吃吃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当时苏州最高档次的冷饮也就是雪糕，冰砖了。现在看来，不得不承认，当时的钊还是有眼光的。是他看到了这个商机。

当时，一直做学生的我们对做生意可谓是两眼一抹黑。当终于确定了方向，又该怎么去做，我们便又开始热烈讨论起来。经过一番比较激烈的争论，最后总算达成共识：先派人去考察市场行情和进货渠道。于是睡了一个小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钊带着大家的希望和热情，挤班车进城。上课点名的事有他们全权负责。

人常说，同行是冤家，这话一点不错。到了苏州观前街，当我俩带了火一般的热情，研究性的盯着一个个卖冰棍老头老态的箱子细看时，每每会引来警觉的眼神。有的老头直接逼问：侬要干啥？费心劳神半天，当我们最终碰头汇总信息时，总算有了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放雪糕冰棍木箱子。

侦察到了第一点，随后我们改变了方式，执行B计划。

经过一番周密的考量，我们选定了一个慈祥如佛爷的老太太下手。我们先面带笑容的买了冰棍来吃，然后边吃边和老太太随意聊天。等我们每人买了老太太四根冰棍后，才看清楚了那冰棍箱子内部的构造。又拿出学生证，证明我们不会和她抢生意后，才委婉含蓄的套出了批发冰棍雪糕的地点和价钱。

下午回到学校，我俩去上课。又换了另外俩人，做箱子。等我们上完课急匆匆回到寝室，一个暂新的像模像样冰棍箱子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原来，他们把一个室友放衣物的木箱改成冰棍箱子，又把另一个室友贡献出的小褥子，钉在箱子的内壁，最后在箱子的外面糊上白纸，便大功告成了。我又在那箱子正面的白纸上，饱蘸红墨，用我拿手的宋体，写了雪糕、冰砖四字。

万事俱备，只等开工。

翌日清晨，在其他同学的鼾声里，我们的另外两个室友，踏着薄雾，抬着装有我们七人凑起来的五十元本钱的冰棍箱，希望满怀的出发了。

我们对开张第一天所订的目标是，让一箱子的冰棍、雪糕和冰砖顺利出手。不为挣钱，只为广而告之。因为我们的生意实属学校第一家，我们得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么回子事。所以，那两位外出批发冰品的室友，应尽量在十点下第一节课之前赶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利用课间，午饭时间和下午课间，能卖则卖，不卖见着熟人就送。力争旗开得胜。

上完外国文学课，我们跑向事先计划好的一个四通八达，人来人往的路口，果见外出的俩人已经喜气洋洋的站在了那里，脚下放着那个写着红字的箱子。苏州的六月天，这时已经艳阳高照，热气袭人。从教室出来的同学和要去教室的学生，都一边用手里的书举在头顶，自欺欺人地挡着喷火的太阳，一边用另一支手里的书扇着热呼呼的风。

当这些满头大汗的学生来到我们的临时摊位前时，我们几个生意伙伴就手忙脚乱的的把冰棍、雪糕往他们的手里塞。拿着冰气十足，冰爽宜人的雪糕，身上脸上的汗似乎瞬间无影无踪。那种感觉只有在大夏天突然跳进冰凌的湖水里的人才理解得了。这种诱惑又有谁可以抵挡？当半个小时的课间结束，我们的冰品已所剩过半。大概盘点，本钱已回。不到午休时间，冰品全部出手，比我们的预期早了半天。

试营业出奇的顺利，这真是开张大吉啊。晚上，我们用半天挣来的五十多元钱，在教工食堂的小炒部美美的庆贺了一番。席间，钊带了一丝醉意，红着脸大声说：“明天开始，大干一场”

有了第一天的成功和宣传，随后我们加大了每天的批发量。甚至，我们还用几块雪糕买通了女生楼里的门卫阿姨，我们有时还直接把冰品送到女生宿舍。实在供不应求的时候，我们甚至用午休时间批发第二箱，先在对面的邮电技校卖掉一些，再把剩下的卖给我们的学生。

那几天，我们每天赚一百多（那时候的一百元是个大数目），每天有酒喝，每天很兴奋。为此甚至于冷落了女朋友呢。

当校园里出现了第二家，第三家卖冰棍的摊位时，我们收手不干了，把目光投向了别处。撕掉白纸，撤掉小褥子，冰棍箱子又恢复了衣物箱。

近一周的玩商给了我们成功的喜悦，也让我们品味了劳动的艰辛。当然，也许，钊就是从那时感受到了商业的巨大魅力，为他后来的巨大成功奠了基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