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还是“拾起”？

记得40多年前，我正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读中学，姑母来信，说在成都五桂桥的母亲坟莹因国家征地建车站，已作为无主坟被推倒拆毁，她听到消息后赶去，五桂桥一带早已推平，到处白骨累累，根本辨别不了原貌，更不用说找到母亲的坟茔和遗骸了。

我看了信以后心里非常悲伤，记得连续夜里做梦，梦见母亲。母亲似乎正在给我们读《格林童话》，但内容似乎又在讲述济公活佛惩恶扬善的故事……而周围都是松树，马尾松。松林里雾气腾腾，母亲的面容时隐时现，有时模模糊糊，有时有十分真切。梦醒后，心里沉重得很，总觉得被一窖大石头压在里面爬不出来。想母亲去世不过五年，俗话说“十年拣金”，拆坟的时候可能尸身都还未化罢。而我们一家自母亲去世后也凄凄惶惶来到父亲教书的小县城，就再也没有过问母亲的坟莹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来就没有回过成都为母亲扫墓，祭奠过母亲。而这五年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紧接三年大饥荒，四川饿死—千万人，父亲也因水肿病险些死去。谁还记得入土为安的母亲呢？

想到这些往事，我便在上物理课时默默写下了一首小诗《孤魂诉》，诗句借母亲之口，怀念和寻找自已的儿子，寻找不到，便凄凄惨惨叙述那孤苦伶仃的心境。诗还是草稿，写在物理作业本上，谁知第二天，我们的语文老师，学校党总支副书记便找我谈话。她说了很多，我只记得她讲诗及人，讲到诗歌应是“旗帜和炸弹”，是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同时，她还背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长诗《列宁》。这时，我抬起头来看着她，夕阳从办公室的玻璃窗中透过来，把她的头发映成金黄色，她的眼晴望着窗外的夕阳，显得朦胧而又柔美，似乎忘掉了我这个学生的存在，自顾自地沉浸在诗歌的意境中……

等了好一阵，她才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中回到现实来。她拿出我的《孤魂诉》，看似无心却象有意地说：“你这首诗幽怨悲凉，有点象为地主阶级招魂一样……”我一听，如五雷轰顶，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后来，当我结结巴巴地将写诗的意图、起因向她讲诉清楚后，她沉吟了半响，叹了一口气，然后让我上课去了。

后来学校开大会，校长谈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提到有学生写格调低下的诗歌，是“资产阶的精神贵族”……当时许多同学都知道是我了，他们大都不愿和我来往。我只能泡在图书馆里，沉浸在俄国、法国的世界名著中，沉浸在三十年代新文化的名著中……短短两年时间，我基本上人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那点名著！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难得的机遇啊！

文革初期，狂飚突起，社会上抓了许多牛鬼蛇神，常常串成一排在各单位和街头巷口批斗。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她作为学校党支部副书记。是当然的保皇派、走资派，她也被红卫兵揪斗。记得在县城大十字口，她的保皇狗牌子虽然没带，但颈项上却挂着狗骨头和破鞋，满头秀发上吐满了唾沫和口痰，而且当时正怀孕，挺着个大肚子。红卫兵小将却还要将她弄到高板凳上。虽然她批判过我的诗有“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情调”，我也心怀怨恨，但看到这—幕，怨恨瞬间化作悲悯！

我想－个人、一个女人、一个怀孕的女老师……她的人格到哪里去了呢？记得她讲文天祥的《正气歌》时，语重心长地强调“士可杀而不可辱”！但在那种时候，那种地方，那种环境中，造反派红卫兵不杀你而辱之，你又有什么办法？若你真要脸面而自杀，自杀便是“自绝于人民”，岂止自身毁灭，还要祸延身后，影响家族及子孙。仔细想来，此时只能不要脸面，辱丧人格的活着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呜呼，这真是强迫一个人活在灵魂的地狱里！

谢天谢地，十年文革浩劫终于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分回母校任教。校长立马安排我上提高班的语文课。作为新手，我感到诧异，也怕担当不了这副重担。校长却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颇有信心地说：“主任推荐的人绝对没有错，好好干……”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语文老师已任师培中心主任，就是她向校长推荐我的！光阴荏苒，几十年说过去就过去了。我和我的语文老师经常见面，尤其是业务上的联系特别多。不管是新的教材研究；还是论文参考；不管是外出培训；还是示范教学……她对我的要求总是想尽办法满足。每个月，我都会按时收到她寄来的《师培通讯》，那怕是我调出学校转行到新闻单位……

我们经常见面，我们从不提过去，但过去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却真正是铸就我们特殊的师生关系的基础啊！但我知道那是一道道伤疤，那是任何人都不愿去碰的痛苦回忆……但巴金在《回忆录》中却说过：“忘记了过去，历史有可能重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