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往事依依

有人说，年纪大了，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忘不了。这话不假。

这个周日，朋友请我去首都电影院看电影《山楂树之恋》和《查理曼大帝国密码》。

影院瑰丽豪华，大理石的地面，大理石的墙壁。好吃的好喝的应有尽有。百十来人的小放映厅，软包的皮革沙发座椅。音像效果俱佳，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票价也不菲，一场电影150元。

我看完电影之后，回到住处，仔细回味，怎么努力也回忆不全电影的故事情节。脑海中反倒浮现出许多孩提时代在家乡看露天电影的往事……。

我的家乡在长白山大森林的一个小山沟里，四面环山，树木参天。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名字，只能以所在的公里数35KM当做地名。当时，我父亲工作的单位省林业工程公司二处机关以及施工队的五六百户家属就居住在这里。

我就是在这个野渡无人、古河无名的山沟沟里长大的。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在我的记忆里，露天电影一直是我们那个小山村丰富生活的重要娱乐项目。公司的电影巡回放映队，每月至少要来山村放映一两次电影。

我们的露天电影院就设在处机关的操场上。两根脚手架挂起一面幕布。一张桌子上摆放着7.5——16MM放映机。外加自带板凳的观众，这就构成了电影院的全部要素。

看电影不需要买票，可以随意进场观看。电影票价格很低一毛钱或两毛钱，其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我记得：我父亲每月的工资中都有扣除电影票钱这一项。

在那个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我这么大的孩子们最美好的光景是伴随着露天电影度过的。那时候，文化生活枯燥。绝大多数家庭连收音机都没有。公司电影队要来演电影的消息，往往是不用广播通知、不用张贴海报，往往是头三两天就不胫而走。大人们相互转告，孩子们到处传播，就连要放映的电影的片名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演电影那天的傍晚，各家各户都早早地做好晚饭。孩子们提前就搬着凳子到操场上占座位。天一擦黑，各家各户，携老扶幼，捎上点松子、榛子和瓜子之类的零食，欢声笑语，涌向操场。更有邻近的村屯的人们，成群结队，赶赴几公里，甚至十多公里的山路，赶来看电影。看电影的人多时，有些人不得不到银幕的背面去看。那儿看得电影图像左右是反过来的，但不影响观赏。

电影放映时，气氛异常热烈。笑声、咒骂、快乐、悲愤，都会很快形成全场的共鸣。那时，放映正片前都有一个新闻简报的加演。孩子们不懂，都管它叫“假演”。放映当中或换片的“中场”，都会有人影或大脑袋映在幕布上，引来人们一阵嘘声和嬉笑怒骂。

露天电影，无论下雪下雨，都是不会停下来的。只要几把伞把放映机保护好就行。因为每天在哪里放映，这都是排好的日程。下一个放映地点的人是并不允许耽搁的。夏天看露天电影带好雨具就行了。冬天看露天电影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长白山林区严冬的夜晚零下40多度。去看电影着实要好好武装一番。穿上棉大衣，戴上狗皮帽、棉手套。脚上穿毡袜子棉靰鞡，最后，还要戴上口罩。即使这样，一场电影看下来还是冻得嘶嘶哈哈的。

那几年，我们看得露天电影都是能数的过来的。像中国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八个样板戏；越南电影：《阿福》、《回乡之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战线》；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宁死不屈》；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斯特凡大公》；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由于这些电影反复看，孩子们也总结出一套嗑，叫：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仅有的这几部电影，也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的生活。看完了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我们班一个胖胖的女同学就得到“600工分”的外号。看完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就得到一个“老狐狸”的美称。搞得同学之间直闹矛盾，看完电影就会有到老师那里告状的。

我们那个小山村的露天电影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直上演到七十年代中期，到了八十年代就逐渐消失了。那时，电视开始走进了我们的家庭。进入了九十年代，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了。

转眼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站在首都电影院里，看到今日的繁华和富庶，回忆起昔日看露天电影的往事，多多少少有些无奈和酸楚。这是一种带着乡愁般的怀念。虽说苦涩，但我仍心存感激，感激的原因只因缺乏。毕竟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连露天电影也看不到连饭也吃不饱的人啊。

露天电影，是几代中国人共有的记忆，也是共和国的记忆、时代的记忆。既温暖美好，又辛酸愁楚。但愿我们不要忘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