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谈锡恩

序幕

当满城的秋雨从弥漫的雾气里如箭簇般射落，一个暑热的时代便如依附在那片叶子背后的蝉鸣骤然而去。这一切都仿佛如梦幻泡影，清凉的雨滴洗涤着昨日的汗渍，时空的落差让人难免有些激荡。

一阵凉风从山那边直扑过来，使劲翻阅着那本发黄的史料，那帧沉眠了半个多世纪的图像不禁油然一颤。先是那件在秋风中掀开的二十世纪初期的马褂，在熙熙攘攘的潮流中，卓然出列；再是那彰显儒雅的饱满天庭，在新旧纷争的忧患里，荷光菊彩；还有那双炯炯的眼神，在动荡不安的风烟里，坚定无畏！

凭窗眺望，群山环护的小城有几分安然。此时此刻，这个小城、甚至这个世界，也许只有我一人在历史的某个角落检点这份儿清醒与沉重，祭奠这份儿文化的荣光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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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锡恩，一个本应该耀眼的名字，却因历史的疏忽而落满了时光的尘埃；一个本应该熟悉的身影，却因时代的匆忙而布满了记忆的蛛网。

谈锡恩，（1874～1951年）字君讷。湖北兴山人。光绪十五年，经府试名列拔贡，被选入武昌经心书院就读。1901年转入两湖书院。次年以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普通班。越二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博物专科。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两湖优级师范博物专修科堂长、湖北学务处咨议。宣统元年调京，任学部编辑局编辑员、北京优级师范学堂生物教员等职。1912年，任教育部佥事、视学。1918年被教育部委任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31年8月，调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

面对镌刻在故乡扉页的这帧图像，我感慨万端：二千年来，我们好不容易记住了一个远嫁漠北的王昭君，但至今仍然不足20万人的一个小县，在半个世纪里却淡忘了一个宏学敬业、忠贞爱国的鸿儒谈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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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夏，我和几位朋友去寻访谈锡恩先生的墓地。沿咸水河斗折前行，但见丘岗起伏，郁郁葱葱；小溪潺潺，浪呤涛诵。山重水复处，几家院落，炊烟些些。问起先生安息之地，谈家院子的乡亲竞相指点。

那是一处向阳山坡，几块旱田零星撒拉在茂密的植被里，一条小径蜿蜒伸向山顶。先生的墓地就在小径边，两株李树，一捧黄土，和乡邻为伴，与山水同俦！

墓碑是1987年12月由族人立的，无论工艺还是质地都十分简陋，而且字迹早已风化剥落，模糊不清。拂去尘土，墓志已不可辩，唯有那幅挽联还依稀可见：一身正气敢碰硬，两袖清风不染尘。虽然浅显，却也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

我们伫立墓前，在明媚的阳光下，任清风拂面，凭彩蝶飞舞。瞑想到先生奇伟坎坷的一生，再听这淙淙的流水，再看这青青的李子，好有一番“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惆怅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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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中，对于那些非常人物的出生及出生地总喜欢赋予一番神奇与灵异，因而也有“人杰地灵”与“地灵人杰”互为因果之说。我观咸水谈家院子的风水，虽说满眼秀明，但却找不出什么别致来。不过，因为谈锡恩与他父亲的成就，我还是隐约觉悟到这其中仍有自己未看破的玄机。

据说，谈姓是明清两代自江西迁入湖北的，其祖先郯子是春秋时期郯国国君。蕞尔小国能够在乱世之际生存下来并享有盛名，主要原因就在于郯子的政绩、才华和仁孝之德。谈锡恩先生曾说自己是孔子老师郯子的后裔。此说虽不可考，但讲道德、崇学问、施仁义的家风不可谓不悠长。

谈锡恩的父亲，字太舟，晚清拔贡。张之洞督鄂，废科举，兴学校，太舟先生出任湖北省新式农务学堂第一任堂长。民初，历任京议员、夷陵中学校长。试想，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穷乡避壤，能够有此人物，也算是造物主的公意吧！

在农务学堂任堂长期间，太舟先生特别重视学生品德教育，每周亲自上修身课，讲述世界大事，灌输爱国思想，表现出一位教育家应有的品德与操守。民国初年，四川棒匪窜入大峡口，奸淫烧杀，掳人勒赎，无恶不作。太舟先生虽一介书生，却挺身而出，孤身入匪巢，劝匪徒离县境而去，结果倒扣为人质，几遭不测。与虎谋皮，难免有迂儒之见，然大义凛然，救民水火，勇气干云，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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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锡恩先生是在谈家院子这狭窄的空间里发芽的，是在荆楚大地开花的，是在茫茫神州结果的。

谈锡恩先生的童年事迹已茫然不可考究，但他的成长和任何成功人士一样是离不开家庭营养的。因为父亲的卓越，我们不难想像家学渊源的魅力之所在。谈太舟老先生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他肯定汲取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他相信“悬梁刺股”和“韦编三绝”的勤奋。

后人回忆，在谈锡恩先生童年时代，有一次读书分神，太舟先生顺手就是一烟袋敲在他脸上，并且还留下一块伤疤。就是这一棒喝，强烈的自尊致使先生负气出走，以15岁的少年之身漂流宜昌，在同乡的帮助下，白天学习，夜晚帮工，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果然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某一日，先生在街上看见招考榜文，便去报名。一个山沟里的小孩子，跑到宜昌大街上来报考，也难怪有人讥讽他是乡巴佬。好在先生的坚定与诚挚打动了准考官的一丝斯文，便叫他写几个字看看。成竹在胸的先生当然是不荒不忙，折取树枝便在地上信手写来，搏得准考官的满意，结果府试便以头名的成绩轻取了拔贡。先生以拔贡的身份回到家里，结果太舟先生连头都没点一下。只到1901年先生取了武昌府两湖书院，老先生才给予一丝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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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节，皇权专制早已只是一张发霉的老虎皮了，逐渐洞开的世界让苦闷的人们看到了光明与快乐。这期间，那些曾经是满清柱石的中兴之臣，也开始反省自我的落后、实践一知半解的新潮，师夷制夷的策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谈锡恩先生赶上了这个纷纭的时代，在两湖书院的毕业考试中，先生名列前茅，被张之洞看中，1902年官费送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深造。可以想像，百年之前，先生从咸水河那个荒凉的小山村茕茕而出，几年时间，便由宜昌下武汉，远涉重洋，果真是挂云帆、济沧海；乘长风、破大浪也！

我以为，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都是从日本肄业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刚从西方学到的东西现学现卖给中国，据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近代中国的精英几乎都是日本的学生，他们从广袤而贫瘠的土地来到这狭小的空间里，为的就是寻找一种治国平天下的真理。先生留日期的时节，正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新旧交替、取舍彷徨，更多的是雾里看花，难以甄辩。先生在日期间，结识了黄兴、李书诚等风云人物。黄兴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这李书城则是李汉俊胞兄、中共“一大”在他家中召开、参加北伐抗战、积极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解放武汉的功臣、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按道理，谈锡恩先生应该是他们的同志，也应该投入革命洪流。然而，先生却自始至终没有参加“同盟会”。后来有人为之惋惜，甚至还有责怪之意。我却不以为然。信仰自由是普世价值，革命是先进的，但也并不等于就说不革命就是反动的，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绝不能非此即彼，何必整齐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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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锡恩先生1908年毕业回国，宣统元年（1909年）调京，任学部编辑局编辑员、北京优级师范学堂生物教员等职。1912年，任教育部佥事、视学。1918年被教育部委任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武昌高师筹建于1913年，首任校长张渲因错综复杂的局面和军阀停拔学校经费而辞职，教育部长傅增湘急于在教育部高级人员中遴选继任者，结果大家一致推崇教育部视学谈锡恩先生。起初，先生想到自己敦厚温柔，在混乱的时局下，怕绠短汲深，便坚辞不就，但在旅京同乡的劝说下，深受感动，不得不于1919年秋，单枪匹马，“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正如先生所忧，这一去，沉默寡言、老成持重的先生马上陷入一片无垠的沼泽！

在先生任校长的几年时间里，先是直系军阀王占元督军湖北，由于他克扣军饷，导致兵变竟向发生，最后不得不逃之夭夭。继任者乃直系军阀肖耀南，结果仍然是一片混乱局面。

先生莅任之初，就面对两大难题：一是经费，二是师资。要破解这些难题，除了凭自己的一张嘴和一双腿，还有的就是社会的一点良心了。为了尽快打开被动局面，先生八方奔走，苦口婆心，多方呼吁，终于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些经费，又延聘了一批名教授。同时，为了改变教学环境，他连续利用三个暑期重建新式楼房教室，虽是招标承建，但先生仍然事必躬亲，常于溽暑酷热天气，亲临工地，让大家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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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沉疴千年的中国社会来说，1919年的中国是何等的破碎？！1919年的时局是何等的狼狈？！1919年的湖北又是何等的腌脏？！1919年的武昌要想高师成为一枝清荷，该是难于上青天啊！

对于儒雅温和的谈锡恩先生来说，1919年是个激动的年代，是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是个坎坷彷徨的年代，是个充满不幸的年代。1919年的谈锡恩先生想干一番事业，那不是徒劳无益么？！

“五四运动”兴起之后，武汉方面以武昌高师学生为首，群起响应，如火如荼。为了声援北京，武昌高师掀起罢课高潮，师生风餐露宿于武昌街头……在这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面前，先生虽然一筹莫展，但蔽护师生的仁爱之心却与日俱增。在那些零乱的日子里，先生亲往大厨房督促工友送饭菜和被褥，并安排校医携药品赶赴现场，为同学防病治病，不分畛域。

此时，许多进步师生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在武昌高师成立了学生自学会，鼓吹新思潮，提倡新风尚，学校风气大变。地方军阀又藉口维护地方治安干预校政，动辄迫令学校交出进步师生，弄得鸡犬不宁。

然而，时代与思想的更新和时令季节的转换一样，是无能如何也阻碍不了的事！“五四运动”引爆了对旧中国一切秩序与理论的宣战，而且彻底干净，势不可挡。1921年春，武昌高师学生组建了“新空气社”宣扬革命，所刊发的《新空气杂志》发表了《废孝》一文，引起许多人的强烈不满。也许是太过激进的言论引起了社会的振动，在一片“大逆不道，丧失人性。”的谴责声浪中，湖北教育界一致主张停拔高师教育经费。秀才出身的湖北督军肖耀南异常震怒，立令军警查封《新空气社》，要求先生交出早已逃离的办刊人。先生穷于应付，如坐针毡。

高师再一次停拔经费，师生面临断炊。穷途末路的先生只得求助于好友教育厅长路孝植，借得湖北印花税务局和烟酒税局三千银元，以解燃眉之急。被激怒的学生们马上决定组团赴北京请愿，并向先生挪借一千元做路费。

虽然肖耀南百般阻挠，但200多名学生还是到了北京，在教育部呆了一月有余。并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发布了湖北停拔高师经费一事，导致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结果引起肖耀南等人的愤怒，谴责路与谈“大胆放纵学生”，并追究二公挪借款项的失职，迫使路厅长弃官。当此之时，先生虽孤掌难鸣、山穷水尽，但他仍然发誓要恢复学校经费。

1922年3月，先生进京述职，恳求教育部从根本上解决高师经费问题，教育部长傅岳芬找到两湖巡阅使吴佩孚的同乡同学、教育部参事高铁民，先生与高铁民在宜昌找到了秀才出身的吴大帅，一纸手令，终去心病。

这期间，先生面对风起云涌的学潮也曾疑虑，一些学生认为先生不够激进。再加上在先生索款的过程中，学生的意见也不尽统一，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先生的无能所至，便把矛头直指先生，滋生“驱谈”之念。

几年下来，先生殚精竭虑，夙兴夜寐，焦头烂额。随于1922年暑期向教育部提出辞呈。回顾先生这段经历，以政治的角度而言，先生难辞保守之咎，以矛盾的时局而言，先生以中立态度稳定教学秩序也不失为一策。军阀割据，邪恶弥漫，虎狼当道，政治腐败，人民颠沛，虽然痛心疾首，也是报国无门。在寸步难行的尴尬之际，先生似乎只有选择引退。“穷则独善其身。”这不是中国哲学的畏葸，而是病态社会促成的一种无奈之中的睿智。

8

谈锡恩先生读书、教书、藏书，一生视书如命。

谈锡恩先生是为书而生的！

辞去武昌高师校长之职以后，先生重回教育部任视学兼北平大学博物学讲师，后改任北平大学文牍。1931年，先生年近花甲，就辞去教育部工作，告老还乡。当时，朋友们都劝他为民族多作点贡献，省教育厅申报教育部批准，1931年8月，调他担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职务。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在官场中心灰意冷的先生，这一次似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身处乱世，唯有与图书相处才默契，只有与图书共舞才幸福。“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一次，57岁的先生重又焕发出青春活力。

图书馆是开发智力的宝库，是知识更新的课堂。谈锡恩先生尤其重视近代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要办好图书馆，藏书建设又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先生到职不久，便成立了“湖北省图书馆图书选购委员会”，制订章程，辨别妍媸，严为取舍。虽然在经费方面捉襟见肘，但在他的运筹下，穷日子也购得了一些好家当。

先生认为，“图书馆为人类知识之宝库，图书目录为宝库之钥键”。先生访美期间，参观过美国各地的图书馆，发现美国只有卡片式目录，而无书本式目录，便感言：“卡片式目录不如书本式目录能致远。”为了充分发挥近代图书馆的社会利用价值，先生亲手编成书本式《湖北省图书馆图书目录》，收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物约9000余种，《湖北省立图书馆旧籍目录》收线装古籍6200多种，84000余册。还编制了《古文图书目录》和《日文图书目录》两部工程浩大的目录，从实际出发，不泥古囿今，别出心裁。新籍目录用美国杜威图书馆分类法，线装古籍目录，沿用四库分类法。同时，把目录印了一千套，赠各兄弟图书馆，互通消息，资源共享。纲目中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词条，还收录了《资本论》、《马克思论文选》等文本，这也反映了先生藏书与目录建设的开放思想。

先生是以购书、藏书、护书图书为已任的人。1935年，当他发现有外地商贩收购楚地先贤手泽及珍贵书籍出境的行为，随呈书省府：“宜都杨氏、武昌柯氏、嘉鱼刘氏，或精鉴赏，或富收藏，价抵百城，声隆三楚，……查近有外来书贾，与本地商店互相勾结，百计搜求，或以利饵，或以术骗，密将珍本贩运出境，贪图厚利，转售重洋。”大声疾呼，“征文保献之责”，当局采纳了意见。

为了从根本上整顿健全图书馆的章程和内部秩序，先生亲率馆员整理图书内容，将图书重加修订，编印卡片式、书本式两种目录，以便利读者按类检索。先生更注重图书的阅览与流通，新书到馆则先以“新书通报”的形式抄告读者，并将这种推荐新书的形式写于规章制度之中，首创“图书巡回流通阅览”，读者赞此举为“读书快事，民众福音。”

1934年，先生申报筹建新图书馆，获省政府批准，组成建筑委员会，李书诚为主任委员，谈为委员会委员之一。由于经费不足，先生向国内外发函求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沔阳县卢本斋一次捐丛书三百部，价值二万多元。1935年10月1日，在武昌抱冰堂侧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谈老为新馆亲笔题碑以示纪念。新馆历时两年建成，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可藏书40万册。阅览室座位300个。从筹建、设计、募款直至建成，先生付出极大精力。1937年冬内装完毕，珍贵书籍排列上架，可惜使用不久，日寇的炮火便侵入武汉。

9

烽火岁月，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是可歌可泣的勇敢；但那些忠于职守，把生命置之度外的行为又何况不是可敬可佩的品德？！

明朝忠臣杨继盛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一介书生，生逢乱世，“著文章”易，“担道义”难。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面对日寇的狂轰乱炸，面对土匪的横行肆虐，谈锡恩先生文弱的双肩硬是担负起了职守之责。一位65岁高龄的学者，亲冒锋镝，成功组织十万藏书经宜昌，走秭归，过兴山，西迁至恩施，为保存中华文明的精髓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8年夏，日寇逼近武汉，空袭加剧，国民党省政府准备西迁。这时候，省馆藏图书近十五万册，有宋、元、明、清各代精刻本，清代禁书原刻本，以及各种拓本、抄本、殿本等珍贵图书三百余种，崇文书局版片九千余片，这些版片雕刻工艺精美，世所罕见。为了国家的珍贵文化遗产，先生多次向有关部门陈述保护图书的重要性，恳求在资金和交通等方面给以便利。但大敌压城，群群混乱，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难免多有推诿与冷淡。幸在代省主席严立三等人的支持下，省图书馆才被列入先行行列。

得到转移的许可，年近70高龄的先生一时年青了许多。他说：“守藏之责，重于守土。”“人生百年，书传万代，生命诚可贵，图书价更高。”在那些非常的日夜里，武汉外围的国军将士们正用血肉之躯抵御着穷凶极恶的倭寇，先生则带领18名职员在图书馆内开始了抢宝的战役。他们将馆藏中外书籍择要装成170余大箱，总计98000万多册。同时还有9540块崇文书局版片，总计重达45000公斤。其中更有《王本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湖北丛书》《百柱堂全书》等珍贵文物。图书在装箱打捆后，先生还亲临现场逐件检查，不符合要求的都要求重新返工，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此时，很多单位都随省政府走了，直到教育厅最后一班船，才通知图书馆启运。

为了确保图书转移的万无一失，先生教育职员们说：“我省的图书库藏丰富，不仅在数量上全国闻名，而且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是国家的珍贵财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管好这些文献资料，让它发挥更大作用。如果我们不珍惜每本书、每张纸，那就是严重失职犯罪啊！”有一次，他的儿子不小心把书弄掉在地上，先生一气之下打了儿子一耳光。在他眼里书比儿子更重要，尤其是国难当头的图书！

从武汉到宜昌，乘船的单位太多，而且拥挤不堪。先生多方求援，最后才寻得一处角落，但书多人杂，先生只好安排职员打地铺围睡在书箱旁，日夜照看。每到晚上，先生亲自巡查两三遍。

船到宜昌，人满为患。先生通过熟人关系，好不容易才租借到行栈的一间房子存放图书。但日寇的轰炸如影随行，多灾多难的图书早已没了栖身之所。更为困难的是，军事日紧，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十分缺乏，再加上峡江秋水暴涨，进入恩施的道路崎岖，大宗图书搬运不便，不得已，先生只好把重要图书用木船运至秭归新滩收藏。

一到新滩，先生和馆员们立即开箱翻晒。这是一项细致而艰辛的工作，他们对所有图书都要开箱翻晒，一旦发现有水湿受潮或虫蛀破损的，还要仔细粘补复原。图书晒好装箱时，每放一层图书，都要放一些防蛀药物，以防虫蛀。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对于图书的作用，先生时刻铭记于心，真正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当时，省女子职业学校、省立高中两所学校也路过新滩。先生动员职员们说：“图书馆是大众的学校，是大众的知识泉源，是抗战文化的宝库，是开发鄂西文化的基元，是抗战建国的基础，是革命文化的先锋。”就这样，1939年1月，在凛冽的寒风里，战时图书馆在新滩杜家祠对外开放，每天接待读者一百多人，时间长达一年多，这亦可谓中国抗战史上的一笔奇观。

在新滩的日子里，大家饥寒交迫。“懒豆腐”作为惟一的菜肴，不免让人感到生活的清苦，常有人凑钱弄点鸡蛋。先生便开导大家：“懒豆腐是鄂西的特产，山区的人是很贫穷的，只有来了贵客的时候，才打一点懒豆腐招待客人，在平时是吃不上的……”

新滩“地滨大江，敌机土匪，不时出没，藏书于此，殊为危险”。为了图书安全，先生又迅速用小木船将中外古籍书和西文书转运到游家河岩洞收藏。这里位于秭归与兴山交界处，岩洞虽大，但光线较暗又潮湿，弄不好书就会霉烂虫蛀。为了保藏好图书，先生和儿子在岩洞里睡了两夜，还教育两名看守人员说：“书贵赤金，没有书社会文明就难于发展”，嘱托他们定期翻箱，并给了银元作翻箱工钱。

日后，在转运游家河藏书的过程中，先生头顶日寇的轰炸，一蓑淫雨，两肩寒暑，来回奔波于恩施与兴山的崇山峻岭之间，历尽艰辛，至1941年3月21日，存在兴山岩洞的图书才全部运抵恩施，此时谈老已68岁高龄矣！

10

图书的尊严，就是文化的尊严，更是民族的尊严！谈锡恩先生保护历史文献的苦心和忠诚昭然天日。

恩施过去称之为施南府，有歌谣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可见地方贫瘠，山水萧瑟。1939年3月，图书馆迁至恩施五峰山原高农分校旧址，古籍珍本版片仍存新滩。但战事频繁，不久便把校舍让给医院，图书馆只好盖茅屋了。1939年6月先生申报：“修造竹篱草屋为馆舍，最易发生火患及漏雨诸弊。不合图书馆馆舍之用。”在先生的力争之下，开始筹建瓦屋。新馆建成之前，先生设法在土桥坝、官坡、舞阳坝、向家村、核桃坝分五处先后开辟阅览室。

在先生的努力下，省教育厅与恩施县政府等共同组织省图书馆建筑委员会筹建新馆，1944年4月17日动工，12月建成。新馆位于龙洞河栖凤桥畔，依山环水，景色宜人，馆藏颇丰。1945年2月16日正式开放，每日读者150人次左右。继任馆长刘子亚先生在贺图书馆成立80周年一诗中写道：“出水洞藏书万卷，五峰山种茶千棵。清江侧畔清樽满，土坝桥头翰墨多。”可见当时是何等情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紧随德、意法西斯的覆亡而战败投降了。然而，在山呼海哮、举国欢腾的日子里，谈锡恩先生却悄然引退，悄无声息离开自己惨淡经营多年的图书馆，寓居深山，研究学问，自劳自食。当时在恩施的文教界人士愤慨惋惜，扼腕长叹。

后来，很多人分析过这其中的原因，先生乃文人雅士，耿直致诚。在恩施任省图书馆长期间，坚持原则，照章办事。期间时有政要以借书为名，企图攘取珍本，先生往往不以照顾。文弱的书生自然斗不过权贵，在谗言面前，先生不愿受其侮辱，不屑辩澄其清，一走了之！

屈原《楚辞－卜居》：“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两千多年的长啸，仍然未能警省世界的愚顽，留给历史的还是无尽的感喟和深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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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锡恩先生留下的照像很少，档案里似乎只有那幅椭圆形的留影。透过岁月的尘埃，先生的儒雅之风与庄重严肃仍然清晰可见。

在后人的记忆里，他“体格魁伟，语言简练，觉着稳定。”很有大学者风度。纪念他的文章也都说先生正心诚意，深居简出，口讷而貌不寝，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正人君子。

先生遗留的著述也不多，大多是些文牍、日记和书信，而今虽只能窥测只言片语，但先生求真、求强、求实的精神却彩虹般彰显于历史的天空。

从零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想见，先生冷静里不乏睿智，严肃中时有幽默，即是高深的学者，也是活泼的师长，即是彬彬君子，更是热血男儿。

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先生与朋友谈及抗战前途时毫不犹豫说：“日本是个岛国，本土并不大，我们一个四川省就有它三个大，家底并不厚，这个强盗一定会被我们拖死的。”并欣然作诗道：“拘守何能比放翁，痴心矢信九州同。残疆守藏如闻捷，觅尔青春结伴中。”

据说，曾有朋友到图书馆拜访先生，见先生满屋的经史子集，就问他是否读过这些书。他回答道：“世间的知识，犹如大海之水，求知的人如一只老鼠喝大海之水。老鼠胀死，海水未去多少，真不沧海一粟。”深入浅出，发人深省。

针对学生的懈惰，先生也是循循善诱，他曾对学生讲述北方“懒雀故事”：任何鸟雀都有自己的窝，而北方的懒雀不然，每当寒夜风霜袭击的时候，它栖身在树枝上独自哀叫道：‘冷得难过，冷得难过，天亮做个窝，天亮做个窝。’挨到天亮，太阳出来了，‘懒雀’完全忘记了寒夜的苦难，将翅膀几扑，却欢唱起来：‘好暖和，好暖和，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好一个寓教于趣的先生也！

“处事无奇但率真”。先生光明磊落，正直无私。虽非革命者，但却宽对激进学生，曾经让那些“闯祸”的《新空气社》的学员去而复来，成全其毕业，忠恕仁慈，魄力非凡矣！

先生名重一时，连那些飞扬跋扈的军阀都器重先生，争骋他为教育厅长，山西阎锡山就聘过先生。但先生以家在湖北为辞，誓为家乡服务。先生离开家乡几十年，他常说：“我是兴山人，未在兴山生活过，可说是个野人。”桑梓情系，山高水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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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做京官、留洋，当大学校长，贵为湖北文教界之泰斗。但他一生两袖清风、淡泊名利。也曾有人为之惋惜：“声望大，作为小。”果真如此么？！

先生自恩施辞馆长之后，陈诚慑于舆论骋之为顾问，与张难先、李书诚并列为湖北知名人士，地方随之以顾问称呼。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断然还乡，以病老之身肩负起启迪民智、培育人才之重任，为家乡教育事业奉献余热，无言大爱，崇高精神永为后世景仰！

先生一生清正廉洁，敢与邪恶抗争、敢与权势较劲，但命运却时时处处与他作障。从恩施刚一回到兴山，先生便又遇上不少麻烦。

兴山朱、陈两大封建势力争权夺利由来已久，他们争夺的主阵地就是教育战线。1946年以前，兴山的中等教育事业为朱家所控，陈派自然不服，自45年起陈派便开始酝酿把“简师”部和初中部分开，成立简易师范学校。简师的毕业生是要到地方教书的，这里是培养势力的主阵地，校长人选尤为重要。

当时的两任县长熊迪民、夏崇德为处理好这个矛盾，以便保全自己，多次走访先生，力请他出任兴山师范学校校长。为桑梓计，为黎民计，先生征尘未洗，旋即走马上任，时间不长，又任兴山中学校长。由于是谈锡恩先生出任校长，朱、陈两派皆无话可说。你想啊，一个能膺服邪恶的人、一个让黑暗势力景仰者，其道德学问还用细说？！

任校长期间，先生每天都要到校视事，从学生的早操、自习、教师上课到学生的学习、伙食情况都要巡视观察，并提出具体意见。

当初，为了力促先生上任，县政府许诺尽力维持教育经费，但先生上任后，政府不仅不能保证教职工的薪水和伙食，甚至连学生的伙食也不得保证。先生十分恼火，多次找县政府，但都被那帮官吏糊哄了事。

1947年夏天，忍无可忍的先生跑到县政府，质问政府官员。面对一群官僚无赖，儒雅的先生顿失斯文，甚至举棍要打，县长这才出面敷衍塞责，但拖到五月仍杳无音讯。一天早上，先生拄着拐杖，集合师生，硬是让人喊来县长熊迪民，当着他的面对师生说：“没有钱的学校我办不了，县老爷自己来管吧，我走了！”先生也懒得写什么辞呈，叫孙子把简师校印送往县府，藏匿不现。威武不屈、“封金挂印”之义举一时为世人所重。

1948年春节刚过，兴山县立初级中学要开学了，校长人选仍无着落，县长夏崇德多次登门求情，先生才带病上任。但这个时候，国共之争，胜败已定。国民党一败涂地，兵荒马乱，物价暴涨，抓壮丁，派差役，抢粮运弹，“吃光队”横行城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先生勉强支撑校务半年，送走一届毕业生后，借暑假之机，决意辞去校长。

1948年仲秋，兴山即将解放，风雨欲来风满楼。76岁的先生携老伴张氏和子媳孙子共七位家人，搬到普安村肖家湾，栖息在谈家庄户一间不大的堂屋里，几件衣物、一方薄田，成天以包谷饭、红苕、土豆、稀粥充饥。

1949年秋天，红旗插遍了中华大地，伟大的新中国成立了！面对国家和人民的新生，先生异常兴奋，也曾动意前往北京观瞻，只因无人护送未果……

尾声

1951年的隆冬，新生的人民政权百废待兴，但繁忙的县政府还是想起了一个叫谈锡恩的人。是啊，谈锡恩乃前清拔贡、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国立武昌高师校长、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也！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人民政府，他都是位了不得的人物！

县政府派几个农民用滑竿把先生抬进县城，住进了县参议会。虽无文字记载，我想这极有可能是招贤纳才、共商县计的。可是，没几天时间，这个冬天的寒流让人提防不及，先生食住不适，溘然病倒。亲戚把他接到“治安客栈”，热心的店主燃了一盆木炭火，让先生取暖，晚上还煮了一碗米粥。先生端着这温暖的一碗米粥，吃力地看一眼冰冷的县城，慢慢感叹道：“世上还是好人多，感激你们的好意！”

三天之后，谈锡恩先生带着他77年的辛苦恣睢与事业功绩随风而逝。在这个滴水成冰、孤苦零丁的山城之夜，风流儒雅随之而去！耿介精诚随之而去！

好在兴山县西门口的几位热肠街坊邻居帮忙，临时将先生安埋在中学不远的地方。先生的亲戚闻讯从城里赶回三溪河谈家院子，告诉族人说：“谈家的大树倒了！”紧接着，谈家族人赶到县城，找到埋人的地点，挖出遗体，在滑竿上垫着被套，第二天轮流抬回老家，按风俗下葬，使先生魂归故里。

先生是在寂寞与冷落中逝世的，虽然他在湖北举足轻重，此时却似落叶悄无声息地回归大地，一支绵长深沉的曲子就这样嘎然休止了。第二年，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董必武在武昌会议期间曾多方打听先生情况，哪知先生尸骨早寒，斯人一去不复返矣！董老闻之，扼腕长叹，唏嘘良久……

是啊，新旧体制交替，总仿佛就是搬屋子，难免要不加选择地丢弃一些在后来居上者看似不要紧的东西，或者是把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放到某个角落里不予理睬，可是，等到某一天，突然想到它们的用处来，才发现因为闲置和丢弃之故，早已找回不了它应有的价值了！

噫吁兮！

行文至此，我早已如梗在喉，泪潸然而不能下！呜呼，先生十五便去乡远游，为国为民操劳一生，六十年后在回家的路上竟走得如此凄怆！吾恨不能生在当时，为先生执绋掮棺也！

回放历史，我忽然感到浑身的凄凉与惊悸。那个在战火中喘息未定的冬天一定最冷，那个百孔千疮的小城，肯定早在先生的躯体僵硬之前就早已龟缩在冰霜之中，麻木而冷漠。只不过那是个毫无表情的冬季，客栈的那碗稀粥还有如此的温度！西门口的良心如灯火还在摇曳一豆星光！

翻阅这些零星的记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阵寒意仍然让我颤栗不已！我知道，心中的痛，并没有因为时空的转移而有所淡弱，历史的记忆里，店主人的那碗粥，一直是温热的，它一直在滋补着某些孱弱的灵魂！还有那盆木炭火，仍然是旺旺的，它不会熄灭的。我相信，一定不会熄灭！

其实，谈锡恩先生离我们并不远，他就在兴山的昨天向着我们微笑，然而，我却用了“遥想”这个词，于哀伤和心痛之中，我终于想到这样两句话：有的人离我们很远/其实很近/有的人离我们很近/其实很远！

2009.9.14——200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