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右派和一个完美的手术

病人躺在床上，严格地说是躺在手术台上。院革委紧急会议正在手术室旁边的会议室召开。议题是隔壁病人的手术由谁来主刀。

给病人做手术原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医院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原来这个病人有点特殊，他不仅左肾衰竭，造血功能出现严重故障，生命危在旦夕，而且年纪轻轻就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给右派做手术，这可是一个敏感的活儿。不能让根正苗红的人去做，那是对人家政治生命的不负责任。知情者也会明哲保身，退避三舍。院革委主任颇以为难，会议开了近一个小时，隔壁的病人也昏迷了一个小时，倒不是救命要紧，那个年月，救死扶伤远没有阶级斗争重要，人被分成等级，有些人本该短命，像手术台上那位，活着让医院为难……

事情终归有个结局，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手术让院里扫厕所的老右派做，——要不是遇到这档子事，人们还差点把他给遗忘了，他原来也是一位外科专家。右派给右派做手术，以毒攻毒。不知是谁用当时的流行语调侃了一下，但是没有人敢笑。可主刀的还得有个助手，这助手的人选倒真的让院方为了难。本来该让年轻人锻炼锻炼，但偏偏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用年轻人岂不是把人家往火坑里推吗？主任委决不下，与会者面有难色。这时，坐在一旁的通讯员小刘灵机一动，俯身贴耳地告诉主任，刚从某院校分来的女实习生，不正好是个右派吗？主任闻之，如得了荆州似的高兴，还是毛主席那句话说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事就这样定了，俩右派给一右派病人动手术，真是天作之合。

于是在无影灯下，两个右派大夫给一个没有请吃、没有塞红包的右派病人实施肾切除手术。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主刀大夫是反动学术权威，学术反动不反动我们弄不懂，可它用来救死扶伤好比鱼儿遇到了水、瞌睡遇到了枕头，虽然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政治身份。

手术做得完美无缺，病人不久康复出院。这位病人其实就是我的忘年交王老，王老曾几次写信向主刀的大夫咨询术后保健等问题，他还偶尔从媒体上得知这位大夫是肾病治疗方面的权威。很多专业书籍上都有他的名字。权威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信必复，而且答复详尽，书写工整。再后来，王老就变得健壮起来，少了一肾并无大碍，年深月久，甚至忘记了自己曾挨过一刀。有些生命就是这样，你越是践踏他，他越是强壮而且长久。

摘了帽的王老早已从讲台上退休，凭一半的肾功能度过了花甲，并走向古稀。可毕竟上了年纪，加之年轻时受过夹磨，2005年春节一过，王老有点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在老伴和儿女的“威逼”下，不得已到医院做检查。这一检查非同小可。医生不仅问病史，还看动了刀的部位。中国有句俗话：好了伤疤忘了痛。王老本可以忘记那段锥心刺骨的病史，可让医生这么一折腾，他就又在回忆中冤枉受了一茬罪，可那是苦尽甘来的甜蜜，是曾经沧海的淡定。年轻的医生瞅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疤痕，最后还是在王老的再三帮助下，才隐隐约约找到一点淡淡的痕迹。那是一条几乎可以忽略的痕迹。

内外都有疤痕的手术是在红包和吃请盛行的今天才有的杰作。三十年前的那个手术可以说是世上最完美的手术。是两个右派大夫和一个右派病人的最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