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活跃在土改浪潮中的

1950年秋，我县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兴起，为了配合党的这个中心工作，全县各区小学教师（当时各区还没有中学），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闻风而动，先后成立了十余个业余文艺宣传队，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黎家坪区（原属笫10区）小教业余文艺宣传队，就是一支活跃在土改浪潮中的业余文宣组织。

艰难的起步

1950年秋收过后，黎家坪九龙寺乡和铁脚湾乡就着手酝酿进行土改。但那时群众觉悟不高，开展斗争还有很大的思想阻力。区长张树民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宣传工作必须先行。他写信给黎家坪完小校长唐昭阳，指示以黎小为活动中心，委任黎小教导主任桂彬为队长，组织区小教业余文艺宣传队，配合党的中心，宣传土改政策。领导还指出：这支宣传队是业余性质，要教学和宣传兼顾；现在经费困难，要艰苦奋斗，多作贡献。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全区抽调二十来个有一定文艺素养的教师，新学期伊始，自带被席，赶到黎家坪完小集中。大家在黎小楼板上匆匆垫个草铺，就马上研究分工。全队共分三组：剧务组，由桂彬、王赓民负责；乐器组，由伍运泰、桂芝、邹昶负责；后勤组，由郑宜福负责。接着就开始排演节目。文宣队始终注意业余特点，总是利用星期六、星期日晚上进行排练或演出。队员们肩负双重任务，既要搞好宣传，又要搞好教学，如星期天晚上有演出，再晚再远也要赶回学校。当时郑宜福在黄瑭小学，离黎十四里，汪策在平阳町小学，离黎十二里，都是召之即来，演完即去。在排演过程中，队员不讲任何报酬，学校也无分文补助，一切生活费用，全由队员自己负担。尽管生活清苦，任务繁重，队员都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当时经费特别困难，大家艰苦创业，从零开始。没有“灯光”，我们借来两盏旧媒气灯修好再使用。没有“布景”，我们就找来旧木架，用旧“狮子被”或旧白布绷好，制成几组景片；没有乐器，我们就借来一台风琴，自己找蟒皮修好了两把二胡，还用少量经费添置一点；没有服装，就按角色的需要分头去借。大家齐心合力，总算创建了小型文宣队的“基业”。在短短的两星期内，我们赶排了《兄妹开荒》、《土地还家》两个短剧，不失时机到群众密集的乡村“初试锋芒”，宣传发展生产和土地改革的政策，发挥了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那”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和“喜庆土地还了家，胡子滴油汤”的唱词，已经深入群众。通过这次练兵，黎家坪区小教业余文宣队走上了更活跃的新阶段。

喜儿在哪里

1951年元月，区委张文华（南下干部）指示：“为了更快掀起土改高潮，希望文宣队赶排一个重头剧来宣传发动。我建议演歌剧《白毛女》。这个剧在我们北方老解放区上演，效果非常好。”他还亲自买了三本《白毛女》剧本送给我们。

小小的文宣队，演大型歌剧《白毛女》，这本是异想天开的事，但为了配合运动，不负区委期望，我们还是麻着胆子接受任务。大家刻不容缓，把本子拆开来，抄的抄台词，写的写曲谱。几个重要角色也安排好了：

杨白劳――王赓民，新湾小学主任教员；

大春一朱敦朋，朝主山小学主任教员；

黄世仁――桂彬，黎家坪完小教导主任；

黄母――王志奇，何家坪小学主任教员；

（男角改扮女角）

穆仁智－―汪策，平阳町小学主任教员。

但是，全剧的主角喜儿（白毛女）在哪里？却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大家都很为难。那时是解放初期，旧时代转过来的女学生很少，有文艺素养的更是凤毛麟角，新的女知识青年还未培养出来。区领导为这事也很着急。后来听说队员朱敦朋的爱人孙雍昭，是祁阳城里人，能歌善舞，相貌又好，述曾报考过137师文工团，现待业在家，队长马上向区领导反映。区领导当即表态：“你们先大胆请来试演；如果真能胜任，她的工作我们也可安排。”把孙雍昭找来一试，果然嗓音清亮，舞姿优美，而且能够表现喜儿天真活泼、善良坚毅的性格。不过，她很年轻，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挑主角这副重担，毕竟有一定困难；半月内是否能出台，大家都很担心。但孙雍昭有一定文艺素养，接受能力强，她信心十足地说：“你们半月内能出台，我也不会拖大家的后腿。”大家兴高采烈，队长更是如获至宝，都开玩笑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朱敦朋、孙雍昭台下是天生的一对，台上是地造的一双！”从此，孙雍昭就留在文宣队里，并走上了我区小教的行列。她成功地塑造喜儿的舞台形象，成为我县当时屈指可数的“白毛女”之一。

“白毛女”来了

1951年元月底，《白毛女》排练好以后，首场就到当时的土改重点——九龙寺杨家町献演，一举爆响，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时观众心情激动，斗志高昂。随着剧情的发展，或喜或怒，或流泪或激愤。剧情紧张之际，群众情不自禁举拳高呼口号，激昂的声浪，不时打断剧情的发展。当全剧推向高潮时，剧中出现斗争地主黄世仁的场面，台下观众齐声喊打。这时正在前台执勤的民兵伍锡武，出于阶级仇恨，怒不可遏，竟一巴掌打在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桂彬老师的脸上，使人啼笑皆非，至今传为趣谈。

演出结束后，群众余兴未尽，有的迟迟不愿退场，有的要求明晚重演，多数人则纷纷要求下到各乡巡回演出。

区领导非常满意，称赞说：“你们小教业余文宣队里很有人才，短时间就排练好一个大型歌剧，演得这样好，真不容易。这样的宣传，我们当前的土改斗争太需要了！你们要不辞辛劳，继续到全区各乡巡回演出。作出更大的贡献。”当即决定先到土改另一个重点乡——铁脚湾乡去演出，然后再去其他各乡，包括水仙桥、马嘶坪、何家坪、文富市、神虎桥、石子岭、黄塘、新湾等十来个演出点。

文宣队每到一个演出点，那里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小伙就奔走相告：“白毛女来了！”乡政府说声要接待文宣队演戏，群众就自告奋勇，有的往返十余里来接箱担，有的搭台子、搬道具、借服装，一呼百应，随叫随到。每次演出，场场爆满：男女老少，打马灯的，举火把的，照葵秆的，点篾丝的，一队队一行行朝剧场涌来。剧场上人头攒动，盛况空前。何家坪的王桂秀，曾作过童养熄，《白毛女》激起了她强烈的共鸣，文宣队演到哪里，她就看到哪里，前后看了五大场，场场都感动，热泪涟涟。她说：“《白毛女》把我们受苦的生活都演出来了，真感动人，使我们看清了旧社会，产生了阶级仇。”

对表演技艺，群众也有很好的评价。不少人说：王赓民的杨白劳，孙雍昭的白毛女，都演得活灵活现，维抄维肖，全县各区都难盖过，恐怕连专业剧团也少有；桂彬扮演的黄世仁很传神，显出骨子里的狠毒，是演得最出色的“恶霸地主”；汪策演的穆仁智，狡猾阴险，狗仗人势，使人恨得想咬他的肉，可说是“祁阳三个半丑角的一个。”这些褒奖虽有一定程度的夸张，但不难看出，当时的演出确实是比较成功的。

可喜的收效

我们的劳动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我们的宣传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

在土改初期，我区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不少农民缩手缩脚，顾虑重重，怕得罪人，不敢检举揭发。而反动的地主又在负隅顽抗。石子岭乡地主分子伍月秀，群众斗争了她，她怀恨在心，狗急跳墙，竟放火烧屋去进行报复（后被处决），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我们以生动的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土改政策，使两万多观众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阶级教育，不少人提高了觉悟，站稳了立场，分清了敌我，鼓舞了斗志。杨家町的群众，原来斗争有顾虑，打不破情面，迟迟不愿去地主家搬浮财（群众叫“取鸟窝”）。看了《白毛女》后，群情激愤，三天内就把“鸟窝”取完了。

铁脚湾乡土改时，农民清算了十塘湾地主朱伯龙的剥削帐；朱矢口否认他家里还有浮财。我们宣传队在该乡演出后，群众深受教育，坚定斗争意志，讲究斗争艺术。朱伯龙慑于政策的威力，被迫交出埋藏在室内地窖里的大批财物，挖出了银元和金首饰一缸子，价值人民币两万余元，抵偿了大部分剥削账。

黄塘乡有个伪乡队长张春林，血债累累，外号“春林猛子”。群众对他恨入骨髓。解放前夕，他畏罪潜逃贵州，杳无音讯。土改时，群众受到《白毛女》演出的教育，积极检举揭发了这个恶霸的种种罪行。大家认为：大霸不除，仇恨难消，还有隐患。经过充分讨论，选派当地小学老师马超骐赴贵州安顺一带明察暗访。在贵州老乡的帮助下，终于把恶贯满盈的张春林缉拿归案，交送人民政府依法处决了。

这个宣传队，于1951年暑假，与大村甸区（原属第12区）伍锡多同志领导的文宣队联合，发展成较大的小教业余文宣队，伍锡多任队长，桂彬任副队长，演出了《白毛女》、《王秀鸾》、《穷人恨》、《刘胡兰》等多个大型节目。它以更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作出了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