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奉父亲度晚年

父亲老了，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父亲病了，是脑血栓后遗症；父亲身体垮了，已经骨瘦如柴，并且卧床不起。看着整日在床上受煎熬的父亲，我心中很是难过，父亲年轻力壮时的许多往事不断地涌进脑海。

父亲于1935年出生在临淄农村，那可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由于社会的原因，父亲没上过几天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但是父亲身材高大，满身都是力气，父亲就靠这一身力气立命安身，养家糊口，直至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有记忆的年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家里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况且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农村人全被捆在庄稼地里，靠吃“大锅饭”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让家庭运转下去，是一件多么辛苦而艰难的事啊！

为了让家里人吃上饭，父亲拼命的多挣工分。父亲是壮劳力，白天做生产队里最重的活，一天能挣10分工。晚上还要求加夜班，农忙季节看护场院，农闲季节看护窑厂，能再挣2分工。记得一年的冬天，吃晚饭时父亲对我说：“多喝碗粥，今晚和我看窑厂去！”母亲说：“孩子还太小，就不用他也遭这个罪吧！”父亲说：“我夜里冷得睡不着觉，我俩一个被窝会暖和些。”吃饭后便上路，圆月挂在空中，皎洁的月光与雪原相互交映，如同白昼一般，衬托的冬夜越发寒冷。西北风不大，但利飕有力，刮在脸上好似刀割。来到窑厂小屋，父亲打开木门，屋里只有一个土炕，炕上凌乱着单薄的被褥。我知道家里穷，父亲只能用一床被褥。父亲伸开被褥说：“我睡这头，你睡那头，脱掉棉衣，盖在被子上，这样暖和。”我躺下后就像钻进了冰窟窿，冷得睡不着，父亲却说：“有了你暖和多了。”不一会便响起了鼾声。

父亲白天累死累活，夜晚竟然不得安息！在我记忆中，父亲很少在家里睡觉，更少白天休息。虽然父亲没日没夜的干，可是到年底结算出来，还欠生产队里百十元钱，年年如此，越积越多，我至今都不明白父亲是如何还清这欠账的。

没有钱就不花，可没有饭却不能不吃。俗话说得好，“半大小子，吃怕老子”，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我就隐隐不安，担心放学回家没饭吃。记得有一年初秋，我家分的夏粮吃完了，秋粮还没收获，父亲找到队长借粮食，队里也缺粮，父亲征得队长同意，到村头地瓜地里刨地瓜。当时村民来来往往，有打招呼的，又说俏皮话的，父亲的脸是青一阵红一阵，但为了孩子们不挨饿，他再难为情也得做呀！由于父亲的操持，我家没有一次揭不开锅。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因为饮用水源被齐鲁石化炼油厂污染，我和周围几个村子的男孩子患上了肝大病。我们村没有卫生室，父亲就领我到东孙村卫生室看病。父亲没有钱，就对宗族的爷爷说好话，赊出药品和注射针剂，一次大约是50元。当药品用完的时候，父亲再去赊的时候，欠账单早已贴在医疗室的醒目位置了，父亲的名字是第一个。我都感到很难看，至于父亲内心多么难过，再说多少好话，自然不言而喻。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文盲的父亲，一个勤劳的父亲，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把母亲的心脏病治好了，把四个子女养大了，并且培养出了一个初中生，一个中师生，一个高中生，一个本科生！我不想用什么形容词称颂父亲，我只是觉得父亲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我们。

我们相继成家立业，有了受人尊重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幸福的家庭，这一切都是父母给予我们的。看着渐渐老去的父亲，总觉得应该尽最大能力让父母衣食无忧，来报答父亲养育之恩。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养老金从原来的每月三五十元，增加到一百元，再增加到二百元。看病费用全由我们分担，住院轮流陪护。父母生日、节假日我们带着爱人和孩子回老家看望父母，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其乐融融。父母经常把孙子孙女留在身边，哄着，宠着。这十几年是父亲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

天有不测风云，2002年元旦我哥因脑溢血不治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巨大的打击伤害了父亲心灵，摧残了父亲身体。尽管我百般安慰，千般排解，但丧子之痛又是如何能劝解了的？父亲开始失眠，后来是头痛，去看医生吃了很多药，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束手无策了。看着日渐颓唐的父亲，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头产生。

2006年国庆长假我在滨州沾化帮人干活，10月5日下午四时许，突然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拿不起筷子，饭吃不到嘴里去了。我担心的事发生了——父亲得了脑血栓。我告诉母亲：“这个病耽误不得，你赶快和他去村卫生室先打上点滴，我明天上午赶回家”因为早有心理准备，了解到世纪大厦附近的“梁文华心脑血管诊所”治疗这种病效果好。第二天赶到家里，领父亲打的来到诊所，CT做出来是脑干堵塞。梁大夫说：“情况比较严重，好在送来的及时。”于是打上点滴。这个病发展真快，中午还能站起来，到了晚上就站不起来了。治疗的效果也很好，用药36小时便控制住了。那些天，我又要上班，又要陪父亲，又要送饭，忙的不可开交，辛苦是没法说了，但看到父亲一天天好起来，心情也就豁亮多了。

我和弟弟商量，父母亲需要人照顾，就不能再住在临淄老家了。弟弟家住上海，没有侍候父亲的条件，我决定将父母搬到我的身边。当时我的房子因为暖气改造，没有供暖，弟弟便说：“我到南定热电厂宿舍租套房子，那里暖气热，供暖期又长，一切费用我负担。”

我非常清楚，象父亲这样年龄的人，一旦得上了这种病就不会完全康复，会慢慢的加重复发。2009年12月30日下午，母亲打来电话说：“你爸像疯了一样，不吃不睡，在屋里跑！”我赶过去一看，知道父亲的病情加重了。到山铝医院看医生，CT做出来，医生指着片子说：“脑中多处堵塞，很难治疗，住院没有多大意义，开点药回家吃吧！”此后每当天气变化，父亲就发疯一天，在这一次次发疯中，父亲身体损耗太大，没过多久，就卧床不起了。我则除了上班，其余时间全用在了照顾父亲上，喂饭，喂药，喂水，换尿布……算来已经半年多了。

我的行动也影响了孩子们。我的女儿在张店工作，每到双休日都带给父母喜欢吃的食物，帮助母亲做饭洗衣服，给父亲喂饭，陪父亲说话。儿子在上海工作，每当放假总是赶回来，大多时间呆在父亲家，他多次对我说：“爷爷的时间不多了，我要多陪伴爷爷。”离开家后经常打电话，向爷爷奶奶问安。看到孩子们这么孝敬爷爷，我很欣慰。

我知道：我没有能力留住父亲的生命，但我有能力让父亲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多一些快乐，少一些遗憾，多一些舒适，少一些痛苦。这样在父亲大行的时候，我心里会很坦然——我倾力侍奉父亲度过了晚年，父亲没有遗憾，我也没有遗憾。