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的纪念
一位偶然相识的朋友,曾经共事年余,交往十载,相互关照,志同道合。然斯人已仙逝半个世纪。回想曾经的过往,往事历历,音容宛在,言犹在耳。交往中的点点滴滴,有喜有忧,有无悔有愧疚。然人生在世,个人命运与社会洪流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该放下的就放下吧,相信老友地下闻知友人如此心声,亦当欣慰有加吧。问好作者,祝身体安康!
我早就想动动笔,写一点默默无声的文字,用来默默地纪念一个有德有才却又默默无闻的人。斯人离我而去,已近半个世纪,而我自己也年届八十,这情债不还,将不知如何面对故人呢。
打开记忆的荧屏,往事历历在目。曾记得解放后,我开始在本村教小学。第二年,突然调到了离家二十里属于大村甸区的新塘湾小学。春节后几天,我怀着一肚子不高兴,去学校报到。寻到那里一看,只见它并不是大湾深沟,而是丘陵地里不大的垄坑。中间一土皂水冬田,两边是十来级旱田。土皂的中段突然宽阔,当中并排几口大塘,叫新塘,这大概就是得名的由来吧。塘边,群聚着几个大院落。有几户姓伍的人家宅院较阔大。对面小丘间杂树葱茏处,还有一个较大的院落,一些屋脊墙角,从茂密的枝叶间窥探出来,却不能看清它的全貌。为了文化上的需要,在两大院间的半排上,立起了一所小学,孤零零的,是座一排三间的二层楼房。地面中间是小礼堂,两边各是一间教室。从礼堂正面间壁后拾级而上,就是办公室。左边作教室,另一边就是教师宿舍了。我在中间办公室,见到了这所学校的主任教员。
主任叫王岢,永州人,出身破落仕宦世家,从教已十余年了。他四十开外年纪,西式头,蓬蓬乱乱,短胡须,一双凹陷的维吾尔族式的黄眼(我疑心他是少数民族的后裔)。上身灰布短外套,衣袖上油光点点;两个烟烧的破洞在衣襟下摆边张望。一看就知道是个善良随和不修边幅的中年教师。他见我来报到,便满脸堆笑,匆匆走过来,伸出指甲熏得蜡黄的手,用“零陵牯子”的腔调说:“欢迎你,小桂!我这里需要你这样的多才多艺的教师。学生知道好老师来了,个个兴高采烈哩!”我答道:“蒙你看得起,我很高兴;但愿能配合您的工作,不致拖你的后腿才好。”后来我才知道,王老师不仅想把书教好,还要把学校办出特色,因此,他想方设法要找个志同道合,能唱能拉的人来协助。他了解我曾参加过区文艺宣传队,是大型歌剧《白毛女》的主琴手,还演过角色。就看好我,费劲把我调来了。接着他问我的想法和要求。我说:“家妻姓汪,刚满十六岁,农务冒(没有)学会,还想跟在我身边学几个字,不知能否行个方便?”他满口应允,说:“好啊,跟着学点文化有好处,你放心带她来,住房我来安排。”等我回家接妻过来时,他已教民兵找来两块大匾,请木工将他那间住房隔作两半。房内放了一铺旧牙床,一只橱柜和一张办公桌。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从我的心头淌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了。心中暗自庆幸我调到好学校了!
学校原请了一个工友,打理生活,兼做点杂事。不久,小学取消了这个编制。这让王老师非常为难。他原是孤身一人,妻子和女儿相继死于肺结核。他不善家务,更不愿在锅灶边旋转,一时手脚无措。我劝他别为难,我妻没事,可以帮着煮饭。他非常感激地接受了。那时小教工资低,且是以粮代薪,每月两百来斤稻谷。我除了妻子,还有母亲妹妹要照顾。王老师只一人,手头宽裕些。和在一起吃,按人算账,我负担不了。于是采取共饭分菜办法。他见我俩老吃南瓜腌菜,很是同情,就买个大仔鸭回来。说:“请小汪帮我忙,我来露一手,炒血鸭吃。”他终于炒出两大碗来,放在桌上:“来,尝尝我的手艺。”我们好久没有吃到这样的美味了,自然赞赏不已。吃了两筷子,就不好意思再夹。他说:“哎,你们怎么不多吃?别拘相(拘谨)嘛!‘财物分,人不亲’。我们是一家人嘛!你的我的,何必分得那样严格?以后你家的腌菜,我是想就吃的哩!”他就这样打消我们的顾虑,常常让我们分享他的劳动成果。
开学不久,他就把注册、制表、绘图等事全做妥了,学校工作井井有条。接着就办起了农民夜校,成立小学和夜校两个演唱组,排练了好几个反映新政策法令的节目。他编导,我配曲伴奏,有时还帮助设计演员的动作和表情,以提高艺术质量。学校一时弦歌不断,学生情绪高涨,群众反映良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受到了政府的表扬。王老师笑口常开,不时亮着嗓子,唱道:“一马离了……西凉界……”有时喊道:“桂老师呃,把弦子拉起来吔!来一曲《贺后骂殿》,如何?”这时我才清楚认识他原是个多才多艺,非常活跃的人,他为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文明,简直不遗余力啊!
王老师办学有经验,管理有方法。他平易近人,对夜校学生(有些又是民兵或村干)亲如朋友。有人来了,好烟,送不起;喇叭筒,听你便。他常买了旱烟,卷成拇指大一根根,用剪刀剪成丝,放在桌上,谁要谁抓。自己的剪刀用坏了,就拿我妻的女工剪刀用,并且从不想到要归还。他随和可亲,人缘好,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群众对他的缺点,如很少换衣,极难洗操,也一笑置之,不当作一回事。
暑假里,我妻舂米手上起了一个大水泡。不久就感染了,红肿发热,痛得两晚睡不得。村长伍孝本夫妇关心说:“莫是无名肿毒哩!显塘何先生,祖传名医,治这种毒疮非常拿手。”我趁薄暮,真把何先生请来了。医生看后,说:“有办法!我喜欢疗效快,开刀!一刀下去,排了脓,就不痛了。”我尊重医生的意见。果真一刀下去,脓水涌流。但就在这时,人一下昏厥,倒在地上!那人本是乡下医生,以前也没出现这种事故,慌了!“啊呀!她太虚弱了!一刀都受不起,怪事!”我手足无措,急得哭着喊救命。王老师闻讯赶来,非常着急,对医生说:“怎么搞得?啊?好好的一个人,一开刀就倒了地?出了人命,你可脱不了责任!——还不赶快抢救!”医生苦着脸,一筹莫展。说:“我没带药。如有西洋参,倒是可用的。”王老师急不可待,说:“那怎么办?不急救就会出大事!我跑去苏油坪(相隔六华里)买西洋参;请伍村长看住这医生。人没醒,不能让他离开!”说着,打个手电筒,独自快步买药去了。等到买药回来,王老师浑身汗透。脚步未停,马上把洋参让我妻含服。伍村长又帮我妻扯痧。折腾了两点钟,人才渐渐苏醒过来。那医生在一旁捏了一把冷汗,不知什么时候,竟悄悄溜走了。
王老师助人为乐,帮人排忧解难,不遗余力。工作上,文艺上我两人配合默契,已建立兄弟般友谊。下半年,学生和班次都增多了。他很关顾我,说:“现在教师不够,女教师尤其少。我想请你小汪帮我教一班课,低年级,备课你也可以辅导她一点。一来呢,可为社会做些事;二来呢,多挣一份工资,对家里总好些。怎么样?请示上报,由我负责。”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啊!我便跟妻子商量。哪知我妻过分胆小,怕羞,不敢站上讲台。再怎么开导她也不点头。于是一个绝好机会就失去了,以致终生未能参加工作。但是,对王老师的关顾,我心里是多么感激啊!
夜校学生也增多了,形成一派兴旺景象。学生不分节日、假日,吃了晚饭,就都涌来。这时,晚上照明渐感困难,(主要是煤油供应紧张)他想出点子,发动学员采樟木籽。大家热情似火,主动从家里拿了被单铺在樟树底下,用长竹竿把樟籽扑打下来,再收捡去炸油。几个下午就采了数百斤,炸油一百八十余斤,为夜校解决了两年的照明问题。此事,得到了县教育局的表扬。群情高涨,过旧历年那一夜,学员都到学校与老师团圆。
寒假里,他跟我谈家常。我提议说:“您也该重新找个对象,再结连理了。”他叹了口气,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浅薄平庸的,我想到前妻便犯憷;善良美好的,她见到我胡子拉茬,邋里邋遢,谁愿来呢?”我劝说道:“这都不是了不得的缺点,可以改的嘛!以后还是多关心这件事吧!”看来王老师真一往情深,心地高雅。可惜以后总没有合适的人选,竟至于终身孤独,真是遗憾!
这中间,他又跟我谈起家史来。他说,他的姐姐,是中共地下党员,大革命时期英勇牺牲了。他把当时具体细节说得栩栩如生,令我非常感动。我提议说:“你姐姐壮烈就义,其精神不应埋没。且业迹富有小说要素。你很善文,新旧小说读了不少,社会生活体验也较丰富,何不把这事写成小说,以昭后人?”他动心了,欣然接受了我的怂恿。每天晚上,我们都沉浸在小说的酝酿中。两人后来协商了一个总的框架,并涉及章回的安排,细节的穿插……他也立定了志向,兴味盎然,马上着手这项工作,一有空就奋力爬格;拟定用两到三年时间,写成近二十万字的初稿,并命名为《潇湘日夜向北流》,他创作这样规模的小说,在祁阳小教界算是第一人。
第二年暑假里,乡政府搞查田定产,要求小学教师协助丈田登记。那时,我大腿生了个大毒疮,又红又肿,走路更疼痛不堪。拿个登记册,上田下墈,常常跟不上步伐。这新上任的乡长是个志愿军转业军人。他不了解我的情况,只凭这一点,嫌我工作不积极。下学期,我就调到别的小学去了。王老师听到这消息,如折双臂;群众知道后,一片哗然。学生和夜校学员六十余人齐心到区里去请愿。区领导是个很有见识的南下干部,善于处理群众多种矛盾纠纷。他知道只听乡长一面之词,安排亦欠慎重。他委婉地说:“群众既然这样欢迎桂老师,我们何必把他调走呢?只是现在调令已下,木已成舟。本期如不能,下学期一定还你一个桂老师就是。”区领导高超的谈话艺术,很好的把群众打发回来。于是我与黄老师兄弟般的合作就此分开,不过我们的友谊却并未因分离而中断。
1956年,我考入湖南师大中文系。寒假回乡,立即就来拜访老友,并询问他撰稿的情况。他感慨良多,说:“老桂呃,你走得及时,如神龙见首而不见尾,多么光彩!我工作现已后继无力,不久也将离开这里。那时,就像蛇一样,会现出一个长长的尾巴啰!”过后,他就把小说的誊正稿捧出,托我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请求指正,帮助出版。后来我知道,他的确不久以后,就不声不响离开工作十来年的新塘湾,调到生疏的苏油坪小学去了。
1957年上期,我去上学时,就把稿子交到出版社。过了个多月,我又去询问对稿子的意见。领导说:“内容朴实刚健,是很好的教育青少年的革命教材。但有些不足,还需修改。你是大几了?能帮他润色么?”我告知:才念大一,嫩得很,力不从心。领导点着头说:“那就请转告,我们将派人去帮帮他。”后来也确实来了人,并从艺术加工方面提出了意见。只是这些与作者原有的思路不很合拍,且又离开作者以往的生活体验,单纯从艺术上去拔高,教人一时难以接受。王老师勉为其难,仍作了较大的更动。这一次,他写得很疲累。等我1957年暑假再去看他时,稿子虽已写完,但人却又老又瘦了。我很过意不去,鼓励了几句。他又把定稿本托我再次转送。没想到这书稿竟是个长期坐禁闭的命运!
1957年暑假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多事之秋,出版社内部也在整风,人心动荡,时亦有领导干部被划作右派的。学校教学也乱套。“反右派”,“助双抢”,“搞跃进”,“修铁路”,“炼钢铁”,“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一个紧接一个。书读得越来越少,路走得越来越逼。出版社总是沓无信息,朋友的书稿,我是无暇顾及了。
1960年9月,我毕业仍回故乡祁阳工作。我不仅未入佳境,反而落得贫病交困。我自己在苦日子中,先得水肿病,后转干瘦,奄奄一息睡进了临时“疗养院”。这时妻子也患了骨结核病,且日趋严重。到1963年,实在不能迈步了,只得送她去衡医作了大手术,打了个箍定整个腰部的大石膏,回到学校疗养。这段日子,我焦头烂额,自顾不暇。王老师呢,情况也非常不好。有一天,我得到他最后一封信,信上说:
“我孤身一人,来到这生疏的地方,无力重新建立较好的群众关系,困难已是多多。三年苦日子熬过以后,工资依旧,物价疯涨,生活的拮据,实令我无颜启齿。日夜眼巴巴望着稿子的消息,却总似泥牛入海。拟亲去出版社,但行动困难,且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穿不出。困窘如此,难对君言。老友有知,量能察我……”
看完来信,我心顿时紧蹙;赶紧回信安慰,并希坚持克服暂时困难,以望转入佳境。还说明我亦甚为困窘,目前尚欠衡医医药费用450元(当时这不是小数目),需要按月扣工资偿还。待来年稍松,必将亲自前来拜望。信寄出后,便再无有声息。
1964年中秋以后,西风萧瑟,过早下起冷露来。有一天,我突然得到一个噩耗,说王岢老师因贫病交加,孤苦无助,终于拖死在病床上,年龄大约54岁。后事还是新塘湾旧交村长的儿子伍政顺料理的……
我的心又一次紧蹙起来,一股悲悯和愧疚之情交相猛击我的心!一个有才有德,乐于助人的小学老前辈,燃完了自己烛光,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与世长辞了!叫我怎不悲痛难禁!一个与我共事年余,交往十载,关爱我,尊重我,惠顾我的老朋友,没有得到我一丝一毫看顾,就含悲永逝,叫我怎不悔愧万分!虽说那时,我自己困苦难于自拔,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既已欠债,何不更多欠一点,先腾出一点点,去帮他解决燃眉之急?惭愧!惭愧!“君子之风”何存?我将有何面目见老友于地下?
我曾怂恿他写这部徒耗精力、劳而无获的书稿,他走以后,留在渺渺人寰。我呢,过后又经历了几年“浩劫”,五年“劳改”,五年“充军”山区,两年闯荡黔西,人就这么走到退休的边缘。对这部遗稿,我无能无力去作一点补救的工作,以至又留下一个永恒的遗憾和愧疚!
现在,我年届八十,退休在家,偶思旧友,想到书稿,负债之情,充斥胸臆。当前,出版制度比较宽松,出书热潮令人兴奋。我突发奇想:如这书稿犹在,我愿出资为他付梓,以完成老友的宏愿,从而也弥补自己的歉愧。于是,我给出版社写信,像痴人说梦一样请求索查书稿。但结果呢,仍是“缥缈的云”、“虚无的梦”。——这也就是对他所牵挂的书稿的最后交代吧!
王老师离开我们已近半世纪。我写下以上的细节琐事,默默地纪念他,或许能让别的人也知道,他赤条条离开人世,没有带走一丝一纹,却为学生、为社会留下了他所有的心血和丰盛的精神财富。他是一位随和善良,才高德劭,忠诚教育事业的人民的好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