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之我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的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一种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这种新诗，脱离了古典诗词在章法、句式、对仗、用典、平仄、韵律等形式上的束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她顽强的生命力。当时，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都大力倡导并积极写作新诗。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从而开启了中国新诗运动的先河。

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关于新诗的话题，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各家各派，论说纷纭。但也正是在这不断的论争中，新诗才得到自我扬弃、自我发展。

为此，我也不揣浅陋，发表一下自己对新诗的看法，以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关于新诗的内容

一般来说，对文学创作的内容，是没有严格限制的，作为文学作品之一的诗歌亦然。眼前的景物——风、花、雪、月可写，日常的劳作——种、耘、收、藏也可写；微观的爱思情缕、哀伤幽怨可写，宏观的政治斗争、战争风云也同样可写。总之，凡是作者所熟悉的，能够驾驭得了的题材，都可以写。苏轼对诗词的创作，题材就非常广泛，被人誉为“无事不可入诗”。

写什么内容，是诗人的自由。但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能否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从小处说，则取决于读者；从大处讲，则取决于人民。只去“抒发自我”，只自我陶醉于“象牙之塔”，不关心民众疾苦，不牵系民族兴亡，这样的诗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的。

杜甫之所以享有“诗圣”的盛名，就与他写诗的着笔点直接关系。他的诗作关心人民疾苦，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可以说，仅以他的“三吏”、“三别”、“两行”，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诗作被誉为“诗史”，确实是名至实归的。

在现代众多的诗人中，田间是我们不能不提的一个诗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以诗歌为号角，书写了大量的鼓动诗，如他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看了、听了这样的诗，一个有血性的人（且不提爱国），你还能坐得住吗？你还能不拿起刀枪去抗击侵略者吗？田间的战斗诗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战斗激情，因而，闻一多曾将田间誉为“时代的鼓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大批诗人都能够紧紧贴近社会生活，写出脍炙人口的诗章。上世纪五十年代，郭小川、贺敬之、光未然、阮章竞、李瑛、柯蓝等人的作品，曾风靡一大批年轻的建设者。特别是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回延安》，更是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的传诵。

可到了新时期，我们的诗界却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主张“抒写自我”、鼓吹“个性张扬”、提倡“为少数人写诗”等论调甚嚣尘上，在报刊、杂志、甚至一些专业诗刊上，很难见到令人为之一振的诗作了！这是诗人的悲哀，更是诗界的悲哀！

我认为，“自我”不是不可以抒写（水滴乃大海中的一员），“个性”并非不能张扬（普遍寓于个别之中），只是，你所抒写的“自我”、你所张扬的“个性”需要和人民大众相联系，要通过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芒，要具有代表性，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具有活力。

其实，即使是一些小诗，只要她所展现出来的情、景能给人耳目一新，写出人人都能看（想）到，而人人有都未曾写出的诗句，尽管她所抒写的不是什么重大题材、重要事件，照样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得到广泛传诵、经久不衰。

二、关于新诗的形式

形式历来是为内容服务的，什么样的内容，就需要选择什么样的形式，就像什么样的体型就需要穿什么养的衣裳一样。否则，就会衣不合体，不伦不类。这是在文学创作中，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诗歌创作中形式就不重要了。相反，在诗歌的创作中，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好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而不伦不类的形式则埋汰了内容，使重要的题材得不到彰显。

我认为，在诗歌创作中，以下几点是需要我们掌握的基本形式——

1、要注意营造意境。在诗词作品中，意境是指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是作者的心境和感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这个道理。一首好诗，不可能没有意境的。诗词中的意境，就是当人们读（听）到她时，就会随着诗意在眼前出现一连串画面，就会产生亲临其境的感觉。

譬如，在周总理离开我们而去的日子里，柯岩根据看到、听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思念之情而创作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前进不停息。”//接着，作者一连串用了大地、森林、大海、广场的回答，形象的表现出周总理的无处不在。当我们读这首诗时，一幅幅清晰地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周总理那繁忙的身影。

有了意境，一首诗就活了。没有意境的诗（准确地说，那不算是诗，只能称作文字的堆砌），犹如寡淡无味的白开水，甚至是污水，是不会令人喜欢的。

2、要讲究节奏。在诗词创作中，节奏是非常重要的，节奏是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重要手段。节奏之于诗，就犹如脉搏之于人。一个人脉搏的跳动有慢有快，也允许有慢有快，但绝不能没有脉动。没有了脉动，医生就会判定这个人已经死亡。没有节奏的诗（？），从严格意义上说，就不叫诗，只能称作泛意上的文章。

不同的情感，需要不同的节奏来表达。慢节奏适于表达舒缓、绵长的情感，故一些表现缱绻情思的诗作，宜用慢节奏。而表达激愤、恼怒、急迫心情的作品，则宜用快节奏。

在写完一首诗后，就要放声朗诵几遍。在朗诵中，感觉到拗口的地方，就一定是节奏上出现了问题。就要在此处进行修改，直至朗朗上口为止。

3、要注意押韵。押韵是诗词作品的重要语言特点，是区别韵文和散文的主要标志。押韵的作用就是要使声音和谐优美，吟诵顺口悦耳，便于记忆流传。在古典诗词中，押韵是有严格的规范的，什么地方押韵，押什么韵，都不能出现错误，否则，就会贻笑大方。马克思就曾经说过：“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

新诗的出现，虽然对于押韵要求得不是那么严格了，但主张应当押韵的人也不在少数，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同志就主张“精炼，押韵，大体整齐”。鲁迅先生也提出：“新诗先要有节调，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闻一多，何其芳，徐志摩等新诗的实践者也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由此可见，押韵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4、要注意建筑美。诗歌的建筑美，是闻一多先生最早在《诗的格律》中提出来的，他和他新月派的文友，在其诗作中，也不断地作出实践，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形成了一个著名“新格律诗派”。所谓的“建筑美”，主要是指“节的匀称，句的均齐”，即在一首诗中，各节句子基本相等，各句字数大致相等，在视觉上给人以美感。

三、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都要通过这两个方面得到表现。没有没有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没有形式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诗歌的创作。

在诗歌创作中，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比如要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就以长篇叙事诗为宜；而触景生情抒写即时心绪的，短诗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但是，形式也并不是绝对被动地毫无条件地服从内容的，它对内容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适当的形式，可以将需要表现的内容表达得淋漓尽致；不恰当的形式会使需要表现的内容显得蹩手蹩脚。比如，用阶梯式诗歌抒发奔放的激情，肯定是适用的，但若用这一形式去表现沉闷、哀痛的心绪，那就会使得沉闷、哀痛的心绪无从释放，犹如以欢快的语气去致悼词，就让人觉得无法开口。

总之，正确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就可以使诗歌创作如鱼得水、如虎插翼，得心应手，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