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陈独秀

毛泽东多次评说过陈独秀，这些评说有的意思相同或者相近，有些则完全相反。

早在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就是陈独秀的积极追随者和热烈崇拜者。1919年6月的一日陈独秀被反动当局拘捕，在这之前他就作了牺牲的准备，他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要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本志罪案之答辩》《新青年》第6卷，第一号）

陈独秀的驳难引起了旧制度的叛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当时毛泽东正奔波于长沙和上海之间，组织新民学会一部分成员赴法国勤工俭学，读到陈独秀的驳难，便迅速作出反应：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微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如其意中所出。……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没有胆子将其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如实验室。又说，死是不可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贺陈君万岁！我祝贺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1919年7月14日《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二版第305—306页）

陈独秀在中国思想界的作用，陈独秀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可略见一斑。可以说在当时陈独秀是毛泽东的偶像，陈独秀的思想和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果然，是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陈独秀，向他汇报了湖南的工作，聆听了陈独秀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多次谈到陈独秀，他说：

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9页三联出版社1980年）

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1925年5月——笔者注），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2—133页三联出版社1980年）

1937年7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的重要演讲，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方面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演讲中批评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错误，但同时也指出这个时期党的年幼性，在这个时期，党对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认识不可能深刻。就是说，没有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罪于陈独秀，应当说这种认识比较客观。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陈独秀，如：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泽东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学习组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3页）

又如：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惊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页）

这两段话有三层意思：一，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二，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三，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当然，笔者不会不注意到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段话，谴责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并回答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理由（托派，分裂党），指出他最后“堕落为反革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8—9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但这不是对陈独秀总体评价，而是批判陈独秀大革命之后的错误，从今天来看说陈独秀“堕落为反革命”显然言重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陈独秀没有任何肯定，而是全面否定。如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毛泽东指出：

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涛，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1页）

在1969年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讲过：

我看对我们党危害最大的是陈独秀、王明、刘少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直接联系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政治风波，如国内的高、饶事件、1957年大鸣大放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所谓“出格”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等，国际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反斯大林以及由此引发的东欧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给毛泽东强烈的印象，也给毛泽东以错觉，似乎社会主义事业越向前推进，人为阻力就越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就越激烈，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路线斗争。毛泽东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同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而走资派几乎触目皆是。因此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这个理论为指导，不但要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所谓走资派作斗争，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把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党”，不同思想方法、不同意见之争往往会被视为路线斗争。这样，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陈独秀，自然就在彻底打倒之列。

当然，人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前后变化很大，甚至大相径庭，这也不奇怪。出现这种变化通常有这样一些原因：一，认识对象（客体）处在变化之中，二，认识对象没有变化，如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情况得以披露，三，间接得到的情况和信息不符合实际，四，由于各种原因，认识主体形成了一种凝固的思维模式或者说理论框架，在这种凝固或者理论框架下，对原有的人和事的认识必然会有很大的改变，形成一种彻底的自我否定。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认识变化属于第四种。它是毛泽东晚年错误在总结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反映。

老一辈革命家、身经百战的将军萧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萧克还提出一些尖锐问题：

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包括托陈取消派的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牢的态度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态度如何？都在研究之列。

我觉得这些问题提得很好，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

关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右倾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担任中共党的

总书记，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另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陈独秀头上有“太上皇”，那就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中共颐指气使，指示多如牛毛，（注一）陈独秀对此十分反感，也有所抵制，但要完全抵制则不可能。更何况当局者迷，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正确与错误一时很难判断。因此，工作指导上失误，可以说无法避免。如果这些情况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并不清楚的话，那么苏联解体后，苏共档案解密，披露了不少情况，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了解陈独秀当时的处境，有助于我们对陈独秀问题的再认识。

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对托派作了如下注释：

中国托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纪念馆取得胜利，中国资产

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在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口号为中心的合法运动。

这是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果真如此吗？现在陈独秀在大革命

失败前后起草的文件、指示和给中央的信件，已经出版，网上也有，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看看，陈独秀哪里讲过类似的话？哪里有这种意思？陈独秀只是说，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为了保存实力，斗争要转入地下，可作一些改善农民生活的实际工作，不要盲动，以免革命损失太大。这是针对党内不顾实情的盲动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急躁情绪，提出的正确意见。这种意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怎么会是什么“二次革命”论呢？（注二）至于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已被毛泽东后来写进《新民主主义论》，成为中国革命的科学总结，当然更不是什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关于托派。这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是很复杂很可怕很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情。现在则不那么困难，也不那么可怕了。托洛茨基曾是列宁时代苏共高层领导人，红军缔造人和理论家，也是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因在一些问题包括中国问题上同斯大林认识相左，在列宁逝世后，被清楚出党，又驱除出境，先在土耳其，后在墨西哥。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秘密暗杀。陈独秀在大革命后一次偶然机会读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感到许多方面与自己不谋而合（特别是托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一个时期中应当把工作转入地下，多争取群众，进行“合法斗争”的论述），便与一些认识相同和相近的同志，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同托洛茨基取得联系，这就是中国托派。中国托派于1931年5月1日成立，陈独秀被选为负责人。但由于复杂的原因（涣散，七零八落，缺乏群众基础，内部意见不一致；陈独秀被捕入狱；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等等）中国的托派根本无所作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并未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其组织自生自灭，自行解体。

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于第二年4月连续审讯陈独秀，并以“危害国民罪”判决陈独秀十三年。6月15日陈独秀上诉，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帝国主义及本国专职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1933年6月15日《辩诉状》）

面对蒋介石的诱降，陈独秀挥毫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作答。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8月25日，蒋介石又派人找到陈独秀对他封官许愿，还说“受蒋先生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对此陈独秀同样义正词严：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五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织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又说“请朱先生（朱家骅）转告蒋先生，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我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蒋介石诱降手段彻底破产。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四川江津县溘然病逝。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是陈独秀为画家刘海粟题的一联，也是陈独秀自身写照。陈独秀一生为阶级解放、民族独立、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中国革命历史上应有他浓重的一笔。

陈独秀和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未来还将产生影响。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独秀和毛泽东也都有各自的错误和缺点。这是我们不能苛求的。

注释

（一）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供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还不包括共产国际的文件和会议。（腾讯新闻韩刚：《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2010年7月29日）

（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同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宣布陈独秀停职。11月12日至12月13日，陈独秀连续三次《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提醒全党对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要有清醒的认识，革命暴动要视以后时机成熟与否而定，眼下可作一些能够做到的事情。第一封信中他恳切地说：“我见到于革命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