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同学黄青

手边有些儿空的时候，会想起我的同学黄青。

黄青第一次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眼前一亮，仿佛水涨船高，也陡然富贵了。

——我从学校出来后，天涯飘蓬，做过几个行业，都心不在焉，一事无成。我怀念我的青青校园，时常梦见自己还在书声朗朗教室里，“因为”“所以”什么的，别人说我说话，就像在照着哪本书念——整个一个书呆子，学生腔，到哪里能混得好？年龄却在一天天长。

夏天的时候，驮着行李跟着同乡来到上海滩，在建设工地拎灰桶。心里的无奈，只有落日余辉下飘浮着避孕套的滔滔黄浦江水知道。我那时身子还没长成，其实抬不动楼板，只能一遍遍抚摸血肉模糊的肩膀，希望它早点结痂，希望他多长些力量。住在别人废弃的工棚里，双人床，爬上爬下的上铺自然是我们年轻人。倒是不寂寞，因为每夜有穿过石棉瓦窟隆的星月陪我说话。今夜，上弦月回家了，临行前她跟我说，想再去联系个学校，念书。又说，昨夜收工时，走过路灯下看见的那个摩登女郎，其实是他单相思的对象，但靠给别人做苦力，猴年马月才能追上她？因此须得寻找新的出路。今夜来伴我的，是他的表姐圆月。圆月姐怀了孕，身子不便，一个月也只来看我一两次，并且还常常因为我在加班见不着面，虽仪态万方，但最近的几次晃晃的，走过长着白毛的石棉门时，好像病了。婵娟，蟾宫，月桂……名字一长串。千古文人呀，你们饱读诗书，冰雪聪明，但是有什么用呢？要么郁郁一生不得志，要么战战兢兢做了个奴才，想保持气节，所谓清高，那你就饿着吧。倒是摇尾乞怜两面三刀比较好，但混大了容易落下千古骂名，混小了就是个不伦不类。唉，人生识字糊涂始，何苦念书来着？这些烦恼的心思，我无意问月姐。月姐光彩照人的脸上生了蝴蝶斑（大约就是孕妊纹），但我看来看去，却像个狂草“答”字。

“小黄小黄，你在做梦吗？床怎么在抖”下铺的老杨醒了，在叫我。

我没有做梦。相反，白天里，我却像在梦游。我冷得发抖，只要一有机会，就站在太阳里，任额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但依然冷得发抖。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吃饭。我已饿得站立不住，但一端起饭碗，嘴里就发苦，每一口米饭，就像在吞咽苦涩的泥团。喉口如有一把柴在烧，接连不断喝下去的水，却像一杯杯倾倒在平滑的石板上，滑过，不渗透，依然如火烧。我很想吃甜的流质，或者水果类，又没钱。……已经有十多天便秘了，一天比一天瘦。

“年轻人，出门打工不适应吧？”这天收了工，乘我还没颤巍巍爬上床，老杨拍着我的后背说，“跟老板支点钱，去看看医生。”我想哭，但老杨接着的话，让我止了泪。“不容易啊。我们老家在上海滩混饭的，不下几万人，但大的老板也就三个，李某，张某，黄青。”“黄青？哪个黄青？哪里人？多少年纪？”“天目湖人，跟你差不多大。”是我同学无疑了。

怎么会？这几年！

淮海路上的医生面无表情，问了我一些时间，症状，抽出我嘴里的温度计，说：“伤寒。42度”。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回家，或者投奔我同学。

说来话长，我与我同学黄青性格迥异，但友情匪浅。说出来其实也不难为情，我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发育，总是坐在第一排。但黄青人高马大，坐在后门口。根据我九年的念书经验：坐在前面的小不点们往往成绩好，比如我；坐在后面的一般分两个极端，要么很懂事，有头脑，霸占着班长跟劳动委员之类的职，要么就是班主任特别头疼的木愣登。黄青就是后一种。说来奇怪，黄青是班里的草头王，头发永远油腻腻亮光光一边倒（我怀疑是抹的菜油），他除了跟女同学弄一些我二十八岁才懂的花样外，像不可一世的暴君，喜欢打人，拳打脚踢，什么人都打，除了我。我曾经有一次挂在他肩膀上，问：“为什么不打我？”他答：“算你有趣。”黄青虽然成绩差，却有一技之长：乒乓打得特别好，心情好的时候——往往是女同学及时回了他的纸条，他就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要么把球抛得老高，我要爬上桌子才能接到，他说这叫“吊田鸡”；要么一记左，一记右，我哪里是在打球，分明是绕着半边桌子短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这叫“麻雀战”。再有，他将一只手休闲地抱在胸前，另一只手长臂猿似的轻轻一挑，将球挑在刚过网的边角，定定的立在那里，皮笑肉不笑地看我跑。但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立马拿出杀手锏，总是拍别人脑袋的手在球拍前做了个鬼也看不懂的动作，“笃”的一声，球就像一道有形的鬼魂，呼噜噜向我飘来，我楞楞一接，唉！总是旋转着飞向遥远的草丛或者榆树了……

“不来了，不来了，老子！”我将球拍一甩，怏怏而走。

“黄骆驼……嘻嘻，”他一改满脸神气，嬉皮笑脸追上我，“你看这个，这个，怎么写啊？”摸出几张皱巴巴的所谓情书。

“喊我骆驼就不写！”这时也可谈点小条件——狗日的虽然从来没弄清过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但班里人人被他起了绰号。

……

现在，可曾还需要我“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的情书？我将往事梳理了一番，觉得已对人全无用处，于是卷卷铺盖拖着病身子回了家。

……

“啊哈，什么风将黄老板吹来了？”我们相互凝神了一番，打趣着坐下，抽烟，喝水，海阔天空，天南地北，神聊。在神聊中，我知道了黄青此番回乡的两个目的：治病，造别墅。他说他头里常常糊里糊涂，记不住东西，可能是神经衰弱，甚至影响了听力。我说我当年病在异乡的石棉瓦棚里。他就骂我，说我看不起他，为什么不去找他？“哪里会在乎你这点小费用？我那时的钱，是用蛇皮袋装的。”骂得我很感动。

这样黄青就隔三落四在我这里坐，次数多了，我渐渐看出了些破绽，感觉他似乎遭了难。

我的感觉得到证实，是在我去了他家后。

他家离我工作的单位也不是太远。那次（现在已记不清为何而去了）我就去了他家。朝西门，原先是生产队的旧仓库（我吃惊不小）。一会儿他老婆下班回来了，看见家里来了客人，眼珠都没多转动一下，脸上的表情如冬天的树枝。

黄青来我办公室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已有些为难，身在机关，私交得太频繁影响不好。比如他经常坐在我面前，我是理他好？还是不理他好？有时还要下乡，或者开个会什么的，他却没有离开的意思。最头痛的还是吃饭，我不能总是带个人吃在机关食堂，去外面吧，老实说我那时工资也不高……连续仨月在老婆面前谎称借给了同事。有什么办法呢？走一步看一步了。就冲他自小不打我，我也应该还他的情。

……渐渐的我心里有了些阴影，仿佛总觉得他坐在靠墙边的那张沙发里，有时明知道他今天没来，也会时不时抬起头，朝墙边看一眼，有时刚刚有一丝庆幸，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春天的时候，机关里安排我去党校“三学”一阵子。回来的第二天，大院隔壁的小饭店蔡老板朝我笑，说：“黄科，好久不见了呀。”我“嗯嗯”应着，想起已经有阵不与黄青去他那里了。老蔡接着给了我支烟，讪讪的，好像不全是礼节性的问候，吞吞吐吐，“这个，没多少，嘿嘿……你那个黄同学，说找你结……”我已听出了意思，心里有些不愉快。老蔡一张张翻着油腻腻的账本，一边用计算器“叽叽”的加，大致是我没出门该付的数。唉，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只当继续“借给同事了”。

党校回来的第三天，黄青就不请自到，同时带给我两个消息：一是别墅造成了，邀我去欣赏。我已再无这个闲情逸致（并且私下还有些怀疑。但后来的判决书上还确实有。）二是老婆已向法院起诉了离婚。

“到我这里来办就是了。手续简单，还省费用。”我指指门口民政的牌子，说。

“她知道我俩的关系，不相信你。嗯，你能不能在法院帮我找找人？”说着摸出法院的到庭通知，“我的应诉书，你看……怎么写？”我天生就是他的秘书，自小写到大，就没好气地大包大揽“我来我来！”

“嘿嘿……”他拣了支我桌上的烟，不关他事似的坐去墙边了。

下了班，我将黄青老婆的起诉书读了七八遍，越读越气。我知道我今夜睡不成了，就早早电告老婆，谎称赶政府工作报告，住办公室了。老婆绵羊似的说，“要不要我来陪你？”我赶紧说“不要不要。”说实话，这份不知出自何方神圣的长达八页的诉状，尽管啰里啰嗦，完全不懂得提纲挈领，但罗列的一个个花天酒地、全无责任心的事实，即使我完全不知情，也百分之百相信！我真的好痛苦。我同情那个眼珠不转的女人，恨不得将黄青揪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我却在研究着这份檄文，寻找破绽。一边拨出手机，问黄青底线。“保住别墅，其他什么都可不要。”你娘的！你除了别墅，难道还有别的吗？孩子你几时问过？你住宾馆，玩小姐，甚至弄出了性病，却让老婆女儿住在低矮潮湿的仓库里，你还是人吗？气归气，但房子还是要竭力争取。有了房子，我的这个同学就好比是一包烂稻草，外面包了层花花绿绿的刺绣套，今后还可骗个女人，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法院我鬼都不认识一个，只好转里转拐打听到卫生局的朋友，认识他们的一个副庭长。拉关系总是先从吃饭开始。副庭长带了三个人，朋友带了三个人，加上黄青和我，正好一桌，团团围聚坐下了，菜点了，单等主人黄青隆重登场。这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千呼万唤不应声，关机。

“开吃，开吃！”我一边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招呼着来客，一边在心里暗暗起誓：从今往后，谁要是再问了你的事，就是狗日的！

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来得还真是时候。有朋友邀我们全家去他的新屋吃年夜饭，其实离年还早了点。朋友的房买在新开发的山坡上，我从老婆开着的车里摇下窗，雪花就兴高采烈扑向我怀里，我一片都舍不得抖落。一带绵延的丘陵，被满天飘舞的精灵蒙住了，圆浑，纯洁，层层叠叠的曲线，就像价值连城的古画。幸亏活着啊，要是不在人世，哪里会看到这个世界竟如此美丽！

吃过饭，刚打开朋友的电脑想打几盘游戏，门卫打电话我，说有人找。匆匆赶到办公室，门口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我失踪了一阵的同学黄青，女的高个，不能说漂亮，但大大方方，端端正正。“嘿嘿，我同学。我……老婆。”黄青两边介绍着。女人笑了笑，转身离去。黄青就趁女人离去的当儿，对我介绍说，女人开了家小吃店，丈夫在越战中牺牲了，遗下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不用问，是来领结婚证的了。接着黄青生怕我有意见似的，夸起了刚刚下楼的女人。其实她纯属多此一举，凭我在门口的匆匆一瞥，就能看出是正派女人。我们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当然谁也不提以前，女人进来了。“黄科长，吃糖吃糖。”她将一包喜糖放在我桌上，落落大方。我就快手快脚，将他们的手续办过，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将他们送出了门。这次黄青也没有粘粘乎乎的多留。我数出十块公本费，放进存放公款的匣子，燃上一支烟，莫名其妙地觉得有块石头落了地。说真的，这个女人给我做老婆，我也很满足，会珍惜。虽然，两个孩子负担重些，但毕竟有幢别墅，夫妻经营小吃店，像两只蜜蜂，辛勤些儿，日子会过得很充实。

黄青啊，风光的老板一去不复返了，那就别自暴自弃，或者瞎想空头心思，脚踏实地，从头做起吧。有时少年得志，未必是好事呢。我在心里默默祈祷，以为黄青的故事到此为止。唉，如果真的到此为至，那该多好啊。

二零零三年的时候，传闻了很久的撤乡并镇果真开始，我们城郊五乡一镇，合并成一个庞大的机构。我们的工资奖金，被突然的割去了一块。空缺的那块，上面给了我们一个名目，让我们去创收。于是每天胸前挂了个小牌，像注射过狂犬疫苗的狗，满街跑。在这以前，我其实不知道黄青他们的小吃店在哪里，这次无意中就投进了。我们一帮人，叫叫嚷嚷，听说是我同学，也就不必另找别家，工作餐就安排在这中型小吃店里。黄青的第二任女人眼珠当然会转，吃饭的时候，我在乱糟糟夸张的嚣叫里，还没看出名堂。但是饭后，从黄青他们夫妇的对话中，感觉并不投机，又听说他们下午去跳舞，并且并不在一起，有种不详的预感悄悄走进我的心。大约自几年始，这个城市仿佛已进入了太平盛世的巅峰，在集体醉歌燕舞呢。如我辈不会舞者，说出口几乎是要被人呲笑的。我的预感也就转瞬即逝，刚刚合并在一起，一切工作似乎都得重来，每天忙碌碌，黄青已淡出了我的生活。

夏天的时候，两人寻来了，一前一后离开了一段距离。女的站在太阳里，对我喊：“来啊，来帮我们离。”我听了很不是滋味，又悲哀地想，这个女人一定吃够了婚姻的苦痛，要不然，害臊还来不及，哪个正常的女人会站在大太阳里这样喊？——她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了。那时婚姻登记已易了人，因此黄青的第二次离婚我没有参与，况且不知因为怎的，我也再不如先前的热心。后来，我也辞出了那个大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尤其是有关男人与女人的思索，再也没朝纵深发展（我原来想写些有关婚姻的研究的）。有空的时候，或者睡着了，或者醉了。

命运往往会发生轮回。不想二十年后，我又四海飘蓬，打工去也——侯门深似海，我的机关，我的公文。我两袖清风而来，离开时，带走我不知不觉积存了几箱的书，就没有再回看一眼……

从此再没有见过黄青，偶有同学相聚，汇集的结论是不知所终。

黄同学：你去了哪里？你的神经衰弱治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