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山里的娃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从九二年参加工作到现在也有十八个年头了，从刚上班的胆怯，到后来的欢喜，再到现在的静默和疲倦，有太多的感受都如梦一样逝去了。但是有一段特殊的记忆，总是让我眷恋，有一群山里的孩子们总是让我牵念。

九八年的六月，我被调到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小镇上任职，那是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小镇，东边和南边依山，北边靠坡，有四十四个行政村，两万四千多人口，经济收入除了最根本的农业外就是劳务输出了，副业只占了收入的极少部分，当时的人均收入也就是一千元左右。

镇政府的院子很旧，青灰色的老瓦压在老房子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院子很小，没有停车的地方，更没有可以活动健身的场所。简单的欢迎仪式过后，是出奇的安静，尽管单位有干部职工一百多人，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当地人，下班的时候都匆匆忙忙走了。当我把自己的行李收拾好，坐在暗淡的宿舍里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孤独感扑面而来。窗外除了几点星光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看得清的东西；除了自己的呼吸，我也听不到一点儿可以打破寂静的声音。这就是这个小镇上最为繁华、最为重视的地方，而我则是这个小镇里举足轻重的人，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女干部。

来小镇的第六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学里的女厕所围墙倒塌，砸伤了一个女学生的腿。当时我的心好像被揪到一样的疼。略加准备后，我赶到镇里的卫生院，女孩儿的母亲一看到我就哭了，泪如泉涌。村干部一边介绍当时的情况一边介绍女孩儿的家庭情况。女孩子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则在家打理七亩多农田，还有一个五岁的小弟弟，一年的收入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外没有什么结余，一家人的希望就是孩子们能读好书，有工作，有养家的本事，可是孩子偏偏出了这样的事。小女孩儿正在输液，我过去摸摸她的小辫子，小女孩儿明亮的眼睛盯着我看，眼睛里满是泪花和期盼。我强忍着泪水没有掉下来，简单的安排后，怀揣着内疚和不忍离开了医院。那一夜，我无法入眠，泪光中闪烁着哭泣的母女俩。

第二天，匆匆安排好手头里一些工作后，我踏上了下乡之路，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山，走进那群孩子们的世界。

山里的天空像海一样的蓝，蓝得那样透明，山是那样绿，绿得让人心疼，可是那黄土地，几棵刚刚发芽的庄稼根本无法掩饰土地的贫瘠。车子在山路上巅簸，飞起的尘土扑进车窗，弥漫在我周围，偶然也会撞进一只蜜蜂不知所措地飞。同行的李校长和秘书小王一言不发，我只好打破这寂寞的行程。“我们去最贫困的村，去最应该修缮的学校，去最贫困的学生家中。”李校长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一天转不完。”“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直到转完。我们不能再让孩子们出事了。”我铁了心，眼前又闪过那母女俩的影子。

路越来越难走了，吉普车的马达声也越来越重了，汽车顺着山梁画着不规则的S型，我的手紧紧抓着扶手，可是身子还是不停地摇来晃去，头也不停地被碰到车篷上。车窗外，-一边是绿油油的沟壑，一边是散发着矿石光泽的徒壁。偶尔从山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半山坡上稀稀落落的房子，还有如雾般的轻烟缠绕在山间。如果你是诗人或者你是画家，你一定会被这山中的景色所陶醉。可我的心里却沉甸甸的，我迫不急待想要看到的是孩子们快乐的笑脸，想要听到的孩子们朗朗读书声。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叫后李庄的村子，司机在一个山坡下找到一个可以让车子掉头的地方。下车的时候我的腿脚发麻，再走路的时候不禁有些抖。好在到学校的路不远，而且山路也不是太陡。学校没有校门，爬上一个小坡，我们就闯入校园了。校舍只有一排房子，在房子前面，有一片用砖砌好的花坛，院子不规则，没有操场，没有运动器械，唯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高高的旗杆还有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我们进去，教室里有人迎了出来，经介绍，他是学校的负责人，是三位教师其中的一个。他带我们走进办公室，所谓的办公室，大约有十五平米左右，房子低小和昏暗，只有几孔小玻璃窗透着微微的光，就在这个小办公室里，放着两个单人床和三个办公桌，在门口的地方还见缝插针似的放着一个小桌子，在桌子上放着做饭用的盆和碗，看来这个办公室还是几位老师的宿舍和厨房。我们几个人挤在这个办公室里，无法转身和行动，那位学校的负责人很尴尬的样子，说话也很拘谨，其实他不明白，看到老师们如此的处境，我心里有多难受。离开办公室，我们又来到教室，踏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迅速的起立，并齐声喊：“老师好！”我没有当过老师，没有受到过如此的尊重，站在墙壁歪斜、房顶弯曲、顶篷脱落、地面凹凸不平的教室中，面对陈旧的、残缺不全的桌椅，面对孩子们真诚的问候和充满渴望的双眼，我的心一次次被震颤！走出这个学校的时候，李校长告诉我，这是山里最大的学校，有四十多个学生，六个年级。

我们是走着离开这个村的，因为再往里的山路不能开车了。司机说，正好看看山里的风景，是啊，山里的风景好美！远看重重叠叠的山，重重叠叠的绿，偶尔在山巅上或者山坳里，有一株粉红的桃花还没有凋谢，柳树却已经抢着逗醒了整个山间。在潮湿的雾气中，混杂着泥土的清香，曲径通幽处，有三两间小屋时隐时现。但是在这样的美景下，我一点儿也没陶醉，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要走一个多小时的盘旋而又曲折的山路，在山路的另一端还有我没法猜想的贫寒。

一路上没有惊讶，没有激情，只有一种信念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撑着我。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我们在飘着红旗的山间找到了那所学校，学校里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教室，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三张桌椅。孩子们放学了，只有一位老师在做午饭。老师是个四十几岁的男人，看起来很老，很清瘦，背有些驼，一双青筋突显的手沾满了面粉。这位老师姓陈，是一位民办转正的老师，在这里教学已经有二十三个年头了，家住在离这儿五公里的邻村，爱人是当地的农民，种了几亩山地，家里的收入勉强供一个孩子上高中。这就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为山区教育工作了二十几年的教师，他的生活也如这所学校的情形一样艰难。我问他：“一个人教三个年级的三个孩子累吗？”他瞅着矮小、斑驳的教室说：“没人愿意到山里来，我只能撑下去了，但是这所房子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中午村干部给我们安排在老乡家里吃饭，当我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到这个家里时，饭已经做好了，在大炕的中间，摆着一盘土豆和一盘炒鸡蛋。

家里的两个孩子都闪在一边，他们明白这是招待我们的菜。再三的请他们，仍然不肯跟我们一起吃，可是孩子的眼睛不时地闪过那盘金黄的炒鸡蛋。

下午我们又去了两所学校，情形基本相似，低矮歪斜的校舍，一两个老师，三五个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已经是落日黄昏。山头有隐隐残霞，林间有鸟儿低唱，几家农舍错落有致，炊烟缭绕，偶有一驴子的低吼，闷倦而诚恳。那三两个孩子斜挎着书包，踩着深浅不一的山路，披着夕阳的余辉进了自家的栅栏。天色已晚，索性留宿在农户家。山里的晚上是静的，星星闪烁，月挂梢头，院子里的风车转转停停，窗内的灯光也时暗时明，家里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除了帮家长做一些家务外，孩子很早就睡了，我不知道在他们的梦里有没有明亮的校舍，宽敞的操场，和先进的多媒体的教室。酸涩的眼泪又一次滑落下来，为了那些腼腆内向的孩子们。

那次下乡，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共走访了十二个村，十二所学校，走访了十八个贫困户。我们从山下爬到山上，又从山上退到山坳。一路上陪伴我们的是崎岖的小路，和偶尔与我们相遇的老乡以及他们手里牵着的牲口。回镇的路上，我反复地想，现在好多人都厌倦了城市的繁华、拥挤；厌倦了争名逐利、勾心斗角；厌倦了钢筋和水泥。他们向往山里的桃源仙境，可是又有几个人了解大山里农民的生活：一张小小的土炕每天容纳着一家三、四口人，寒窑破洞，盼望着春华秋实。那里的孩子渴望读书，渴望学校顶棚不要裂开，渴望他们的老师不要离开，渴望有一天通往山外的路能拓宽。而我，能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呢？

回到镇上以后，我们紧急筹集了一些资金和物资给那些急需修鄯的学校，应付就要到来的雨季。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却很难入睡，脑中一直浮现着孩子们那脏乎乎的小脸和那一双双渴望与期盼的眼神，我翻来覆去，总是在想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应该怎么去做，我在此的教育工作计划应该是什么，怎么样才可以全心全意把自己的爱心和责任心奉献给这里的孩子们。因为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也亲眼目睹了我的朋友和同学失败的求学过程，亲眼看到了农村的贫穷现状，亲身体会到农民子女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处境，亲身体会到农民为子女就学付出的代价，今天我又目睹了农村孩子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遭遇。于是，我一遍遍把自己所看到的农村教育问题和想法写成材料报县委县政府，同时同行的李校长也把这样的材料报到县教育局和市教育局。庆幸的是，我们的调查报告感动了市委和县委的领导，我们建校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市财政答应拨款五十万元，县财政答应拨款三十万，并要求镇财政筹款二十万元建一所寄宿制学校。接到批示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眼泪中我又看到了农村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九九年的秋天，那所寄托了全镇人们希望的寄宿制学校建成了，山区里的孩子们第一次踏进了崭新的校舍，第一次看到了可以连接世界的电脑，当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时，我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我不知道我的努力能不能让那些布满老茧的手得到温暖；能不能让那一双双含着泪水的眼睛得到滋润，能不能让那一个个渴望知识的孩子们充满希望，但是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时，我陶醉了……

二OOO年我被调离小镇。如今，十一年过去了，我仍然不能忘记小镇清幽的山水，不能忘记那些朴实的农民，不能忘记山里那些懂事好学的孩子们，不能忘记孩子们悦耳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