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才情，不一样的命运

最近读了有关张爱玲生平的文字，真的是感慨颇多。当然，最让我觉得不能释怀的，还是她离开大陆，远走异国他乡，最后郁郁而终的大半生岁月，那样的凄凉境遇总是让人想去探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一位天才作家的命运悲剧？

当然，如果说直接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其一，大陆新政权的建立。这对全中国的民众来说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事，因为从此可以在阳光尽情地绽放，自由地呼吸清新的空气。而对张爱玲来说，却是对她的一个打击，关于这点，我曾写过一篇文字《生不逢时叹才情》。尽管她是从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庭走来的，她看似很个色，看似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然而，若没有政治上的打击，她或许会安于现状也难说的。

其二，爱情的远离。关于这点，我也曾写过一篇文字《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不想再多说了。只想说，这样的打击，对张爱玲而言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爱情走了，当时的政治空气又处处限制她发文的自由，并且身处谩骂与指责的包围，没有人和她共同抵挡外界的风风雨雨，所以她的离开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西方对她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自由的国度，这一点，她从小耳濡目染——她的母亲和姑姑在她四岁的时候就一起去西方留学，并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带回中国，那是张爱玲所喜欢的生活方式。所以，当她身处困境时本能的逃避心理自然会让她选择离开大陆，去寻找那个理想中的自由国度。

然而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世事是如此地艰难，命运多舛的人生是不会给她以喘息的机会的。

但是，若一味地抱怨命运似是不公道的。她离开大陆到港大继续她的学业，却因十年前的奖学金问题和母校发生龃龉，负气离开又再度回来，如此的出尔反尔，造成了她和母校长达十年的积怨，这不能说不是张爱玲的过错——她的为人处事较之于她的文字，是太幼稚了些了。

在美国，她曾有过短暂的幸福——和作家赖雅结婚，那已是她的第一次爱情终结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那年，她三十六岁，赖雅六十五岁。他们的年龄差距其实也蛮引人联想的：时值盛年的张爱玲，是不是心里依然有放不下的恋父情结呢？一个似乎于很小的时候得到过父爱，后来心灵却深受父亲伤害的女子，也许赖雅的诙谐幽默热情大方让她觉得有情人也有父亲般的温暖也未可知吧。

其实，即使和赖雅在一起时，她仍然没有安定感——这源于他们经济的困窘。有时，他们卖文为生费尽心力却不得，生活的拮据，让人叹息，直到赖雅去世，一直如此，直到六十年代的爱玲热出现。

而人际交往方面，她却是一贯的低调而冷漠。其实那段时间，也有几个很欣赏她才情的朋友时时给予她关注和帮助的，而她，却是有意识地选择与人疏离，选择离群索居，选择与世隔绝，只以翻译作品和考据红楼来打发时光。甚至，在八十年代又一次爱玲热兴起的时候，记者千方百计采访她而不得，不得不去翻拣她的生活垃圾以取得有关她生活状况的片断，即所谓的“垃圾事件”。如此的举动，让张爱玲大受惊吓，第二天即在友人的帮助下悄悄地另觅他处居住了，直到一个人在绝顶的孤寂中在公寓黯然辞世，一周之后才被人发现。

所以说，她的悲剧的真正根源是性格，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她的人生悲剧的因子完全在其自身，他人只能远远地看着，却无能为力。她后半生的生活状态及凄凉的结局，可以说和她的自身性格是分不开的。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聂华苓却与她的处世风格完全相反。张爱玲是想方设法地逃世、避世，而聂华苓却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选择入世、融世。

其实，对聂华苓的生平了解的并不多，刚刚购买了一本她的作品《三生影像》还没来得及看，碰巧看到了迟子建一篇有关她的文章《一个人和三个时代》。聂华苓在《三生影像》的序中写道：“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只此一句话，一个开朗可亲的知性女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聂华苓和张爱玲的身世经历其实蛮有相似之处的：二人都有相当“高贵”的出身，都有着少年时期较为坎坷的生活经历，都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都经历过爱情的离去，都第二次找到了真爱。

聂华苓是在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时离开大陆到台湾的，她与她的每二任丈夫安格尔于1963年在台湾相见，一见钟情。之后的日子，他们“在半山坡上筑起爱巢——红楼，他们一起划船，一起喂鹿，一起谈诗，一起举杯，看日落月升。”并一同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一个推动世界文学交流和发展的计划，一个以文会友的盛会，一个文学界的“奥林匹克”。该计划于成立期间，共邀请世界各地作家一千二百多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一百多位。不能不说，这是聂华玲为华语文坛所作出的重大的贡献。

比较二人关于各自后半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大相径庭的选择，不能不让人慨叹：性格决定命运！抛开她们对自己生活的感受——也许对张爱玲来说，她虽很无奈却很享受她的孤寂，但在世俗人的眼中却仍然是一个幸福安然，一个凄凉无依的，反正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我在为聂华苓感到欣慰，为张爱玲感到爱怜的同时，还是忍不住想去探究她们性格形成的原因。

诚然，性格有着先天的因素，然而，当我读过她二人的生平之后，却不能不说，跟各自年少时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爱玲是个缺少母爱的孩子。她于四岁的时候母亲离开她去英国留学，母亲狠心离开的原因当然是跟父亲的关系紧张。做为一个追求自由的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厌恶对方的封建遗少的作派——娶妾，抽鸦片。而爱玲似乎对母亲的离开并不伤心，此后，她一直跟父亲生活。然而，母亲终究还是跟父亲离婚了，另娶了他人。她的日子一天天地不好过起来。据她自己说，她并不因为父母的离婚感到很痛苦，因为她原本跟母亲的关系也是很淡漠的。然而，她的父亲，据说还是很“爱”她的母亲的，所以，当他们离婚后张爱玲跟母亲走的很近的时候，父亲醋意大发，借着她跟后母的冲突对她大打出手，“她只觉得她的头被巴掌打得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的巴掌，连耳朵几乎也要震聋了，她坐在地上了，被打得躺倒了，但是还没有完，她父亲还揪住头发往身上踢……”在那一刻，她该有多么绝望！她是否希望母亲在身旁，像老母鸡护小鸡一般发怒地竖起并不强大的羽翼，保护她免受伤害呢？然而没有，她只能自己起来反抗，她想去报警被父亲看穿，那曾经也算得上慈祥的父亲“把一只大花瓶向她的头上掷过来，只稍微歪了一歪没砸中，飞了一屋子的碎瓷。这对父女之间的感情也就仿佛是这只粉碎了的大花瓶，完全被毁掉了。”此后她被父亲关了起来有半年之久，父亲扬言要用枪打死她。她在那期间又雪上加霜生了痢疾差点儿死掉，直到她病稍好点儿后成功“越狱”，逃到母亲那里。

那一年，她十七岁。她很冤地做了父母不幸婚姻的牺牲品。

想她在被关押的日子里该有多么绝望啊，母亲，当是她最想念的人了，然而，母亲没能救出她，母亲因为经济的原因并太欢迎女儿去她那里的，这也许是母亲没能救出的最根本的原因吧。而当她成功出逃后她唯一能去的地方，却仍旧是母亲那里。那时，她是被当做包袱了的，父亲当包袱甩了她，母亲当包袱不情愿地接纳了她。母亲曾想把她训练成淑女，然而她的“愚笨”和萎靡不振终究让母亲失望了，她说：“我懊悔从前小心从前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她的父亲让她的身心伤痕累累，她的母亲让她的心灵无处逃遁。

所以，她开始与世隔绝，开始自我封闭，她变得个色，与众不同。所以，注定了的，她会有一个悲剧人生。

读她的时候，似乎除了听她幽幽地叹息爱情，总觉得还能听到她的已然心痛到麻木的喃喃自语：母亲，母亲！路是你铺就的啊，你要把我引向哪里？

而聂华苓和张爱玲相比，要幸运的多，要幸福的多，因为她有一个让人敬佩的称职的母亲。

她的父亲曾是吴佩孚的手下，“殉难”于1936年和红军的战斗中。之后，母亲独自支撑起了这个家。她的母亲和张爱玲的母亲不同，是一个伟大而传统的女性，她于百般艰辛中毅然送女儿上学，而聂华苓也秉承了母亲的坚毅不屈与乐观，并不觉得求学生活之苦，反而想办法苦中作乐，比如她和同伴一同从狗嘴里抢下腌猪肝跑到农家改善伙食，在食难裹腹的情况下省下一点钱买花布做袍子穿，去橘林偷吃橘子，摘野花插在头发上臭美，与情趣相投的女孩子结为“竹林七贤”……

聂华苓的学生时代就如同她头上的那朵野花，是烂漫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活力，“她的花样年华既有着淑女气和书卷气，又透着股豪气和野气，真是迷人。”——这点与张爱玲是截然不同的，张爱玲的学生时代是暮气沉沉，了无生机的。她沉默寡言，她性情孤僻，她“为着没有时髦的衣服而感到自卑，为着没有朋友而觉得孤独”，彼时的她处于一种昏睡的状态里，是不讨人喜欢的。

聂华苓和张爱玲，两位有着同样才情的风华绝代的女子，命运却是迥然不同的。她们如同一起出发的两个人，不知何时就变换了方向，相背而行了。性格的不同，造就了她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虽然她们的文学成就一样的为世人瞩目，一样的让欣赏的人如仰高山，然纵观其一生，让人领略到的，却是不一样的风景。

20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